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第26卷第4期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4Vol .26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f or Nati onalities

(2008年第4期) (Ph ilosophy and Soc i a l Sc i ences) No .42008

收稿日期:2008-06-18

作者简介:胡文会(1972-),男,湖北天门人,助理研究员,现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究综述

胡文会

(中央民族大学党委组织部,北京100081)

摘要: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2.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3.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4.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5.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6.关于如何化解中国哲学的危机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探寻中国哲学的价值、特色以及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哲学;中国哲学;合法性;学科范式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1(2008)04-0139-10

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方兴未艾。笔者收集了自2001年以来国内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论文82篇,并进行了初步梳理。近年来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2.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3.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4.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5.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6.关于如何化解中国哲学危机的问题。本文就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对当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总结。

一、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

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哲学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内涵也在发展变化。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这一问题,如景海峰指出,所谓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可以做三重意思理解:一是初级性发问,即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以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模式为标准,反观中国有没有类似的东西,由此提出质疑。这类发问的标准问题是“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思想算不算哲学”等,其答案一望可知,其结论也往往是否定的。二是在肯定中国有哲学的前提下,参照西方哲学的形式,以中国思想为原料,建构起“中国哲学”的历史,或对中国思想作“哲学式”的表达。这一类的工作往往前置着普遍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西方式的成熟标准,以此作为“格义”的工具和“剪裁”的尺度。它的合法性危机多半来自于对其方式之正当性的追问,以及能否恰切地反映出中国思想之内蕴的疑虑。三是在模糊哲学之边界的情况下,无限地扩展哲学的外延,填充入许多“大词”,将思想的结果和意识活动的内容都堆放在“中国哲学”的名下,形成泛滥之势。对于这种“哲学”的合法性的质疑,大多发生在对当代

哲学的定位上,也涉及思想与哲学的界限问题[1]

。目前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提出的缘由及合法性问题的内涵的探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方克立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

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2]

。解丽霞人认为,文化上诉求自立、自信形象所彰显出来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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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也是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出场的原因之一。[3]

(二)“合法性”问题的缘由来自于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唐文明探讨了“合法性”之所以生成的历史背景,提出,今人重新提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缘由,首先就来自于对中国古典教化思想之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也就是西方哲学的框架与方法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阐明中国古典教化思想中包含的精神真理,所以,时下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伽达默尔所谓的“真理与方法”的问题。他认为金岳霖、冯友兰时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自信心不够的反映,现在重提这一问题则是缘于文化自信心的不断恢复。[4]

郭齐勇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来源之一是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中青年专家,认为我们所受的全部是西方哲学的训练,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诸位专家只不过是用西方哲学的不同话语来宰割中国本土哲学,那至多只是比较哲理研究,并没有发掘出中国哲学的精髓,需要反思这种“汉话胡说”的处境,而要建构一种真正纯粹的即用本民族的话语叙说的“中国哲学”学科。[5]

彭永捷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并没有导致“中国哲学”历史的存在,他说:“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危机。……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唯独成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6]解丽霞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新的表述方式出现可以参照彭永捷对它的定义: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学科范式”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方法”问题,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在于“方法”,在于“方法引借”。它包括“方法”引借者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和中国哲学研究现状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重建要求下的“合法性危机”等层次。[3]28

刘桂荣认为,合法性问题是对历史自觉的反思。这种反思包括对中国哲学学科体系的反思和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反思,是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哲学的提问的原因之一。[7]

魏常宝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反映了当代中国哲学界希望破除西方哲学话语霸权的钳制,改变以往简单地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范式来剪裁中国哲学文献资料的那种依附局面,摆脱因一味套用西方叙事模式来写中国哲学的历史所导致的自我特性丧失的困境的愿望,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自我反思进一步走向自觉和深入的理论表征”。[8]李存山指出:“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归根到底是中国哲学史著作如何更恰切地表达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问题”。[9]

