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轼墓志铭研究报告

试论轼墓志铭、祭文的悲剧性主题的书写
摘要：本文以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轼文集》为主要参考文本来研究轼文集中的墓志铭、祭文等哀悼文字。

文章主要通过五部分的容，即“吾生如寄”的悲凉感；功业不立的无奈感；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失落感；不能“夜雨对床”的挫败感以及枯骨不收的落魄感等方面来阐述轼对于人生、命运、社会和自然的思考与解读，从而揭示出轼的墓志铭、祭文悲剧性主题的书写。

文章鉴于历来研究轼诗词和散文的艺术成就、文艺风格、人格风尚、为官之道以及其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论文及论著很多，而涉及到他的应用文，尤其是墓志铭、祭文等哀悼文字的研究较少，故而本人特择取这类文字来研究，以期探究出这类文字中的悲剧性主题的书写。

同时，为大家认识一个更真实的轼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祭悼文字，无奈与无能，悲剧性主题，书写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它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自然要求真。

文学的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的真、社会的真。

不过，文学的自身的真又不同于自然的真和社会的真，二者质的区别，就在于自然的真和社会的真只是一种存在，而文学的真却是一种艺术创造。

这种艺术创造的真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比之客观实在的真要高一个层次，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客观实在的真，而且体现了人对客观实在的真的认识、理解。

换句话说，它是被主体选择了的、认定了的真，是主观化了的真。

显然这种真是人类主体的一种表现。

这种艺术创造的真，由于融合了人类对客观实在的认识和理解，与善发生了关系，体现了人类善的意志、善的愿望，因而它是善化了的真。

真与善的高度融合、统一，就是美。

因此，艺术创造的真又是美的真。

[1]
在大文豪轼的文集中，有一类祭悼文字。

其字里行间，蕴含着的即是轼对客观实在的真即死亡的认识与理解。

当轼将死亡纳入自己的关照视野时，就意味着他在用他的如椽大笔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真。

在轼的众多祭悼文字中，我特拈出其中较富有代表性的两类文章：墓志铭和祭文（包括哀词）来研究，其中祭文中不包括制祭文（这类文章奉皇命而写，纯属应酬之作，故排除在研究之外），这里的分类依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轼文集》为准。

经过统计，轼写有墓志铭13篇，祭文51篇（包括哀词），共64篇。

有些篇目里包含几首，如《祭文定公文三首》、《祭柳仲远文二首》等，为方便起见，皆算作一篇。

把这些墓志铭和祭文按性别来分，47篇为男性对象，14篇为女性对象，另有3篇为无名枯骨（不知对象）。

综观轼的墓志铭和祭文（包括哀词），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篇章里充满了对人生悲剧性的无奈与无能。

因此本文试从这一点来揭示轼对悲剧性主题的书写。

“吾生如寄”的悲凉感；功业不立的无奈感；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失落感；不能“夜雨对床”的挫败感以及枯骨不收的落魄感皆成为轼祭悼文字中悲剧性主题的书写对象。

一、“吾生如寄”的悲凉感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古诗十九首》）”，“海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轼《临
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出门即有碍，谁为天地宽（孟郊《赠纯亮》）”皆是对人生如寄的书写与吟唱。

“‘寄’是寓居之意，即谓此世界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皆非永恒停留之所。

生命从别的地方来，还要归到别的地方去，只是一段时间寄居于人世。

”[2]所以人世才有诸多的无奈，而没有归属感。

对于“此身非我有”的轼来说，其中的意味尤其深长。

随着一位位亲友的离去，轼的“吾生如寄”的悲凉感在其心不断地涌动着，以致到最后不得不喷薄而出。

统计轼的祭悼文字，可以发现较多篇幅是在其40岁之后写的，而这其中较多篇幅是在1079年左右，即“乌台诗案”后所写。

虽然在轼人生的后期，他在一定程度上参透了生命，但轼珍视生命甚至比以前有过之无不及。

他是“极参透生命，又极珍重生命”[3]所以我们可以说轼对死亡的体悟更深刻更真切是存在着现实与历史的可能的。

轼常在祭悼亲友的文字中呼道“天不吾斯”，“契阔死生，四人仅存”，“死生祸福，天也”。

这些歇斯底里的呼号，乃是出于“吾生如寄”的悲凉感。

在天面前，在死面前，我们何其无能与无奈，其可不呼号。

在轼的墓志铭、祭文中，轼借他人的死生来悲自己的死生。

尤其对于壮年而言的悲悼对象，轼尤其产生“吾生如寄”的悲凉之感。

对于“余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不去……从子由谪于高安、绩溪，同其有无，赋诗絃歌，讲道著书于席门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尝有愠色……享年三十五”[4]的王子立，轼充满了感激、欣赏、痛惜之情。

