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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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萌芽与发展
兰岚
【关键词】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师夷长技”【摘要】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产生于边疆危机当中，是对当时国家安全威胁的一种反应和反思，它源于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当时的国防形势，也与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文思想有关。

它的发展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国防重心的转移，而且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开启。

文史哲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防形势面临着“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开端。

与中国古代史上的所谓“夷狄”之患相比，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选择的进攻方向在于东南海疆，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且以更高的科技实力和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制度为后盾，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更大的威胁。

这使海防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着重考虑的严峻问题，由此产生了海防思想。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萌芽
中国现代海防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

林则徐从战争中认识到，“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必须
“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并主张建立一支“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

林则徐创建“船炮水军”的计划虽在生前未能实现，却使他成为晚清倡议建立近代海军之第一人。

魏源继承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而又有所发展。

他提出以守为战要与走精兵之路相结合；主张实行内守与外攻相结合的海防战略，
“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并建议设厂造船，先在广东训练新式水师。

在他们的倡议下，“师夷长技”说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为晚清海防思想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近代海防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轮船。

这样，创建海军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丁日昌是晚清创设海军的最早设计者。

他于1867年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建议制造轮船30艘，
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路，派提督一员统之。

翌年，又在《条款》的基础上重拟了《海洋水师章程》
六条。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创设外洋水师的具体方案。

其主要内容包括：购置兵轮，特别是大兵轮，以创设外洋海军；在中国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创立三洋海军，分区设防；精设机器局，不但制造轮船、枪炮，还要发展民用工业。

海防思想的发展，使洋务派进一步将“师夷长技”说付诸实践，创办了造船工业。

特别是创设外洋水师方案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
的产生，而且表明晚清海防思想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
晚清海防、塞防之争。

19世纪70年代中期，
清廷上下发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是中国边防政策的一次大规模讨论，几乎所有的廷臣和边疆大吏都卷入其中。

这场争论和当时中国面临西北和东南的两面受敌的国防形势有直接的关系，而其争论结果也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大发展。

1871年俄国强占伊犁，之后新疆几乎完全脱离了中央统治，清政府感到塞防问题日益严重。

而1874年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进犯台湾，面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日益膨胀的扩张野心，清廷感到巨大压力，总理衙门就此事提出“练兵”
、“简器”、“造船”、“筹饷”
、“用人”、“持久”六项旨在加强海防的措施，饬令沿海和沿江大臣讨论。

我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发生了危机。

面对当时的严重形势，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在如何处理危机的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形成了有名的“海防”和“塞防”孰重的持续争论。

海防派和塞防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二者在下列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李鸿章认为：中国的防务，古今之势有所不同，故要“力破成见，以求实际”，以海防为重，自奉天至广东的沿海是中国的心腹，尤其“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

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富奥区”；新疆的地位却不重要，只是中国的肢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李鸿章主张弃守新疆，停兵、撤饷，他还强调：新疆军事并无把握，假如迁延岁月，财政更加穷困，到时后悔已晚。

而左宗棠则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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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马冰莹
他十分强调新疆地位的重要，“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

”尤其是从当时的形势出发，俄罗斯的侵略野心日渐增长，因此，必须收回新疆。

争论的结果。

1875年，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任命他为钦差大臣，仍任陕甘总督兼督办新疆军务。

但是，在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加强塞防的同时，清廷又将海防作为国家战略防御的另一重要方向。

同年，清廷决定，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调拨关税和厘金400万两，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粤洋（福建）三支水师。

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被任命为南洋和北洋海防大臣。

1880～1881年，李鸿章委托李凤苞先后在德国伏耳铿厂订造两艘铁甲船，直到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这两艘铁甲船才得以驶抵大沽并编入北洋海军，被李鸿章分别命名为定远和镇远。

与之同时驶回的还有一艘在德国定造的快船，被命名为济远。

定远与镇远两艘铁甲舰的购成和装备，可以说是第一次海防之争的最大收获。

两舰吨位各7000余吨，成为北洋海军中吨位最大的舰只，定远舰后来亦成为北洋海军的旗舰。

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粤洋（福建）水师在马尾遭到法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

战后，清廷决心大治水师，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委派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另派李鸿章会同办理，并责成李鸿章专司北洋精练海军事宜。

这表明清政府确实想重视发展海军，特别是“以大治水师为主”和“精练海军”方针的确定，更为北洋海军的迅速成军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此推动下，李鸿章加快了购舰、营建海军基地和北洋海军成军的步伐。

1888年5月，李鸿章亲自主持《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工作。

9月间，奕譞正式向慈禧太后奏呈《北洋海军章程》。

10月3日，清廷批准了该章程，这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成军。

此时北洋海军的舰艇总数已达42艘，总吨位为4.5万余吨，且形成了铁甲舰、巡洋舰为主力舰，鱼雷艇等艇船为辅的组军结构，其实力当时已超过日本海军。

这表明中国具有了一支能跻身于世界海军之列的舰队，可谓盛极一时。

对中国近代化的推动。

从以上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海防问题在中国是和近代化问题紧密相联的，因此，海防思想由理论走向了实践，不仅带来了海防建设的近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首先，海防思想与近代化思想是同时发生的。

洋务派官员将海防思想从理论付诸实践，开始了以“自强”为口号和目标的近代化运动。

晚清近代化是以创办近
代军事工业为起点的，所以，近代海军的产生和发展便
成为近代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海
防问题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单单是设船厂造兵船，设军械局造火器，亦可扩而大之，使制造有利于国
计民生，有利于发展贸易。

这样，由创建军用工业开始，
自然便逐渐扩大到创办民用工业。

由此可见，从根本上
说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启动的近代化运动，只不
过是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海防思想付诸实施
罢了。

其次，最初晚清海防论者所说的“师夷长技”，主要指
学习西方的船炮制造，后来扩大到“采西学”，也只是指引
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

但是，随着对西方国家社会历史
更多的了解，人们逐渐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危险
处境开始有所认识，在了解和探讨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
同时，也开始注意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

可见，晚清海防
思想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而且为尔后兴
起的维新变法起了开启民智的作用。

其对传播民主政治
思想的启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晚清的海防建设虽说不够成功，而在海防思潮
的推动下，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北洋海军终于在1888
年正式成军，就是一个例证。

当时，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西方国家除外），使各国皆刮目相看。

本来，从19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加速了海军的建设，主要是为了防
范日本。

应当承认，在一段时间内，这一目标还是基本上
达到了。

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其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

特
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所未有，
对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局限性
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发展，始终局限于对西方殖民
主义“坚船利炮”政策的一种被动式反应，仅仅是一种
较低层面的军事防御对策。

因此，即使是1888年北洋
海军成军之后，清廷认为海军已经发展到“用之自守尚
有余”的地步，就停止了继续购舰，反而将有限的军费
用于庆贺慈禧太后的寿辰。

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日海军力量对比已有明显的变化。

另外，从世界
海军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业化国家的海军发展是应资
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需求而产生的，与之适应的军
事战略自然应该是进攻型的；而中国近代海防思想的
发展包括海军建设都重在一个“防”字，在挑战来临之时，由于清廷缺乏争夺制海权的概念，在甲午战争中其
海防战略主要是保全舰队和保护海上运输线，这样就
削弱了舰队的机动进攻作战能力，使其战略利用价值
大打折扣，最终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作者单位：海南师
范大学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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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中总第3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