李景林指出,当前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限于对我们研究“中国哲学”之方式的反思,而不应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一种判定。哲学本是一种历史性的学问,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历史,一是知识性的历史(事);一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即“存在性的历史”(道)。史通大道,道、事一体,这是中国传统哲学之能够与时俱进、引领现实、保持原创性生机的基本原则。现代的中国哲学研究,偏向于脱离“存在性的史”之基础,退居学院化的知识性一极。突出传统思想的历史文化内涵,强调教化对于义理、“存在性的史”对于“知识性的史”的奠基作用,应是当前中国哲学研究所予以重视的问题。[10]

(三)对中国哲学现状的关注以及对现实的人的生存的关爱。刘桂荣认为,哲学的疾患应该首先是哲学研究者自身的疾患,中国很多学者长期患有的失语症、焦虑症和迷茫症致使他们的原创能力、面向现实的能力、提出问题的能力、建构意义的能力都成了问题,当然,对于人的现世的生存的人文关怀也就无从谈起[7]。

(四)对西方关于中国古代无哲学言论的回应。陈来先生指出,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11]

郭齐勇先生指出,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首先来自一些西方学者和认同这些西方学者的中国学人,以古希腊以来至近代西欧大陆哲学的范型为主要参照,以近四百年的科学理性作为唯一尺度,否认中国有“哲学”,认为中国顶多只有“思想”。[5]15-16

刘桂荣指出,“中国无哲学”的言论充斥于西方的历史和现实,从利玛窦、文德尔班、莱特、维科、康德、黑格尔到胡塞尔、伽达默尔和德里达,他们都否认中国有哲学。这种对中国思想本身历史存在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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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反思,是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哲学的提问的原因之一。[7]

柴文华指出,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认为,中国有思想,无哲学,在思想与哲学间划了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这里有三点需要说明:第一,德语、法语中的“思想”和“哲学”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是两个完全没有重叠意义的词,中国有思想、无哲学的说法尚可理解。第二,退一步说,哲学特指概念思维,思想特指非概念思维,难道中国人仅仅有非概念思维,没有概念思维吗?第三,从汉语语义上讲,哲学与思想两个概念是一而二又二而一的,哲学本身是一种系统的思想,思想的精华部分是哲学,所以,说中国有思想,无哲学,不符合汉语语言逻辑。[12]

(五)对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的合法性应当理解为正当性。柯小刚在《哲学:一个生成中的词语》中指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应该这样来理解这个问题本身的“合法性”:只有当这个问题是在一种“立法”探讨的意义上进行,它的提出和探讨才是“合法的”———合乎思想创造之“法”、语言文化变迁之“法”。当然,“法”在这里是一个譬喻性的说法,犹如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譬喻性的提法:思想创造和语言文化的变迁并无数学公式一般的“法则”可言,“中国哲学”也并无“合法”与“违法”之类需要律师和法官来辩论和判决的问题可言。再者,如果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所谓“合法性”指的是legiti m acy而不是le2 gality的话———这在汉语里并无特别明确的区分,根据一种意见(如周濂),legiti m acy应该被翻译成“正当性”,那么,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应该被更正为“中国哲学的正当性问题”———那么,这就更应该是一个“立法的”而不是“司法的”问题了。然而,可惜的是,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常见的做法是立足于不同的既定的“法条”或“立场”,根据不同的证据而给出不同的裁决,从而把这个问题降低为一个“司法”的问题。[13]

三、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或能否以哲学来命名)[14]

(一)认为中国古代有哲学。在中国哲学合法性讨论中,有以下学者持明确肯定态度。

陈来先生在《关于“中国哲学”的若干问题浅议》中提出,“……其实,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本来,即使在19世纪以前的欧洲也不成其为问题,……”[11]之后,他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个提法我不是很赞成,我认为这个提法应反过来,就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经过19世纪、20世纪整个世界文化的相互沟通,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问题应该怎么提呢,应该是‘西方式的对哲学理解的合法性’问题”。[15]彭国翔提出,“有西方学者就曾经举出数十个西方哲学传统中不同的‘哲学’概念。而如果我们根据Pierre Hadot对哲学的界说,即哲学是作为一种‘精神践履’的‘生活方式’,那么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似乎从来就不成问题[16]”。