“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4]便是对死者的无辜、生者的无奈和上天的无情的最好阐述。

所以，最后，轼只能以一种希求于未来的希望作结：“呜呼，百世之后，其与我皆隐显也。

”[4]对于王子立的英年早逝，轼毫无办法，只能付希望于时间与空间的历史推移。

这是对“吾生如寄”最好的一个阐述。

在《祭胡执中郎中文》①中，轼写道：“惟我与君，宛其老矣。

老人无徒，相见益亲。

凡昔在岐，今存几人。

谓君仁人，虽疾当寿。

云何而然，命也难究。

呜呼执中，人谁不死，如君之贤，不云止此。

”
[4]胡执中是“仁人”、“贤者”，轼本来以为天会佑他，“虽疾当寿”却没想到“命也难究”，最终也只能将挣扎于生死之间的手缩回，让天来评判。

在《祭欧阳仲纯父文》中轼写道：“去岁君来见我于国门之东。

携被夜语，达旦不穷。

凡所以谋道忧世而教我以保身远祸者，凜乎其有似于文忠。

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复见也，能不长号而屡恸乎？”[4]昨日相欢之景犹在目前，今日便撒手人寰，以致于轼“长号而屡恸”作无奈反抗。

在《祭石幼安文》中，又有一番钻心的疼痛攫住我们：“孰云此来，拊膺号天。

同驱并驰，俯仰而迁。

行即此路，皇分后先。

”
[4]久别重逢后，没想到换来的是生死之隔。

在《祭黄几道文》中，轼说：“一卧永已，吾将安凭。

寿夭在天，虽圣莫增。

”[4]友朋去世后，轼若有所失，没有了依凭的对象，其悲苦不言而喻。

在《祭柳仲远二首》中，轼说，“呜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艰。

亲朋几人，日化日迁。

逝者如风，赴来逾年。

一恸海徼，摧肠破肝。

……逝者已矣，存者何冤。

”“我厄于南，无降罪疾。

……天不我亡，亡其朋亲。

”[4]
从这些“呕心沥血的长诗”（郭晋稀《古代祭文精华·序》）中，我们不难看到“吾生如寄”的悲凉感。

在这些文字中，轼在反复地告诉我们：天的无情与人的无辜是一对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永远也无法更改的一种状态。

故而，祭悼的对象有命寿者、有命夭者，有贤能者、有卑微者，有儒者、道者、释者。

无论如何，其人世的生死是不可强求的。

因此面对这样的悲剧性主题，轼含有无穷无尽的情意。

在祭悼的过程中，轼的文字起到了很精彩的作用。

“既有死者的饮恨，更有生者的销魂，包含着《别赋》和《恨赋》所说的两重沉痛。

”（郭晋稀《古代祭文精华·序》）“一个真正审美知觉的民族，创造出传统的形式，通过代代传诵意味深长的固定主题，表达出生活中朴素的哀怨情怀。

”[5]含有哀怨情怀、包含无限情感的祭悼文字正是中华民族真正审美知觉的体现。

轼作为宋代的大文豪，这种自觉在他的身
①本文中的祭文除特殊说明外均引自中华书局1986年版的《苏轼文集》。

体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二、功业不立的无奈感
轼曾自嘲“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轼《沁园春·孤馆灯青》）。

”其中包含多少无奈之感而不被世人了解。

“问汝平生功业，、、”，纵观轼的一生，我们显然能体会出他那含着泪的笑，与其说是自傲的宣言，毋宁说是一种悲恸的自嘲。

正当轼想要大做一番功业时，无耻的小人、重伤的热潮奔涌而来，断送了轼的功业。

于此，轼显得毫无准备、束手无策。

在经历过一番折磨之后，轼显然对人生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对于不被世人了解，不被世俗所容的前辈和朋辈，轼仅仅抓住功名不立这一点，进行悲剧性主题的书写。

在轼的墓志铭、祭文中，既有对前辈功名不立的哀叹，又有对朋辈功名不立的惋惜。

景仁、文定、滕元发、令举、王大年等等都是轼为自己也是为后人所树立的儒家畴中的偶像。

通过对这些偶像的书写，轼再次丰富了其祭悼文学的蕴。

在《景仁墓志铭》中，轼将以道德事明主的景仁刻画得栩栩如生，使其伟岸人格跃然纸上。

全文通过多次上书直谏言其骨鲠、执着、坚毅，通过具体事例言其为民请命、为民做主，通过上书救轼言其不与世同流合污、有担当，通过其至理名言，刻画其伟大人格。

“事当论其是非，不当问其难易。

速则济，缓则不及，此圣贤所以贵机会也。

诸公言今日难于前日，安知他日不难于今日？”[4]（《祭景仁墓志铭》景仁语）这是公独立于世的光辉人格的写照。

但“及上即位，求人如恐不及，厚礼以起公，而公已老，无意于世矣。

（《景仁墓志铭》）。

”公直言敢谏，而朝廷屡次“不报”、“不从”，致使“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祭景仁墓志铭》）。

