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理财思想探析

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探析

分类：财政投融资| 标签：理财观改革财政

2007-03-14 22:03阅读(894)评论(5)

宋代的大文豪苏辙曾经说过：“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1]南宋学者叶适（1150---1223年）也曾说过：“财者，今日之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2]英国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称财政为“庶政之母”。所以，对中国古代的理财思想的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在当前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们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时，都要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从战国时代的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变法，到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公元前152---前80年）改制；从北宋时代的王安石（1021---1086年）变法，到明代万历年间的张居正（1525---1582年）改制，这其中既有政治问题，又有经济问题，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批判的总结中国古代理财思想的得失，会帮助我们加深对目前经济体制中存在问题的认识。

一、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财观

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理财的认识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君子当理财，君子不理财，就会使小人去理财，小人理财就会损害国家的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宋代的叶适说过，君子不理财就会让小人执理财之权，那时，不更使“民之受病，而国之受谤”另一种认为君子当讳言财利。

主张积极理财的思想在中国古代财政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秦国的大改革家商鞅在位时就积极推行财政改革；东汉时期的桑弘羊就是汉武帝时期的理财家，他的理财思想及理财措施对完成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起了重要作用；中唐时代的刘晏（715---780年）也主张积极理财，并从事财政工作二十余年，在财政方面有卓越的贡献，后为杨炎所害。抄家时，只搜出书二车，米数斛，人称其廉，是理财家中少有的廉者。

宋朝的学者李觏（1009---1058年）也主张理财，反对讳言财利思想，他认为“民之大命，谷米也；国之所宝,租税也”，[3]充分肯定国家赋税的作用，主张用赋税手段鼓励生产；著名改革家王安石也认为，当“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4]“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5]“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为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6]他还认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7]所以，只有生财，才能聚财。生财就是充分运用天下的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创造财富，不生财就无法聚财。只有开发资源，才是真正富裕的出路。所以，他说“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

[8]他提出一个鲜明的思想，就是“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9]再者，只有聚财，才能用财。只有发展了生产，才能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在此前提下才能聚财，就是征收赋税。而税收增加了，才能保证支出。他的这一思想，在农田水利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改革措施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宋代的叶适不仅主张理财，还对讳言财利思想的批判。他认为理财是天经地义的，不善于理

财，就不能成为圣君贤臣，从而对“圣贤不为利”的古老命题进行了批判。理财是为天下理财，应由贤能的人来承担；聚敛是为自利，自理之，为小人所干之事。为天下理财，不能为君理财。他认为理财只要不自己理财，不为君理，而是为国家理，为天下理就不是聚敛。反之，如果是为君理，或者自理之，就是聚敛。所以，理财应为天下理财，而不能为君理财。对于怎样理财以避免聚敛？他说，“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其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10]凡此种种，都属宜理之列。对此有而彼亡，彼多而此寡者，进行调剂；对不求则伏而不见者，进行挖掘；对无节则散而莫收者，进行节制；对消削而浸微、少竭而不继者，进行控制；对浚导之无法，其流壅遏而不行者，设法疏通。所以，他认为，“财用，今日之大事，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

明朝的邱浚（1420----1495年）对理财理论的认识就更为全面了。他对财政事务也十分敏感，意识到“理财为天下之要道”[11]，要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让民理财。不会理财，或不重视理财，将会造成“国用不给”，就会直接关系到“国之贫富，民之休戚，兵之强弱，世之治乱。”[12]他认为，财政的收入与支出，乃“人君治世”、“大臣经国”的首要问题，务须特别强调财政在社会政治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为此，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用23卷之多的篇幅论述经济问题，而《制财用》和《固国本》这两个部分就占去了22卷之多。他把理财分理民之财与理国之财，并指出，理财的目的是为民理财，民财既理，则君的用度自无不足，所以，“善为国者，必先理民之财，而为国理财者次之。而不能以聚敛为借口反对理财，讳言财利。他认为财用是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台以聚敛为名，反对理财，而不做好生财工作，那么当国用不足时，必然要横征暴敛。所以，讳言财利，其实是为聚敛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他提出，理民财是百姓自己的事，应该让百姓放开手脚，由他们自己去处理，不必要处处事事均由国家干涉或操纵。并认为国家、政府对财政经济的管理主要任务是尽量让私人进行获得财富的活动，即“听民自为”、“听民自便”。

在此之后，前清的学者顾炎武（1613---1682年）、黄宗羲（1610---1695年）、王夫之（1619---1692年）、颜元（1635---1700年）、李塨（1659---1733年）、王源（1648---1710年）等人也是主张积极理财的，并提出了自己的理财思想，比如著名的黄宗羲税赋定律[13]，王夫之农商兼征，简税便民的思想。后清的魏源、王韬等人的财政思想也十分丰富。特别是王韬（1828---1897）不仅对西方财政思想有所了解，他还倡议效仿西方财政学说，首次提出了“量出为入”的思想、反对厘金[14]等非税制度，成为传播西方财政思想的重要人物。

虽然，有这么多政治家、改革家和思想家主张理财，但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是讳言财利的。众所周知，发端于春秋末年的我国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孔子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5]大儒家孟轲也认为当讳言财利。所以，中国历代的学者大都不愿意提及或者公开谈论理财的问题。

是不是儒家思想就不涉及财利思想呢？事实并非《论语·子罕》所说：“子罕言利。”一部上万余字的《论语》，粗粗算来，其中，“言利”之处多达70余处，字里行间亦可揣摩到孔子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虽不成体系，但从中对孔子的理财观可管窥一斑。在孔子的理财观中，有一种很可贵的“惠民”、“富民”思想。孔子认为，“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6]者，不仅仅是仁人，简直就是圣人了。他曾称赞他的学生子产有君子的四种道德，其一就是“其养民也惠”[17]。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一是要人口兴旺，二是要经济富裕，三是要教育发达。所以其弟子冉有向他请教如何治理人口众多的卫国时，他明确回答：“富之。”[18]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