张翔龙认为,从冯友兰、胡适到牟宗三,对哲学的理解都是狭义的,即认为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说为范式,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高潮的传统西方哲学的形态与方法是哲学的典范和不二法门。但从广义上讲,在一定程度上被道术化、技艺化的哲学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被某些哲学思潮所要求和鼓励的。[17]

景海峰提出,当前对于中国哲学的肯定,构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主流态势。除了少数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或者认为中国学术不必称为“哲学”之外,大部分哲学工作者都接受了中国哲学的说法,并且习惯性地运用之。[18]

郭齐勇先生也明确表态不赞成中国哲学存在“合法性危机”的观点。他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西方的哲学形态也是五花八门的,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西方的或世界哲学,所有形态、体系都是特殊的、各别自我的。第二,“中国哲学”学科建构的历史,就是用不同的西方范式来“格义”的历史,其间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所有经验都值得重视。第三,“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西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和沟通。第四,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研究哲学史的方法,仍在摸索之中。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和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相比照、相对话过程中建构。[5]柴文华不认同“中国无哲学”的观点,他认为这一观点在理论上缺漏颇多,难以自圆其说。[12]倪梁康在《一个基于错误的语言哲学前设的假问题》中提出,“汉语哲学”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个语言哲学的前设:哲学是按语言来划分的,而语言是一种文化形态,因此,哲学也有文化形态方面的差别。就像我们说德国文学、法国文学、捷克文学等等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德语哲学、英语哲学、汉语哲学等等。这种对哲学的理解似乎是当今主导性的观点。他没有直接说出中国有哲学,但从他的分析可以推断出,中西之间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别,但不能否认从广义上讲,中国有哲学。[19]

以上只是一部分代表性观点,目前,在我所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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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82篇文章的作者中,我没有发现中国学者明确反对中国有哲学。

(二)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作为独立学科的哲学存在,但存在包含哲学思想的历史内容。杨柱才认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实质上针对两大问题:中国古代既无“哲学”一词,更无“哲学”这门学科: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学科实践,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独有范式,而是一直随着西方哲学研究范式变化。[20]但他认为:中国哲学确乎仍称得上是一门新兴学科。我们之所以常常将中国哲学视作传统学科,实质并不是就“中国哲学”作为学科而言,而是潜在而又不言而喻地指中国哲学这一名称甚或学科所含括的历史内容而言。从学科的意义上讲,中国哲学虽不足百年,但其形成的规模,达到的水平,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20]

(三)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命题是个伪命题或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要讨论的不是中国是否有哲学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这方面的论述有以下几类:

鹿丽萍认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乃是一伪问题,真正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现在如何建立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中国哲学。[21]

郑家栋认为他使用“合法性”这一概念的主要用意,并不是如后来许多文章所着力阐发的那样,是旨在追问或论证“中国哲学之有无”的问题,更不是(绝对不是)要追问或质疑“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否合法”的问题。他个人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表述方式。[22]陈卫平提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问题,也就是金岳霖提出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的问题。“金岳霖问题”揭示了中国哲学内含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23]

方朝晖指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根本上讲不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用西学范畴和学科体系解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并因此抽空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意义基础的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与西学具有根本的区别,中学与西学的结合应是在保持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独立性的前提下,如何在实践中互补共存的问题。现代儒学应回到源头来回答现代性的意义基础问题,而不能停留在宋明理学的道统观上。[24]