”的结局。

轼面对如此无奈之境，只能诉之于哭：“故闻其丧，哭之皆哀（《祭景仁墓志铭》）。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

”时代、环境的原因使得公不能实现其立功的宏愿，其不哀哉？
文定，名纲，文定为其谥号，曾以“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静退高下”为座右铭。

他之所言所行，皆出于为人臣子的真诚，然常不得志，为小人所害。

在《文定公墓志铭》中，又是另一番文章道德的展现。

轼主要通过论述公在处理元昊的事件上来刻画公的远见、魄力与“”。

连戎主都顾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文定公墓志铭》）”但如此精明能干的儒臣却屡遭小人排挤、诽谤。

致使“英宗屡欲召还，而左右无助公者。

”[4]“小人思有以中之。

”
[4]“以安石不悦，拜观文殿学士，留守西京。

”[4]所以轼在墓志铭的最后叹道“上不求合于人生，故虽贵而不用，用而不尽，下不求合于士大夫，故悦公者寡，不悦公者众。

然至言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

”[4]立功、立德、立言是儒家三不朽的事业，所以古代臣子不能立功的无奈就愈发地具有悲剧性和感染力。

轼在《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代文定公作》中写道：“小人因是出力挤公，必欲杀之。

”“而左右不悦公者，又中以飞语。

”“每进，小人则谗之。

”皆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的鲜活写照。

面对小人的迫害，今上的不器重，滕公唯有呼告道：“乐羊无功，谤书满箧。

即墨何罪，毁言日闻。

”[4]在小人得志，诽言日闻的残酷现实的状况下，滕公却始终能保持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散发出与众不同的魅力。

因此，轼对于他的不得志，功业不立的无奈充满了同情与哀叹。

轼用尽全部的力气呼道：“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老成云亡，吾谁与处。

猛虎在山，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樵牧所易。

”
[4]
另外，“将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复夺之而自使耶？不然，令举之贤，何为而不立，何立而不遂（《祭令举文》）”“先帝方欲尽其才，而君以病卒（《王大年哀词》）”等等书写，都可以见出轼对于宋代知识分子功业不立无奈的同情。

由于轼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环境，又由于轼与这些祭悼对象的关系，故而能够写得如此真切。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诗经·巧言·小雅》）。

”轼在为他们写墓志铭、祭文的时候，是真正地走进了他们
的心里了，因此才能将他们的无奈、满腔的悲愤发之于笔端，以飨读者。

自古以来，就有“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儒教。

对于古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建功立业是其人生价值实现的依据。

功业不就的人生是最黯淡的人生。

但往往事与愿违，能真正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并不多，或因为小人见欺，或因为君主不信，或因为其他的一切变数，皆使他们的人生理想开不出花。

轼对于这一点是极为敏感的，也是极为同情的。

他在用尽力悼祭这些对象的同时，也是在悼祭自己被误的人生。

三、不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失落感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子仲，平与宋。

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

于嗟询兮，不我信兮。

[6]（《诗经·邶风·击鼓》）
轼在写“吾生如寄”的悲凉感、功业不立的无奈感时，其感情是有节制的，因为所祭悼的对象毕竟与轼有着一定的距离。

而面对与自身最为亲密的祭悼对象时，轼有着切肤之痛。

“文章自古真情物，虚情假意做不来（轼语）。

”唯有融入真情，写出来的文章才能感动读者。

轼一生与三个女人的关系很密切：正妻王弗、续弦王润之和侍妾王朝云。

王弗作为轼的第一位妻子，在轼的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

轼在十九岁时娶了王弗（当时王弗十六岁），死时才二十七岁，与轼共同生活了十一年。

在这十一年中，她对轼的影响很深远。

“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先君、先夫人，皆以谨肃闻。

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

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

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

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

”“（弗）曰：‘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

’”“（弗）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乡，子何用与是人言。

’”“（弗）曰：‘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

’”“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

”[4]其德、其言、其行都表现出了大家闺秀的风采和为夫着想的品格。

因此，对于这样一位贤妻的逝世，轼一时不能接受，哭诉道：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佑。

