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

作者简介：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国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生前历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重要职务。凭借其坚定的毅力、顽强的精神，费正清毕生致力于中国、东亚区域，以及中国与西方关系等问题，主张跳出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开创了“中国学”研究的新局面。

费正清一生著述颇丰，在西方影响很大，被誉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创建之父”、“头号中国通”。美国《评论》杂志评论，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剑桥中国史》、《中国：传统与变迁》、《东亚文明史》和《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等。

名著拾萃：

战争持续了八年。它的直接或间接结果是大约1500万至2000万中国人死亡。财产损失难以数计。而且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因此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蒋介石曾经长期力图避免敌对行动。自从 1927 年国民党人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他深信要抵抗强大的外国侵略者，中国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认日本侵占东北四省（满洲），缔结消除国民党在华北影响的停战协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

镇压反日的学生运动。然而，从1935 年晚些时候开始，反日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于是，在1936 年12 月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逐步开始了战争的准备。他大概口头许诺过他将抵抗外来侵略，换取了西安获释。因此，1937 年2 月他撤换了据说亲日的外交部长张群，而且他开始与他长期的敌人——共产党人谈判和解。因此，当战事在卢沟桥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击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举国一致，异口同声都支持他，在整个一代人中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蒋介石的战略基于“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他锐敏地感到他的军队劣于日本，甚至在战前他即已构想了撤至中国西南偏远内地的战略。1935 年8月他对一次政治干部集会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蒋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现代、前工业阶段这样一种认识上。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战能够持续下去，不管有多少个城市和工厂沦于敌手。万一入侵的军队竟然前进到中国几乎无边无际的内地，他们势必要被截断补给来源而精疲力竭。偶尔如在上海，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然而这个战略毕竟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得到了很大成功。日本人相当容易地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铁路线持续攻击，迅速推进。但这些交通干线并不穿过华西的山岳和峻岭，而防守的中国人就隐蔽在后面。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1～375页。

名著导读：

鸦片战争后，被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天国大门的中国近代历史先是被迫，再是不得已，后是必须，与外来的“侵入者”或“进入者”发生极为密切的关联，

外来者遂成为中国近代舞台上的重要成员。因此，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解构为“冲击—反应”模式，便是《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的指导思想和写作背景。

《剑桥中华民国史》分为上、下两卷，叙述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共产主义运动、国民党政权、中日战争、国共冲突，以及同时期的文化、教育等等。全书由西方知名学者费正清、费维恺、杨品泉等人集体撰写，借鉴了中日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谓是一部代表西方学术观点、研究水平和趋势的历史著作。

书中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持否定态度，指出“蒋介石曾长期以来避免敌对行动。自从1927年国民党执掌政权以来，尽管日本曾多次进行干涉和侵略，他却始终奉行一种和解政策”。“到1937年7月，国民党中国依然可悲地没有准备好战争”1。蒋介石抗战以后加强独裁做法，表明抗战开始后国民党统治的结构和环境都发生了改变，但“它的基本特征——一种依恃武力和独裁统治——依然没有变更”，“国内政治支撑着蒋对战争的指挥，而蒋则借此增强他的中央权力”。2在武汉和广州失陷以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已陷入了似乎不可扭转的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恶化过程。这种恶化，到1945年使它陷于虚弱和萎靡不振的状态”。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领导人的政策也发生转变，他们预料“西方盟国能够打败日本，无需中国作进一步的牺牲”，“因此，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致志”，蒋介石“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3外部形势的恶化，使国民党政治上更加虚

1（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刘敬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8页。

2（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刘敬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7页。

弱和腐败，经济上通货膨胀迅速加剧，军队士气进一步低落，而这种状况导致了广大群众的普遍不满，民主运动日益高涨，以及军事上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

该书从两方面评价了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抗战。一方面“千真万确，国民党军队曾多次英勇地与日本人作战。薛岳将军的部队三次在长沙（一次在1939年，两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规模进攻。1943年11～12月，中央军第五十七师在湖南常德以极大的决心作战，遭受了不下90%的伤亡。1943年在鄂西，抗击日本人所称的饭碗战役，中国军队损失了大约7～8万人”。1945年4～6月，“一些师勇敢而有效的击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进攻”。

另一方面，“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在战争后期，它实际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普遍衰退具有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支军队是国民党政治权力的基础。它开始溃败预示着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倾覆。蒋似乎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崩坏的过程”。到“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这“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

《剑桥中华民国史》被公认是代表西方汉学界80年代最高水平的一部学术著作，在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该书的作者多为西方学者，他们大都具有尊重史实的客观态度、严谨的学风，在写作时政治因素考虑得较少，因而书中的评价比较客观、公允，从而为我们展开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论述。

思考题：

费正清认为，“同日本的这场战争，确实是中华民国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请结合鸦片

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分析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