(四)认为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回答,不在于论证有无“中国哲学”,而在于其历史使命,由形式的关注转向民族生命的内在关注。陈明,周瑾在《范式转换:超越中西比较———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儒者之思》中认为,当前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理解,主要是从学科层面来理解的。但在根本上,这种危机是一种意义危机,表现为当代哲学家群体的工作及其产品,不能与民族生命和文化达成精神上的自觉联系,不能在时代条件下创造性地建构起基于民族生命的表达系统,因而,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回答,就不在于论证有无“中国哲学”,而在于对民族生命表达的意义自觉;合法性重建的希望则在于对文化功能的有效承担上;合法性危机的克服,更需要超越对中西哲学在学科、文本和学术话语形式等方面之关系的外在关注转换为对文本与时代、社会、民族生命之关系的内在关注。[25]

(五)认为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哲学体系,但探讨的问题和论述方式不同。陈来先生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像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11]

(六)认为应当搁置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提法,而集中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合理性问题。李翔海认为,要质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首先就必须确立一个可以成为判断一切思想系统究竟是否“哲学”的普泛性的标准。而这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恐怕就只能是一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因而聚讼不己的问题。所谓“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提法又很容易引导人们去质疑中国哲学有没有存在根据,从而可能在有意无意之间恶化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存在境遇。因此,笔者认为,应当搁置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提法,而集中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合理性问题。[26]

(七)明确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成澈在《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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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一文中列举了一些否认中国有哲学的学者:认定中国没有哲学的人,大多有着明显的西学背景。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德里达在不同场合都说中国没有哲学。国内中新生代学人对中国哲学的提法也有所保留。如葛兆光、罗志田等人。而陈春文、彭富春等人明确提出了中国没有哲学。当然,这些观点立即遭到了多数哲学学者的反驳。[27]

(八)关于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的实质是关于哲学的定义问题。胡伟希指出,关于这个问题,争论是激烈的。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人士认为,哲学依其讨论的问题,以及其展开问题的方式,都属于西方学术的范围;中国传统学术中,从来没有与之相当的一门学问。而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士宣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哲学,只不过其名称不同,或者关注的问题不同,甚至言说的方式不同而已。从双方展示的论据来看,各有各的道理,并且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哲学”的定义问题:假如用“哲学”一词指称像西方学术史上那样的一门特殊学科,那么,中国历史上的确没有产生过这样的“哲学”;但是,假如将哲学的边界加以放大,用它来指称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传统对某些宇宙与人生根本性问题进行探索的学问,那么,很难否认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哲学”。因此,争论双方的焦点,其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用“哲学”来指称西方学术传统中一门特殊的学科,还是用它来指称不同民族与文化中对于宇宙与人生普遍性问题进行探究的学问。[28]

四、关于中国哲学是什么的问题

(一)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古代哲人的关于人生、世界的思想。陈来认为,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11]后来,陈来在《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一文中指出,就概念来说,“中国哲学”作为人类智慧的一个部分,在内容上可以包括整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哲学思想体系,如孔子的哲学思想属于中国哲学,朱熹的哲学思想也属于中国哲学。但是作为学科,中国哲学则是对于孔子哲学的研究,对老子哲学的研究,对朱熹哲学的研究等等,是现代教育和科研建制中的一个领域。[29]

柯小刚在《哲学:一个生成中的词语》中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于连那样以“哲学”为“智慧的他者”而来参照考量“智慧”呢?因为“智慧”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中并未确立为一门“学科”。相当于于连所谓“智慧”的这门“学科”,在现代汉语中叫做“中国哲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可能叫做“中国哲学”。加上“有可能”,是因为这还是在其使用中生成着的一个词语。结果也许取决于“中国哲学”这个词与“中国哲学史”这个词的渐渐分离,以及在分离之后回过头来影响“中国哲学史”这个词的意义。我便是如此理解陈嘉映教授在其笔谈中所说的下面这句话的:“中国哲学指的不是用汉语进行诠释的工作,而是指(有资格)被诠释的作品[13]”。

