论宋代书院学风

论宋代书院学风
摘要宋代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的书院不仅吸引了大批一流的学者，而且还培养了众多的人才。

随着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宋代书院形成了既不同于前代书院也有别于当时官学的学风，这种学风反过来也对书院的教师和学生产生了积极地影响。

关键词：宋代书院学风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私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有别于官学的重要教育制度。

唐玄宗开元六年，设丽正书院作为修书之所，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

然而，丽正书院还是官办性质，它的主要任务也不是教育人才，而是收集、整理图书典籍，撰写国史等。

但此时的民间书院已具有了后来聚徒讲学的特征。

至宋代，书院进一步发展，并在北宋就形成了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四大书院；南宋时，随着理学的发展，理学家纷纷入主书院，书院的发展更是达到了巅峰。

随着书院的发展与成熟，各个书院呈现出大体相近而又各有特点的学风。

这些学风对书院的整体风貌、教师的教育教学及生徒的精神志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宋代书院学风的形成
宋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着如何消除各地的割据政权，完成统一大业的问题。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宋代的官方教育没有发展起来。

作为民间讲学主要力量的书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弥补官方教育
的不足而兴起的。

然而，随着北宋政权的逐步稳固，北宋政府逐渐将教育权收归官方，民间书院的教育作用逐渐被取代。

随后，官学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但其教学理念和内容却出现偏差。

大多数官学教员与生徒沉迷利禄之中，将教与学都作为科举考试的敲门砖。

因此，民间书院那种心忧天下和博古通今的风气消亡殆尽。

当金人北侵之时，这种教育弊端便显露出来。

官学培养出来的太学生为功名利禄轻易就抛弃了儒家提倡的夷夏之辨、君臣大义等主张。

因此，南宋士大夫便面临着如何在少数民族威胁的情况下，维持世道人心的重大难题。

南宋官学的情况与北宋相比并无太大改善，陈傅良指出地方官学仍然是：“文具胜而利禄之意多，老师宿儒尽向之。

”朱熹也认为中央太学：“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尝得售于场屋者耳。

”教师所讲与生员所闻无非是如何得官、如何获利的方法。

有鉴于此，南宋理学家多致力于纠正这种风气，并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官学积弊已久，难以改善。

他们则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书院中，并制定学规亲身实践，对书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宋代书院学规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白鹿洞书院学规，它是书院精神的象征，共有五条。

第一条为“五教之目”为“父子有亲，……朋友有信。

”规定了伦理道德规范等方面的问题，道德品质位居第一。

其次，“博学之，……笃行之。

”所谓“为学之序”是在学习方法上作出的规定，要求生徒先广泛学习，而后对不明白的问题先想后问，并不断的思考，吸取其中的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将学到的知识运
用到现实中去检验。

随后，“言忠信，……迁善改过。

”所谓“修身之要”是在个人修养方面的规范，要求生徒必须在涵养上下工夫，注重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加强自身修养，限制自身过度的私欲，压抑自己的怒气，不断完善自己。

再之，“正其义，……不计其功。

”所谓“处事之要”给出了重义轻利的办事准则，要求学生办事情要做到公义第一，私欲次之。

最后，“己所不欲，……反求诸己。

”所谓“接物之要”是在接物处事方面的要点，要求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多为他人着想，不断思考自己的办事方法是否得当，在不断的反思中改进自己的行为，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

书院学规对生徒提出了诸多方面的要求，其目的在于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经国济世的人才。

但学规毕竟是死板的规章制度，书院优良学风的形成还需要书院教师的不懈努力。

书院大师们在治学中强调力行、认真、严谨，并且以身作则。

在学术研究上他们求实创新、脚踏实地、刻苦钻研。

著名的思想家范仲淹很注意学生学习方面的事宜，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发挥着为师的榜样作用。

他在应天府书院任教时，“公常宿学中，训导有法度，……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

”既教且管，以身先之。

他认为教师在传授学业的同时，还要管理学生，既言传又身教。

每次“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亦使学者准以为法。

”由于他教学有方，深受学生爱戴，慕名而来的学者项背相望。

另外，理学大师朱熹认为教育学生应该：“苟知其理之当然，……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载！”不要一味的用规章制度去压制，
还要讲清道理，树立先进典型，利用榜样示范，使他们树立远大的人生志向。

在闲暇时他与生徒探讨各种学术问题，点化各种质疑。

在老师们的言传身教下，学子们刻苦读书、勤奋求学、修养心性，每一个人都成为书院学风的载体。

在书院大师营造的学风氛围中，宋代学者进入自己心仪的书院后，就会有极强的归属感。

他们全身心投入到书院的学业上，潜心研究学术，深刻体会理学精神，遵守书院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自身的学习潜能。

即使在“庆元党禁”时期，书院遭受沉重打击的情况下，这些生徒不顾政治压迫与生命危险，依然坚持理学的学习与传播。

如朱熹的学生蔡元定在被放逐道州的前一天，仍然到寒泉精舍向他的老师及同学辞行，并彻夜与老师订正《参同契》。

体现了书院不但孕育了对学术研究专注且忘我的人才，而且还培养出了其忠勇无畏的精神。

书院中生徒的学习不只局限于官学那几本为科举考试而规定的书目，而是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和能力，日后成为经世济民，传道济民之才。

如胡宏的学生吴翌，朱熹说：“吴讳翌，字晦叔，……以明理修身为要，遂捐科举之学，曰：‘此不足为吾事也’。

”朱熹的弟子柴元裕终身不仕，以著述传经，教授生徒为己业。

二宋代学风特点
1 理学教学与书院活动相结合
宋代之前的汉唐，官学是传播知识、教导士人的主要力量，但是此时的官学系统，因循守旧，举业功名，极少讲学，“间相与言，……
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

