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

苏轼的思想集儒、释、道于一身, 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佛道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正如李泽厚所说: “苏轼不是佛门子弟, 也非漆园门徒, 他的生活道路、现实态度和人生理想, 仍然是标准的儒家。“少年的苏轼,，便已萌发了报国的热情。宋史本传记载:“母程氏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 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5

范滂传, 慨然太息, 轼请曰: ‘轼若为滂, 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 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为了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 苏轼和其他士大夫一样通过出入仕途来实现他的抱负。他的政论文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苏轼在作官期间经常在他的文章中主张要以德治国、以仁治国。“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 无障塞而固矣”。“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苏轼在贬居黄州之时, 屡因文字得罪, 自己也想“焚砚弃笔”。但还是写了《荔枝叹》针砭时政,表现了他抱负不得实现的愤懑。但他没有沉沦, 而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把入世的热情转化为个人情操风节的修养上来。

苏轼在思想上追求道家的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他亲近自然, 纵情山水, 对自然的依恋, 使得他不得志的情感得到了很好的寄托。如《前赤壁赋》，所谓“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浸透了作者对人生苍凉感受, 表现了他对人生真谛的体验与思考, 把有限的生命个体融入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物与我一体, 共享明月清

风的诗意。这显然继承了庄子玄学禅宗的浪漫精神, 超然物外, 遗世独立, 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感合二为一, 用内在生命去体悟外在的自然, 达到物与我的相融相应, 达到物与我的完美结合。

苏轼很喜欢陶渊明的诗, 很欣赏他的为人。他喜欢的是陶渊明所代表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苏轼他自己也作了很多诗

附和陶渊明。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 曾在常州宜兴购买田宅, 在南都接到了批准他在常州居住的诏命, 于是“归去来兮,清溪无底, 上有于仞山魑嵯峨。画楼东畔, 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船头转, 长风万里, 归马驻平破”。在黄州时便有“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的打算。后来游赤壁便希望自己可以“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苏轼的这种道家的出世态度一直贯穿他晚年, 元佑六年, 苏轼在杭州同参廖别离时说, 我们相约他年重返浙东, 退隐山林, 切莫违背这

个美好愿望。在《八声甘川-寄参廖子》诗，约他年东还海道, 愿谢公雅忘莫相违。在《赠王子直秀才》中期表现了理想生活, 那就是“万里云山一破裘, 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 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 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 海上何人识故侯”。一种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 无拘无束, 逍遥洒脱, 了无牵挂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无奈的超越。苏轼内心深处还是一直缠绕着建功立业的思想。

苏轼一生并未真正的退隐和归田, 但他始终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完善。他内心的矛盾并不是脱离官场和脱离尘世所能解决的, 他身在官场, 却能超脱于官场, 甚至置身事外。“起舞弄青影, 何似在人间”, 人生的快乐既不在繁扰的尘世, 也不在高处不甚寒的天上, 而在大自然, 去享受大自然美景良辰带来的精神愉悦。他那种月下起舞式的人生理想是渡尽劫波后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 是一种虽平常却蕴涵

哲理的生命至境, 而这种境界只有苏轼才能达到。

苏轼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与他三位妻子的相处和与其弟子由间的真情就是最好的证明。相隔多年, 他对亡妻王弗还是万般思念否则就没有那感人至深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短松冈。

这样出于肺腑的诚挚感情是当时“灭人欲, 存天理”的理学所不能理解的, 泯灭人性的理学家们只一心想做圣人哪管你儿女情长。醉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醉后情最真, 正是中秋月圆苏轼大此时他非常怀念他弟弟子由从《水调歌头》可以看出: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 也是对人生的彻悟。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 人生的浮浮沉沉, 苏轼始终以其豁达的胸襟容纳,这是一个智者对苦难的超越。他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 , 他的思想所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成为了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