(二)中国哲学就是中国哲学史,就是对于中国古代哲人的关于人生、世界的思想的研究(“中国哲学”这个名称的实际用法,不是指中国人做的哲学,而是指专门诠释中国思想的工作)[30]。俞宣孟重提了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即认为所谓中国哲学有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有经过当代学者整理以中国哲学史形式出现的中国哲学。[31]

李承贵认为,当今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即自然科学哲学、人文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近世以来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用自然科学原理、人文主义原则和唯物主义思想认知、发掘、整理中国传统哲学内容。[32]

(三)“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的当前含义。中国哲学有两重含义。杨海文指出,从当前的视角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的和现代的、本土的和外国的各种哲学思潮与流派在当代中国的“风云际会”。一是指作为知识形态的哲学学科和作为元学立场的哲学在当代中国的“薪火相传”。同样是从当前的视角看,所谓“中国的哲学”,亦即目前人们通常使用的“中国哲学”,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作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哲学,即中国古典哲学;一是指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传承延续和发展,即中国现代哲学。[33]

(四)中国哲学是在吸收中国古代思想、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的哲学创新。阎孟伟,杨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真正担当起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任务,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欧洲传统哲学文化的优秀成果,实现了欧洲哲学文化的革命性变革,在有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提供了最先进的理论诠释,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哲学学说,真正有助于把握中国社会危机的性质和根源,有助于为中国社会的革命性变革提供现实的途径和策略。因此,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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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清举认为,大部分心目中的“中国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古代哲学。可是,“中国哲学”在当代中国至少还有两个用法:一是中国哲学界所研究的对象,包括西方哲学、东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用法的多样是不是意味着未来中国哲学的多样或多元。[35]

(五)中国哲学一方面是指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梳理,一方面是指对时代精神、历史走向的把握并主动创造,提出建设性的意向、视界、智慧和概念。王生平提出,哲学是时代的精华,而不是不食烟火的抽象思辨,特别是以“实用理性”著称的中国哲学,更是如此。他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时代标志,便是以能否在我国构建现代化社会提供视角和路向、智慧和启迪;“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学科标志应是缩影式反映中国哲学历程的文本,而不应是“哲学在中国”的扭曲、变型。文本和关注现实的“双重合法性”,哪一个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前者说,既需对百年风雨的冷静回顾和梳理,又要处理当代新儒家与出土竹简的新篇章各自的角色、身份,“重写哲学史”;就后者讲,必须更进一步,不仅正确回顾历史,而且更要敏锐睿智地把握时代精神、历史走向,迎接挑战,主动创造,提出建设性的意向、视界、智慧和概念……,为中国哲学大厦增添毋愧于时代的新砖瓦。[36]

五、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

在讨论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合法性问题时,特别是在探讨合法性问题的标准时,不少学者不可避免地探讨了中西哲学的差异,中西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客体关系不一样。官岳认为,西方哲学主体思维的方式不同主要表现为主客体关系不同。西方哲学以主客体相分离、相对立为主体思维特征,而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迥然不同,甚至相反。中国哲学是以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为一体为基本前提的[37]。

(二)研究的问题和论述问题的方式不一样。陈来先生指出,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像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11]官岳也指出了相同的问题。[37]

胡伟希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作了进一步的分类:他指出,哲学作为对形而上学或者说本体的追问,由于思维态势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对本体”与“自本体”两大类型。这两大类型决定了中西哲学各有其不同的基本特征,即西方哲学的思考方式是主客“二分”的,中国哲学的思考方式是“天人合一”取向的;西方哲学借助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论证,中国哲学则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主体间性;西方哲学运用定义精确的概念语言,中国哲学则采取含义丰富的“意象语言”。[28]

六、关于中国哲学的发展现状

(一)充分肯定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陈来先生指出,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全盘承受之上,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源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柱,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代发展的大势。[11]