“经验日益丰富，视野也就日益窄隘。

所以有人说，我们对于某种事物见的次数愈多，所见到的也就愈少。

”[7]其实不然，面对着一位位亲友的离世，轼却见得愈多。

“天不亡我，亡我朋戚（《祭柳仲远文二首》）”，其伤痛之感是可想而知的。

这位妻子不仅在孝顺公婆、服侍夫君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

既知书达理，又明白事理，并不一味地迁就顺从夫君，而是顺其意、逆其志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她是一个独立的人，故而在轼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故而，轼在王弗死后的十年后写下了感人至深的悼亡词《江城子·记梦》。

词曰：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里幽梦忽还乡。

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8]
亡妻的音容笑貌已深深地印在了轼的脑海里了，成了挥之不去的记忆。

相信在轼的一生中都无法忘记这位女德极好的妻子。

王润之是轼的第二位妻子，从1068年被轼续娶为妻，至1093年病逝，与轼生活了二十六年。

她经历了轼在朝、外任、遭贬、回朝等各个时期。

面对第二位妻子的逝世，轼仍有其感情的高潮和激情的喷发。

“嗣为先帝，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效。

三子如一，爱出于天”、“从我南行，菽水欣然。

汤沐两郡，喜不见颜”。

[4]作为嫂、作为母、作为妻，王润之都为其他女性树立了榜样。

这位妻子与轼度过了许多的艰辛岁月，是轼人生中的一位精神伴侣。

“乌台诗案”时，她痛哭流涕、挥泪告别丈夫，以为将无再见之期。

又将丈夫的大部分诗稿烧毁，因为它们是丈夫招祸的原因。

在生活极为贫困的境况下，仍可满足丈夫的酒瘾，老早为他存下了一坛好酒。

她贤良淑德，有时虽乏理性，不免感情用事，不理解丈夫的
一些个性，但她依然支持着丈夫，相伴左右。

所以一旦逝去，轼极为悲恸。

“曾不知少须，弃我而先。

孰迎我门，孰馈我田。

已矣奈何，泪尽目干。

”[4]自此以后，轼只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密《情表》）。

”
相对于王弗、王润之之两位大家闺秀，侍妾朝云更有其特别之处。

她与轼的密切程度毫不亚于两位夫人。

究其原因，朝云不但“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4]而且是懂得“先生满肚子不合时宜”的唯一一人。

从这一点上看，朝云可谓是轼真正的精神伴侣。

故而轼对她有着特别的感情。

朝云很年轻时就呆在轼身边，对于轼的大半生的遭际都了如指掌。

她能歌善舞，曾唱轼的一首《蝶恋花》，边唱边哭道：“妾最不能唱者‘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她是最懂轼的人，在轼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涯中，朝云始终如一地照料着轼的起居，始终如一地理解他、支持他。

有次轼退朝回家，向众位侍妾道：“你们看我一肚子装的是什么？”有侍妾道“是文章”，有侍妾道“是学识”，轼都摇头否定了。

而当他听到朝云的回答后，欣然点头微笑了。

朝云是这样回答的：“先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这已道出了轼心中之所想。

轼确为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曾言：“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

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

”[4]朝云是深懂他的，不能不说他俩达到了真正心灵上的契合。

朝云病逝后，轼悲伤不已，依朝云的遗嘱，将其“葬之栖禅寺林中东南，直大圣塔”，后又作诗词文悼念她。

比之于两位妻子，写她的文字是最多的。

除《朝云墓志铭》外，另有《荐朝云疏》还有《朝云诗并引》、《殢入娇》、《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蝶恋花》等几首诗词文。

《朝云诗并引》、《荐朝云疏》、《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即是轼写在朝云病逝后的作品。

在《荐朝云疏》中，轼直言：“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

”
[4]他感激于朝云的生死相随、不离不弃。

又道“湖山安吉，坟墓永坚。

接引亡魂，早升净土。

”
[4]他希望朝云入土为安，早日羽化登仙。

由上可以看出，轼无论对正妻还是侍妾，都有较深厚的感情。

但无论轼与他们的感情有多深厚，最终还是难逃命运的安排。

她们都英年早逝，先于轼而归于尘土。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不可实现，使得轼对命运的悲剧性有了更深刻的体悟。

四、不能“夜雨对床”的挫败感
过夏衣香润，迎秋簟色鲜。

斜支花石枕，卧咏蕊珠篇。

泥泞非游日，阴沉好睡天。

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

[9]（白居易《雨中招司业宿》）
“高山流水”的境界，总让人向往不已。

而悲剧性往往就在于此。

“高山流水”的佳话需要时代来成就，更需要自我来成就。

假如生不逢时，所走的道路不同，就不可能成为知己。

因此，就导致知己难逢。

故有“不为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哀调。

而最终又不能免去钟期
早逝，伯牙摔琴的结局。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战国策·策一》）。