宋初的官学教育同样的失败，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时，处于“四民之首”的士人，其中的大部分人累于公明，见利忘义。

为了改变这些现象，理学家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实际效果也不理想，“此邦学政其弊久矣，……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

于是，理学大师新建或修复书院，并将书院活动与理学教学相结合，借以去除科举利诱。

张在《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刘珙建设的目的是“岂将使子群居佚谭，……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

可以看出理学大家们并不急于铲除科举对士人的不利影响，他们只是反对仅仅为了科举而学习。

之后，再通过他们在书院中的讲学，营造书院优良学风来逐渐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用理学理念来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让他们明了国家取士和士子求学的真正目的。

2 注重学术研究与讲学相结合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使得书院建设以深入研究理学体系为主，理学大师与其主要弟子以不断完善理学体系为主要任务。

如朱熹、张在岳麓会讲中讨论的中和、太极、乾坤等内容，朱熹、陆九渊在“鹅湖会讲”中讨论的治学方法，陆九渊在白鹿洞的讲义都呈现出书院在针对理学方面的学术研究。

书院的教学功能是通过讲学实现的，宋代书院讲学又不同于汉唐讲学，肩负着广泛传播理学思想的重任。

宋代书院在会讲时，大师间的相互讨论，师生或生徒间的质疑问难也是在不断完善理学体系，从而将书院学术研究与讲学结合，促进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和繁荣。

3 自由争辩与讨论的氛围
在理学大师们的影响下，书院讲学内容广泛，并且经常有讲会和会讲等活动。

自由讲学之风以及讨论、辩论活动增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生徒学习方法的改变，增强了其独立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学大家朱熹鼓励自由争辩，相互讨论的学术氛围。

他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常亲自同生徒质疑问难。

生徒提出问题，他则反复释难。

为了促进和保持这种自由争论探讨的风气，他倡导书院应多举办讲会这种教学形式，让不同学派和不同书院之间开展讨论和辩论，历史上的“鹅湖会讲”便是一例，从而提高书院办学水平和学术研究能力，使得书院教师之间、生徒之间总是质疑问难，相互讨论研究学术问题。

4 求实求真的为学精神
理学大师们治学强调力行和以身作则，对待学问都是扎扎实实、刻苦钻研。

在他们的影响下书院的教育更加强调自主性、自觉性的学习。

如朱熹曾对弟子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自去理会，自去体察，自去涵养。

”“鹅湖会讲”、“白鹿洞书院会讲”、“岳麓书院会讲”都有大师们讨论、争辩、相互质疑的影子，听取不同学派不同的学术主张，兼取各家之所长促进学术发展。

书院教师们多以身作则，为学始终保持着求真求实的态度。

如陈亮感到《中庸》、《大学》等空言心性之学没有实际用处，就用了十年时间，探究天地造化之始，考古今沿革之变化，以推极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
睬，创立“倡言事功，主张实学实用”的事功学派。

三宋代学风影响
宋代书院优良的学风消融着科举对生徒的利诱，遏制着场屋俗学对生徒的侵害，他们坚持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仁义道德理想和对现实的关注，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学者，不断完善宋代士人内在的修养以及人生价值观和理想信念。

宋代以后书院又经历了元代、明代直至清代。

戊戌变法之后，书院被新的教育体制所替代，至此中国书院全部消失。

元代是外族统治的时期，但在宋代书院学风影响下的士人并没有向统治者低头，他们秉持“春秋大义”，以传统的“夷夏之辩”和统治者斗争。

如岳麓书院师生在元兵围城之际，放下了自己手中的书本与军民一起坚守城池，表现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白鹭洲书院的学生文天祥誓死不屈服于统治者。

元初，即使武力斗争已经改变不了亡国的现实，忠节之士或隐居山林或创建书院或入院讲学传播理学精神，继续非暴力的抗争活动，将宋代书院良好的学风和精神一直保持下去。

明代前期书院受政策影响导致发展缓慢，取而代之的是官学的兴盛发展。

明初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思想，以“内设国学，外设郡学及社学，且专宪臣以懂之”，作为其教育理念。

在官学及科举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书院学风荡然无存。

但是官学和科举的弊端却逐渐显现出来，如洪熙元年（1425年）浙江布政司右参议戴同吉称：“近年来，为师者多记诵之学，经不能明，身
不能正；生徒放旷而不敢责；有所问辩而不能对。

故成才者少，无良者多。

”教师和学生的质量不断下降，宋代就宣告失败的官学教育在明代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于是，人们又将目光转向了历史悠久的书院，书院大师们在建设书院的同时继续严谨、开放的讲学授课，生徒们又开始认真、刻苦、质疑问难的学习生活。

教师与生徒共同讨论各种问题，潜心研究学术。

如东林书院师生不惧怕朝廷禁议令和政治斗争，依然坚持“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为学宗旨。

始终关注国家时政，关注国家命运，即使在随后的官方禁毁中，他们依旧坚持着优良的传统。

总之，宋代书院学风一直被不断的延续和传承着，即使在今天它依然影响着人们读书、治学、为人之风气，为后人提供着无穷的精神源泉。

参考文献：
[1]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2] 朱汉民：《中国的书院》，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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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

[6] （宋）朱熹，邓洪波编著：《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 郑翠飞：《古代书院的大学精神及其现实意义》，河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8] 毛小庶：《论南宋书院理学大师的学术精神》，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作者简介：李京京，男，1985—，山东德州人，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200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学校管理、思想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