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东流读后感

一江春水向东流读后感
在最近发表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文中，华为总裁任正非流露出了浓浓的忧虑之情，这是由于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好接班人顺利交班、应对不利外部环境、找到华为的未来发展方向三大难题，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近日仔细学习了华为总裁任正非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之前流传的多篇文章最大的不同，就是任总以前的文章总是在忧虑当中还能够看到乐观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而这篇文章我通篇只看到了他那浓浓的忧虑之情。

作为中国最优秀企业家的任总为什么如此的忧虑?我觉得，任总有“三忧”：
一忧接班人。

生于1944年的任总已是68岁高龄，虽说企业家没有退休之说，但是毕竟也需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

而在此时，他遇到了中国传统威权型组织普遍遇到的问题。

令他感到尴尬的是，他既无法将自己的权力传递给子女，又找不到能够真正独当一面的其他接班人，于是只好搞轮值CEO制度，每人当4个月的CEO。

而无论是从管理的责权利还是从中国人的传统来看，这种类似“联合国秘书长”的轮值CEO制度都颇为尴尬，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

在真正的接班人出台之前，“思想混乱、主义林立”的华为有可能会经历一段动荡的时期，而这显然是任总不愿意看到的，此
为一忧。

二忧外部环境。

由于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民营企业家对于外部环境的无力感会更加的强烈，尤其是近些年出现大幅度的“国进民退”的大背景下。

不可否认，虽然一直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但是华为的发展仍然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例如创业初期针对国有交换机的扶持政策，后期针对出口型企业的买方信贷，等等。

而从大的经济环境来看，则是人民币和人力资本长期低估，作为出口主导型企业的华为享受了多年的“汇率红利”和“人口红利”。

未来，这些“红利”即将消失，政府也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国有企业。

在越来越不利的外部环境到来之时，身形已经如此庞大的华为将如何适应?此为任正非的二忧。

三忧华为的未来。

最近一两年，华为的发展似乎有悖于任正非坚持多年的谨慎和专注的原则，不仅分拆出了企业和终端两大业务集团，而且在一年内招了3万多名员工，人数扩张了三分之一，还提出了要超越思科和谷歌的“大跃进”目标。

不过，这也是华为突围的无奈之举。

如果美国市场能够顺利地进入，华为也许不必这么早就开始多元化。

只是，从自己擅长的运营商市场走向新市场，一是从蓝海走向红海，二是走向完全不同的业务模式，成功的概率又有多大呢?即使能够取得阶段性的成功，又是否能够推动华为公司整体走向“长期价值贡献”呢?从阿尔卡特、西门子和爱立信等电
信设备商过去的失败经历来看，华为还真不能过于乐观，此为任总的三忧。

不可否认，华为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之一，竟然能够在中国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长出技术型企业的奇葩，任总也被众多中国企业家学习和膜拜。

但是，华为终究无法脱离中国的现实，要突破天花板，还必须同时克服外部和内部的诸多阻碍，而这还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而留给任正非的时间并不充裕了。

其实，时间才是任正非的最大忧虑。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前几天由于课程作业的需要看了民国时期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看完之后，心中就有无数的话要说。

这部电影太好看了，真是愁不尽，却向东流。

剧情大体上就是：上海某纱厂女工素芬，贤淑善良，在夜校读书时结识教师张忠良，感情日增，结为夫妇。

婚后一年，抗战爆发，孩子呱呱坠地，取名抗生。

忠良参加救护队，奉命随军转移。

素芬则和婆婆、孩子回到家乡居住。

忠良在南京险遭敌人枪杀，后又被敌人俘虏，备尝艰辛。

家乡沦陷后，忠良的弟弟忠民及其在乡村小学的同事婉华，加入了游击队;老父被敌人吊死;素芬带着孩子和婆婆仍逃回上海。

素芬进难民收容所服务，悉心照管孤儿。

忠良逃出日军的魔掌后，辗转抵达重庆，举目无亲，流落街头，
他去求助于在战前已认识的交际花王丽珍。

她为忠良在干爸庞浩公开设的公司里谋得一职。

最初，忠良对公司的一切陋习极为反感，但在王丽珍的引诱和奢侈生活的腐蚀下，逐渐随波逐流，终至与王丽珍同居，当上庞浩公的私人秘书，周旋于商人掮客之间，成了投机老手。

素芬则日夜思念羁旅在外的丈夫，婆婆又呻吟于病榻，全家挤在一个残破不堪的晒台阁楼，忍受着煎熬。

不久，难民收容所因日军强占而结束。

素芬与婆婆为生活所迫，随着贫民群众，顶着朔风去封锁区贩米，为日军发现后被驱入水塘监禁，历尽千辛万苦。

抗战胜利后，张忠良回到上海，住在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家里，又与何文艳勾搭成奸。

这时，素芬为生活所迫，去何家帮佣。

一日，何文艳举行家宴，忠良和王丽珍翩然起舞。

当素芬认出忠良时，一阵心酸，不禁失手打落杯盘，四座哗然。

素芬从混乱中逃出。

翌晨回家，接忠民来信，喜报已与婉华结婚，在根据地工作，并向兄嫂祝福。

素芬读信，泣不成声，始把实情禀告婆婆。

老母愤极，即携素芬母子来找忠良。

老母声泪俱下，力劝忠良不应喜新厌旧。

蓦地，王丽珍从楼上直冲下来，猛掴忠良耳光，极尽撒泼之能事。

忠良慑于银威，唯唯诺诺，不敢吭声。

素芬在绝望中奔至江边，纵身投进了黄浦江。

老母坐在江边号啕痛哭，一江春水向东流去，愁不尽，恨无休。

看《一江春水向东流》仿佛面对一排哈哈镜，它聪明的
撩拨着中国观众潜意识里的古典悲剧情结，并且依据接受者的现代口味对它做着各种奇怪的变形。

一个家庭伦理悲剧，演变成“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家国之慨，我们又一次领教了三四十年代观众，电影界和评论界对于宏大叙事的强烈兴趣。

素芬为什么会跳江?“遇人不淑”是古典戏曲为观众提供的现成逻辑。

可是，这毕竟是一部左翼电影，于是，男权社会的压抑，对于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底层妇女面对长期生活无着的绝望，也构成了我们的阐释话语。

不过，足以说明真相的证据应该在哪里寻找呢?
素芬为衣食所迫，抛下身份去何文艳家做了娘姨，在这个所谓上流社会家庭里，她了解到住在金碧辉煌的公馆里的每个人，其道德水准是何等的与住宅豪华程度不成正比，这让她获得了某种心理满足，因为她一直坚守的信条在此时此刻得到了证明。

故而在偷听完佣人之间的议论后，她马上就对儿子说：“只要你爸爸回来就好了。

”她不仅要儿子相信，她也在反复自我提醒，和自己处在同一个话语系统里的张忠良，对于他们这个系统应该遵守的一夫一妻，“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在一起”的道德准则，是应该做到彼此之间心知肚明的。

不过一切都在宴会之后急转直下，当她发现自己的丈夫摇身一变，成了“妖孽”的成员，她所坚持的道德准则当即
受到不可挽回的伤害，“他不仅在重庆有了妻子，到了上海又和我的女东家勾搭上了，他恨不得我们当时就死了。

”张忠良在道德和爱情上的双重背叛，让她一时间无所适从，她从一个道德品性上完美无暇的妻子，变成了王丽珍口中“下流胚子的女人”。

这种刺激在收到小叔子成婚的信之后(读信的情节和信的内容又无形中提醒了观众，这是一个识字的女人)，更加深化成为一种刺痛。

伤害至此变成了生活信仰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