(二)中国哲学正在由“哲学在中国”向着“中国的哲学”生成或转化。李翔海提出,中国哲学学科尽管在起步之初不能不以西方哲学作为基本的哲学型范,时至今日也依然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它不仅己初步确立了学科框架结构、逐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质,而且在精神理念的层面达到了将中西哲学作为人类哲学之平等分支的理论定位。换言之,尽管“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确立是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又是逐渐向着“中国的哲学”生成的。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断开展,己为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奠定了坚实基础。[26]

(三)如何“哲学地”“思”以及如何使“说”哲学变成“做”哲学。何中华对于国内中、西、马哲学的发展现状作了整体分析,他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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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之势。它们各自争论的最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诠释等问题。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或有某些原创性成分,个别的甚至堪同国际水准相媲美,但总的说不宜估计过高。研究现状中最引人注目者乃是一系列悖谬现象:哲学的自觉与哲学的自我迷失、哲学的创造冲动与哲学的底气不足、哲学的通达与哲学的自闭、哲学的繁荣与哲学的贫乏等等。如何“哲学地”“思”乃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和关键。面向未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使“说”哲学(外在的、对象化的、旁观式的)变成“做”哲学(内在的、体认式的、上手状态的)。它的恰当解决,乃是中国哲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前提。[38]

(四)认为中国哲学研究总体来讲,它的任务是整理和重述的工作。陈来先生指出,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其实还不到100年,因为古代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本来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哲学学科是研究那些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学科是对孔子、老子的研究,对朱熹的研究,对王阳明的研究,这个历史的研究还不到100年。这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总体来讲,它的任务是整理和重述的工作,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15]

(五)认为中国的哲学研究尚未走出“格义”阶段。成澈认为,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导引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是触及到问题要害的步骤之一。近年国内哲学界对哲学的关注,多数人还处在从各种定义中筛选最优值的层面,亦即尚未走出“格义”阶段,这样就不可能有对哲学本身的洞见。“什么是哲学”的问题,在海德格尔以后西方人就不再这样发问了。因为,这种发问的方式本身就是哲学(形而上学)给出的。[27]

七、关于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途径

(一)中国哲学史必须从“依傍”走向主体自觉。由“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现式研究回归到“中国的哲学”史即中国哲学固有义理逻辑展开历程的研究[39]。陈来先生在分析冯友兰的关于中国哲学的两种研究方法之后,提出了第三种方法: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11]

彭永捷则强调与中国哲学亲密接触,用中国固有的术语、方法来展开中国哲学的研究,是解决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主要途径。他说:“给予中国传统哲学更多同情理解,追求最大限度地接近传统哲学思维;关注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就中国哲学自身问题意识来理解中国哲学问题的展开;复活传统哲学术语,用传统哲学自己的哲学范畴来诠释传统哲学;从传统哲学自身提炼哲学方法和理论,如范畴解释方法和理论、经典解释方法和理论,再用之于中国哲学史研究”。[6]

魏常宝指出,“合法性”问题之成为一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哲学原创性的不足或主体性的缺失,因而无法有效应对现时代的问题和平等参与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因此,对“合法性”问题的反思,不能短视地纠缠于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证明或者中国有无“哲学”的求解,如果这样,那倒恰好印证了一些学者对“危机”的担忧和对“伪问题”的蔑视。中国哲学只有自信地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最终消解所谓“合法性”之类的质疑。因此,如果我们想从根本上摆脱所谓的“合法性”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创立自己的哲学范式,在新的、更独立、更自主、更有效的范式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中国哲学自己的民族化、个性化的解释框架、叙述模式和研究路径。我们应当自觉超越“合法性”危机和“合法性”叙事,以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姿态和视角,探讨中国哲学新的学科范式和“合理化”重建之路,重新书写中国哲学史,以实现中国哲学研究和发展的总体突破。[40]

