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党员干部队伍“老化”现象透视-最新文档

农村党员干部队伍“老化”现象透视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动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1]推动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主体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然而，就目前来看，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尚难完全适应中央的这一要求。“农村基层干部是团结带领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骨干力量，为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同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有的干部不能正确领会党的农村政策……有的文化水平低，思想观念陈旧，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缺少办法；有的思想作风不正，办事不公，简单粗暴。”[2]近年来，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农村基层干部“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和情形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问题的长期存在，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队伍老化不无关系。对此，本文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党员干部队伍老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并提出若干解决问题的措施，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参考。

一、农村党员干部队伍老化总体状况

本文所谓的“老化”，指的是农村党员干部队伍的年龄偏大，以及因年龄偏大所导致的党员干部的现代知识、技术和观念的陈旧与落后。就群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在我国农村，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年龄与文化程度存在着反向关系

的，即年龄越大的群体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

据调查，凤阳县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7%左右，而在农业人口中这一比例更高。在所调查的村“两

委”1771位成员中，35以下的仅227人，56岁以上的379人，36至55岁的1551人；在1145位被调查的村支部委员会成员中，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986人，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218人（这其中还包含70名机关下派干部）；普通党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总数的89.5%；全县年龄达到和超过55岁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44%，农村党员这一比例则更高。在部分行政村，55岁以上的党员甚至占到该村党员的90%以上。例如，某新农村建设县级试点村全部56名党员的统计数据表足以说明这些问题：

分析该表可知：55岁以上党员数超过35岁以下党员数的5倍；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党员数是高中及其以上党员数的近10倍；在7名文盲党员中，最小的一位67岁，最大的一位79岁。在56名党员中，妇女仅占3名，和男性党员不成比例。女性党员比例过低情况说明，目前在我国农村的一些地方，党员的思想还是相当落后的，男女不平等的世俗观念依然很严重，这也是党员干部总体素质较低的一个具体反映。需要说明的是，该村仅有的一名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系自修成人大专）的党员（也是年龄在56名党员中最年轻的一个），其户口和党藉虽然保留在

该村，但却并不在本村务农，而是就职于该乡镇某金融部门。因此，实际上该村大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数等于零。

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曾经有一个村的村支部，选出的三名支部委员平均年龄超过70岁，而这个“200多岁”的带头人队伍，却“斗大的字不识一升”。

实际上，年龄偏大只是老化的一个方面，更多的还表现在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因年龄偏大所导致的观念和知识的陈旧，以及对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农业科技掌握的不足。

可以想见，由如此落后老化的农村党员干部队伍构成的党农村基层组织，是很难起到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很难建设带领农民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贯彻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很难起到农村工作“领头雁”的作用的。

二、导致老化的主要原因

导致农村党员干部队伍老化和总体素质偏低的原因很多，笔者将从最主要和最关键的直接和间接原因着眼进行分析。

（一）直接原因

导致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老化和总体素质偏低的的原因很多，但是发展新党员困难重重则是其中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少数村支部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里没能发展新党员，甚至有个别村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居然连一名新党员也未能发展。在这些村，“新鲜血液”的输入基本上靠的是每年为数不多的几个回乡的党员退伍

军人的加入。

为什么农村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如此之艰难呢？根据调查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症结之一：宗族、宗派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千百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很少流动。而缺乏流动性，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下的农民，同宗同族的人群大多聚居于同一自然区域（如长期居住于某一个或几个相对集中的自然村庄），因而在一个行政村里，往往存在着一个或几个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大的宗姓群体。长期朝夕相处的大姓与大姓之间难免产生误会与隔阂，它们之间往往还存在差一些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怨结。即使在一个大的族姓群体内部，也大多存在着血缘关系远近不同的宗族派系之间的争斗。相应的，分属于不同宗姓的党员在思想观念上也打上了宗族宗派的铬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宗族宗派倾向。而目前农村党组织（村支部、村总支或村党委）的内部机构（如党小组或党支部）的设置，一般是按照地城（即村民组或自然村庄）来设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和强化了党员宗族宗派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的激烈程度。这种非正常局面必然造成一种尴尬结果：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某个发展对象在党小组织会上被表决通过，而在村一级党组织大会上却往往遭到否决。甚至在有些行政村，当得知党组织召开讨论某发展对象入党问题会议的信息后，不属于该发展对象一族或一派的党员便采取集体缺席的方式进行抵制，致使会议因达不到归定的80%党员到会人数而无法召开或有

效表决。而这种情况，在2008年4月凤阳县进行乡针眼和行政村合并之后变得更加的复杂化。在两个或两以上行政合并的新的较大的行政村里，除了原有的宗族、宗派间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因地域利益不同而产生的矛盾。例如，在合并之前，以原来某个行政村为单位遗留的经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合并后新加入的行政不予认可，并以首先解决遗留问题为前提条件而拒绝与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症结之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领头人狭隘的戒备心理。有些村支部书记由于自己的宗族门户大，党员人数多，再加上自己在族内拥有一定的威信，书记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官”当的时间越长，对自己手中的权力就越是依恋，以至于害怕发展新党员会威协到自己的“乌纱帽”。即使是发展本宗本族的人入党，也得考虑再三。对于那些年龄较轻、文化程度较高、素质较好、有发展潜力的党员发对象，他们往往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症结之三：老化了的党员干部本身。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春风逐渐渗入古老乡村的今天，农村的年轻人所受到的影响远比老年人要大得多。加之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的“代沟”，老党员对要求进步的年轻人往往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总觉得这些年轻人怎么看也“不顺眼”。既然如此，若让这些老党员来充当要求进步的青年人的入党介绍人，让他们在对年轻入党积极分子投上宝贵的一票，是难上加难的。

症结之四：党员与发展对象之间缺乏了解。自从实行大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