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

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三、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清谈巩固其志气，药与酒陶冶其趣味，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但是，流行性正是纯品格的终结，千

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

谈及魏晋风度，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先生才识过人，一篇扬扬洒洒的演讲稿，对魏晋文章与彼时政治背景及社会风气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自是提示得准确传神，鞭辟入里，脉络清晰，可以使任何一个后来者不敢轻视。先生对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情状，也大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魏晋文人身处夹缝、个性难以自由生长的自下而上际遇充满悲悯，对他们意识到生命短促的放达和追求永恒的浪漫进行讴歌。

鲁迅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是的，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的诗文妙章行世。如何晏著有《道德论》及文赋多篇，王弼作《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阮籍著有《达生论》、《大人先生传》，嵇康著有《游仙诗》、《养生论》、《管蔡论》、《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向秀作《庄子注》、《思旧赋》，刘伶作《酒德颂》等。不过人们认为在文采词章后，还应加上玄谈、书法与雅集，才能够上真正的魏晋风度。所谓服药乃为求长生是对人生生命的珍视自觉；饮酒以放浪形骸，任情恣性；谈玄逸世优游林下；则为文则以写志；挥毫作书则以直观表象直表人格性灵风神；饮酒、玄谈、为文、作书则必雅集。

阮籍和嵇康则是正始时期的典型代表。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阮籍之诗，情感内涵丰富，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却以含蓄婉曲出之。而嵇康的论，却是思辩性较强，具有深刻的反传统性，以明白晓畅示人。诗含蓄而论朗畅，正与各自的个性气质相契合，是“使气”与“师心”的结果。

阮籍，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他生长在家庭教育良好,文学氛围浓郁的环境中,必然会对他的个人修养和性格气质产生巨大的潜在影响。不幸的是他3 岁丧父，又经历了魏晋易代前期的政治巨变，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和风波时起的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影响着阮籍的成长，也规定着他那狂傲独特的个性形成。他平生的两大爱好：一是读书，一是嗜酒。与西汉时代不同的是，阮籍所读之书，除了传统的儒家典籍之外，还有向往自由，渴望思想解放，不循礼法的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阮籍本有济世之志，然时局不利，时势维艰，曹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中，阮籍不愿曲奉于司马氏，报效无门，也只得寄情山水，言志于诗，醉卧樽酒中。阮籍是个地地道道的酒仙。《晋书.阮籍传》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

嵇康是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以文学、音乐闻名。因政见与当权的司马氏不合，遂寄情山水，康崇尚自然、养生之道，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著有《养生论》。该书的养生之道，其实也暗合了老庄哲学及政治取向上的“无为”、“寡欲”、“道法自然”等观点。嵇康尝自言“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老子庄子，吾之师也”。

嵇康一生服膺老庄，潜心玄学，追求一种“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的人生境界。

据说，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带来大批官员，嵇康一见这场面就很反感，没理睬他，只是低头打铁，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立即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就拂袖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嵇康坏话。嵇康的耿直、藐视权贵，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面对当时混乱的社会现实，面临司马氏大量诛杀名士，排除异己造成的政治恐怖气氛，阮籍表现了仕与隐的犹豫不决，这不仅因为他“家世儒学”的影响，还因其性格的软弱，把“保身”、“全身”作为自己最终极意义的关怀，这就造成他与司马氏之间的依违避就，貌合神离的关系。

嵇康一样不满于司马氏的篡权行为。但他刚正不阿，“性刚而才高”，好“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先以高傲之态得罪权臣钟会，再以《与山巨源绝交书》和《管蔡论》表示对流俗的厌恶和对官场的蔑视，这足以让司马氏恨得咬牙切齿。也正是这种直白表露的政治态度,给他惹了祸并最终使他丧命。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四、魏晋风度的审美特征

千百年来，魏晋名士那种潇洒清远，富有审美意味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面貌令人神往。鲁迅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魏晋风度主“通脱”，以“慷慨、华丽”为衣，以“饮酒、服五石散”为行，尚清谈，讲容饰。魏晋时代无论是当政者还是文人士大夫，都极为追求外貌举止的俊美和飘逸，以此来展现清高不俗的内在人格。这与当时士族阶级的审美趣味和品位理想是极为契合的，即强调由形见神。这种由形而凸显出来的神韵与风骨，体现着士人精神领域的审美心态。

总之，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独特的审美特征，是魏晋士人追求现实人生和生命超脱的方式，是人的觉醒时代的伟大产物。魏晋风度是在一种放达的处世方式中升华而来的哲学式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化的文化内涵，它使人回归到了本真与自然。魏晋士人以放旷、恣意的人生态度来反对当时黑暗压抑的社会制度，反抗束缚本性的礼教与压迫，并进一步发掘和释放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道德，把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对正义的理性思辨和坚守以艺术的、哲学的、人性的方式传达于世，达到了真善美融为一体的极致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