(二)中国有没有欧洲形态的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接受过程之中怎样塑造了“哲学”。景海峰认为,这样一种“哲学”属于西方的观念,不论是作为客观事实的陈述,还是具体内涵的逻辑推衍,都是一桩可接受的事情。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哲学在东传的过程中不断地附加着理解和接受的成分,对哲学的认知是在一系列复杂的本土意识的映衬之下完成的。普遍存在的比较心态和对比方式,不断地重塑着哲学的身份性、考量着哲学的意味,使整个移植过程充斥着解构和重构的拉锯战,最终消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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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纯化的可能性。哲学的身份性建构,呈现了特有的欧洲形态的传播和扩张,同时也发生着裂解与销蚀;更为重要的是,它容纳了非西方传统企盼现代性转换的欲望和要求。所以中国有没有欧洲形态的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接受过程之中怎样塑造了“哲学”,以及建构程序上所附载着的厚重的历史诉求和文化密码。[41]

(三)既要吸收西方哲学的学理,又要精研中国哲学文本,从而寻求研究和表述的范式,恢复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杨柱才认为,在精研文本的过程中,当然应当继续吸收西方哲学的学理,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一种参考,一种比较,但不是直接套用。中国哲学有中国哲学的固有问题和演变历史,西方哲学有西方哲学的固有问题和演变历史,在未能真正了解各自内容的情形下贸然袭用或望文生义地作比较,并没有实际的益处,这方面的教训也不可谓不多。我们主张放眼世界哲学,立足于中国哲学,在中国哲学自身当中寻求研究和表述的范式,这个过程很可能艰难而又漫长,但它是有意义的,也是无可回避的。[42]

景海峰先生说:“中国思想主体性的复位和身份重构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方面需要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建构和发展的历程,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并从根本上打破它的局限性,走出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寻求适宜的自我身份和新的表达方式,以化解地方性知识的限制,从而把中华民族的声音带入到世界性场域中去”。[43]

魏常宝先生说:“不能短视地纠缠于中国哲学是否‘合法’的证明或者中国有无‘哲学’的求解,而应当自觉超越‘合法性’危机和‘合法性’叙事,以更加富有建设性的姿态和视角,探讨中国哲学性的学科范式和‘合理化’重建之路。中国哲学只有自信地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最终消解所谓‘合法性’之类质疑”。[8]

(四)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三个悖论。洪修平,白欲晓在中国哲学学科建设方面提出了三个悖论,值得研究者注意。悖论之一:中国哲学既要相对独立,又要始终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悖论之二:中国哲学既要立足于传统,又要面向现代;悖论之三: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书斋的沉思,又需要大众的关怀[44]。这三个悖论实际上并不是悖论,而是提出了当前研究中国哲学的三个原则。

(五)要保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就要重视中国哲学文献材料的涵泳与契入。彭国翔认为,从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来看,对于更为年轻一辈治中国哲学的学者来说,所患者或许不在于西方资源的吸收与运用,而更多的在于中国哲学文献材料的涵泳与契入。事实上,在当今各种西方思想理论蜂拥而入,“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情况下,要想既充分吸收西方的相关资源,同时又能够合理有效地有所取舍而为中国哲学所用,保持中国哲学的主体性,避免“生吞活剥”,只能以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和义理结构为准,否则,难免重蹈以往教条主义中国哲学研究的覆辙,所不同者,只是西方理论话语的变换而已。而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和义理结构,则是深深蕴蓄在中国哲学的文献材料之中的。[16]

(六)取代、更新、补缺是正确处理中西哲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东学西渐”研究在我国的逐渐展开和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涉及从器物层面到社会制度形成与变革自至哲学观念等各个层次中西哲学文化的互补性及所遵循的共同发展规律说明,无论是西方哲学文化还是中国哲学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全球化时代取代、更新、补缺是正确处理中西哲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才是我们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道。[45]

