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简介

费正清（英文名：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9月14日），1907年5月24日生于南达科他州胡休伦，是亚瑟·波·费和罗莱娜的独生子。

父亲是位牧师的儿子，早年立志跟随其父从事教会，后从学法律，入考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

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着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费正清1932年就来到中国，执教清华，任讲师，讲授经济史。

他在北京认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并与他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

他的英文原名JohnKingFairbank一般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告诉他叫“费正清”好，意思是费氏正直清廉，而且“正”、“清”两字又跟英文原名JohnKing谐音。

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还曾是美国政府雇员、社会活动家、政策顾问。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从他进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着作绝大部分都是论述中国问题的。

生平年表
1907 5月24日，出生于南达科他州的休伦
1911 举家迁往南达科他州的苏费尔斯
1923 进入新罕布什尔州菲力普斯·埃克塞特学校
1925 进威斯康星大学
1927 转入哈佛大学
1929-1931 获得罗兹奖学金，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
1932 2月到中国为其博士论文做研究；初夏，在北京与威尔玛·迪尼奥·卡侬（Wilma,DeniooCannon）结婚
1933-1935 任北京清华大学讲师
1935 圣诞节离开中国返美
1936 秋，在哈佛大学任教
1941 8月，进华盛顿特区情报协调局远东组工作
1942 被情报协调局（1942年6月改名为战略情报局）派往重庆
1943 年底返回华盛顿，调陆军情报局远东部
1945 9月，到中国，为美国新闻处工作
1946 秋，重回哈佛大学任教
1948 《美国与中国》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2 3月10-11 日遭控告，到麦卡伦委员会（参议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进行陈述1952-1953 以古根海姆基金会学者的身份在日本访问
1953 《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842-1854年条约口岸的开放》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1956 任新成立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主任（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1977年又更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1958 当选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
1960 第一次赴苏联，参加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
1960 《东亚：伟大的传统》[与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合作]由洪顿o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5 《东亚：近代的变革》[与赖肖尔、克雷格（Albert M. Craig）合着]由洪顿o 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6 开始编着《剑桥中国史》，和特威切特（Denis Twitchett）共同主编（3月10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对华政策作证
1967 在剑桥举行六十大寿庆祝会；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莫菲（Rhoads Murphey）、芮玛丽（Mary Wright）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以作贺礼
1968 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1972 夏天，与威尔玛重访中国
1973 5月，辞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东亚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
1977 3月，为哈佛大学作最后一次讲课
1979 感恩节，几乎致命的心脏病发作
1982 《心系中国》由哈勃一娄出版社出版
1991 9月12日完成《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书稿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两天之后于9月14日在剑桥去世
重要著述
——《美国与中国》
《美国与中国》是费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国历史及中美关系的力作，它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

本书第一版于1948年问世，立即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获得较高评价，被称为经典著作。

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后来尼克松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

费正清随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思考研究中国社会，其表现之一就是不断修正、丰富《美国与中国》一书的内容。

在此后的几次再版过程中，费正清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30年的历史，完成了对中国历史从传统到现代的完整考察。

《美国与中国》研究的是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并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中美关系。

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介绍、分析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状，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从而消除中美两国的隔阂和误解，进而改善中美关系。

——《剑桥中国史》
作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组织者，费正清还做了很多有益的学术普及工作。

他主持编写了有关“东亚文明”“中国问题”的教科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经主持编写过一套15卷容量的《剑桥中国史》，中译本为《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伟大的中国革命》。

《剑桥中国史》从1966年开始策划到1991年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付印，为时共25年，每卷都由学科专家执笔，最后由资深编辑总成，
向世界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堪称为一项有影响的跨国工程。

这套书凝聚了费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担任主编，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

自1966年始，他与来自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为《剑桥中国史》撰稿，使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

——《观察中国》
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是费正清长期职业生涯中一个核心的目标，也是他力求通过做书评来实现的目标之一。

他的书评和他的专著一样的出色。

《观察中国》是一本二十六篇论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书评，多数刊登在《纽约书评》上面。

但是，费正清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将这些书评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编辑、删减、修改，将零散的片断加以重新组织，于是，这些书评就被分成不同的关于中国近现代以来五大历史主题：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革命领袖与其人民的关系、二十年的敌对之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来一些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做出判断的尝试，其价值远非单纯的论文集可比。

费正清的这部《观察中国》于200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译，其中共列出五大标题，它们是新帝国主义观；毛的中国之内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余波：美国乐观主义的破灭。

讲求实证
费正清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讲求实证，不愿意构筑庞大的理论体系。

人们无法理解，像他这样富有开创性的学者，却难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系统的学术思想。

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费正清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

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

在费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证明，欲了解今日的中国必须要了解中国的过去。

费正清认为，那种以为中国的原始资料不可、甚至中国人的视野也不必要的观点，是绝对错误的。

西方人那种仅仅依靠英国、法国和美国档案史料来写中国学著作的做法，已经风光不再，对西方原始资料的依赖，反映了一种自以为是的态度。

他竭力推动新的研究，主张深入发掘中国的史料，开展对人口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知识分子倾向、文化史、经济制度、税制、考试制度等问题的系列调查研究。

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是费正清所提倡的，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却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

1932年他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成为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

1933年他用中英文档案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

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

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

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

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

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

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还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也这样做。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与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须像学世界史一样研究这段历史，而把中国假想成与美国一样是错误的。

正是由于坚持了中国的不同性，费正清才有效抵制了长期以来美国人在中国只寻找他们想寻找的这一倾向。

费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就越能与中国和睦相处。

“冲击—回应模式”
50—60年代，“冲击—回应”模式在美国和西方相当流行，把持这种历史观的并非费正清一人，但费正清的影响最大，他的近现代中国研究确实始终贯穿了这一模式，无论是《美国与中国》，还是他与邓嗣禹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冲击—回应”模式都作了极为深刻的论述，在《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中一开始就提出，中国文化“既有传统的遗产，又受西方的影响，他们相互交织在一起” 。

认定中国历史进程是由一个更加强大的外来社会的入侵所推动的。

“冲击—回应”模式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在长期以来成功地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从而使中国社会保持极大的稳定。

当近代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沿海寻求贸易机会时，这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对外部世界表现出惊人的惰性，它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外来势力。

为此，费正清强调，西方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刺激，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冲击—回应”模式是一个以西方人价值观来认识东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近代社会，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传统社会，其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中国传统社会才有可能摆脱困境，获得发展。

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外向型”模式在美国现代中国学界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成为一种“学术规范”。

直到60年代后期，中国研究领域兴起了一股批判思潮，才有人公开对这一模式提出质疑。

费正清部分地纠正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自己的中国史观并非无懈可击，并在《中国新史》和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中对自己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承认中国的近代化主要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和动力，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

人物争议
费正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他不仅是一位顶尖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评论家；他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政策研究，是一位“两栖人”。

他的中国观是一个复杂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历史经历，还反映了他在特定条件下的政治态度。

费正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物。

他既要忠诚于学术，又要倾力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实政治服务，这不能不使他陷入两难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学”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

他的某些“激进”之举也会引起右翼政客们的强烈的不满。

理解费正清与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他的观点随着形势的发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

作为现代中国学第一代学者代表的费正清，其开拓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功绩不可磨灭。

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认，费正清领导的“哈佛学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们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统治人物，反映了美国官方的观点。

他的“冲击与回应”模式和他的著作实际上回避了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有违于历史事实，这一点也受到美国新一代中国学者的批判。

费正清在与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接触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摇摆不定的时刻，这与其本人的社会经历、政治背景和学术生涯有着多方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