”悲剧
之音不断响起，以致中断。

正因为知己难求，所以世人才要加倍珍惜。

在轼的祭悼文字中有很多都是为知己而奏的悲曲。

其中最著名的祭友文要数《祭文与可文》。

文与可，北宋有名的画家兼书法家，创“墨竹”一派。

该祭文充分展现了轼的才情以及与可的个性，是轼祭文中写得最精彩的篇目之一。

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复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

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

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乎！道之不行，哀我无徒。

岂无友朋，逝莫告余。

惟余与可，匪亟匪徐，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不可得而
亲，其可得而疏之耶？呜呼哀哉！孰能惇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词如与可之婉而清乎？[4]
其感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整篇祭文充满了质问的无理性与回答的坚决性，共用了5个“呜呼哀哉”将无尽的思念、遗恨之情表达得十分到位。

在《再祭文与可文》中轼写道：我官于岐，实始识君。

……一别五年，君誉日闻。

……昔艺我黍，今熟其饙。

[4]“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篇》）”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相识的人已走向衰朽，黑丝变为白发了。

文与可既是轼的亲人，又是轼的书画友。

生前，常与轼交游唱和，切磋玩笑。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曾写道：
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

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城，可往求之。

袜材当卒于子矣。

”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谿娟，扫取寒梢万尺长。

”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尺，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

’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也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笑曰：“子辩则辩矣。

然二百五十匹，吾将买田而归老焉。

”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筼筜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

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个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4]
这是轼与与可的亲密关系的佐证。

平日里，两人都很好辩，常以书画切磋，彼此的生活习惯以及个性都十分了解，是为真正的知己。

难怪，轼在文章末含着血泪写道：“是年七月七日，予在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笑失声。

”[4]文与可作为轼最亲密的朋友，其逝世给轼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

徐君猷，系轼贬谪时的郡守，但与轼的关系极为密切。

徐君猷在元丰六年四月罢任，于元丰六年十一月卒，即与轼相别半年后而逝。

轼念想在贬谪时，郡守徐君猷与自己的交游，对自己的种种关怀，在徐君猷“丧过”时，“附棺一动，为文祭之。

”除祭文外，轼还作《徐君猷挽词》，其悲伤之情溢于言表。

挽词道：“一舸南游道不归，清江赤壁照人悲。

请看行路无从涕，尽是当年不忍欺。

雪后独来栽柳处，竹间行复采茶时。

山城散尽樽前客，旧恨新愁只自知。

”[10]轼对徐君猷的感情是真挚的、深沉的。

除了文与可和徐君猷之外，还有不少朋友的逝世使得轼“夜雨对床”的愿望化为泡影。

“轼顷以蠢愚，自贻放逐。

妻孥之所窃笑，亲友几于绝交。

争席满前，无复十浆而五馈；中流获济，实赖一壶之千金。

曾报德之未皇，已兴哀于永诀。

”[4]（《祭徐君猷文》）“我以重罪，窜于江滨。

亲旧摈疏，我亦自憎。

君独愿交，日造我门。

我不自爱，恐子垢纷。

君笑绝缨，陋哉斯言。

忧患之至，期与子均。

示我数诗，萧然绝尘。

”[4]（《祭君式文》）“我迁于黄，众所远摈。

惟子之故，不我籍辚。

孰云此来，乃拊其榇。

”[4]（《祭蔡景繁文》）“欲操简牍，从伯和父，解发疑蔽。

今其亡矣，谁助我者，投笔掩袂。

”[4]（《祭欧阳伯和父文》）“携被夜语，达旦不穷。

”（《祭欧阳仲纯父文》）凡此种种，不一而举。

这些昔日好友，或在道德上支持过轼，或在志趣上与轼相交，是轼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人。

对于这些亲密友朋的下世，轼断肠疾呼，接近疯狂。

他们的无辜罹难，真是痛煞轼心。

不能“夜雨对床”的挫败感，使轼的祭悼文学的悲剧性主题更丰富了。

五、枯骨不收的落魄感
在轼的祭悼文中有一类特别的文字：祭无名枯骨文。

这类文章虽然数目不多，只有三篇，但也成为轼祭悼文的一个悲剧性主题。

“中国古代具有强烈的慎终追远的意识（郭晋稀《古代祭文精华·序》）。

”“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已如事存，孝之至也。

”（《礼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