(七)注重研究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和自我表达方式。干春松认为,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研讨,关乎中国哲学研究的核心。胡适和冯友兰作为“中国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们的工作从一开始即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正是从对胡适和冯友兰模式的反思开始。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关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是要充分关注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以便在“哲学”的视域,发现更多中国人在方法论和价值观上的独特之处[46]。在研究中国哲学时,要关注“中国哲学”的自我表达形式。

成澈提出,如何追寻“中国哲学”的自我表达形式?可能首先需要语境的自我警觉。许多人对哲学表现出难得的虔诚,但对语境毫不在意,致使自己的话语要么是一大堆前后混乱的呓语,要么是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没有对语境的警觉,就不会主动培养思境,让真正的思想孵浮出水。这里所说的语境,语言境遇,乃是汉语在白话文运动后的无根状态。这一状态已经延续了近百年且仍在延续。这中间有“西学东渐”的近代潮流,更有中国文人的推波助澜,有日本人的因素,有政治干预学术的原因等。当今语境形式标志性的事件是白话文的运用与普通话的推广,前者让中国学人与古代文化脉动产生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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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的隔膜,后者则使相当部分的文人在写作中失去了原生态的自我特性。[27]

(八)发展哲学的广义概念,重新结构哲学狭义上的定义。陈来先生提出,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21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20世纪更好。[11]官岳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37]

(九)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身份”问题不是关键,应该更多地从“内容”上下功夫。李承贵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问题,涉及的关键词有“学科范式”、“民族文化主体性”、“西方话语的霸权”、“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误读和肢解”等。我想,这些问题无论多么“深刻”,“中国哲学”仍然是要“活”下去的;而且,我们的祖先靠这种没有“身份”的哲学活得也挺好。所以,对于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而言,或许应该更多地从“内容”上下功夫,以使“中国哲学”在永不停息的人类实践(所谓现代化)中释放自己的智能并不断丰富自身,才是我们应该脚踏实地去做的事情。[47]

(十)关于如何创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张立文指出,如何走出中国哲学的危机?如何超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肯定不能照着、接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讲述中国哲学自己,直面中国哲学“话题本身”:自我定义,自立标准:采取“六经注我”、“以中解中”的和合诠释方法,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解释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摆脱危机和超越“合法性”问题的惟一选择是中国哲学的自我创新,对先前和当前的“问题”、“话题”做出新的义理性的化解。中国哲学的创新需要哲学自由,没有哲学自由,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创新,和合学是中国哲学创新的现代理论形态[48]。干春松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己经开始由对原有模式的怀疑而进入对于新的范式的创立的思考。近年来相关讨论的核心观念和思路,蕴涵着新的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的四个角度:1.民族主义的延伸,由“以中国解释中国”而展开;2.“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3.从“格义”和“汉话汉说”来看现代中国哲学的话语系统的建立;4.“问题和方法”:走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的可能路径。同时蕴含着哲学的多样性和普遍性。树立以回应时代问题而进行深刻反思的思考方式,应该是中国哲学发展或树立自身品格的关键。[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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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　晓

A Su mmary of Study on Problem s of L eg itimacy of Ch i n ese Ph ilosophy

HU W en-hui

(Depart m ent of O rganizati on of CCPC,Central Univeraity f or Nati onalites,Beijing100081,China)

Abstract:The study on p r oble m s of legiti m acy of Chinese phil os ophy is in the ascendance.I n the past fe w years,the study on p r oble m s of legiti m acy of Chinese phil os ophy mainly talks about the f oll owing contexts:1.why the p r oble m s be asked and what meaning do the p r oble m s include?2.Does China have phil os ophy?3.what is Chi2 nese phil os ophy.4.the devel opment of Chinese phil os ophy.5.the difference of China phil os ophy and western phi2 l os ophy.6.How t o sur passe the crisis of legiti m acy of China phil os ophy.The study on p r oble m s of legiti m acy of Chi2 nese phil os ophy is very i m portant.

Key W ords:phil os ophy;Chinese phil os ophy;legiti m acy;paradi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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