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xx渔猎育xx，xx风情话历史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读书笔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其实是民族志方面的调查报告，却记载了赫哲族的历史。

成书于1934年，由南京中央研究院出版。

这部书作为中国民族学史上最早的科学的民族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国际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由于该书的出版,中国民族学在世界民族学界占有了地位。

而为了完成这本书，作者所进行的调查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次正式的科学民族田野调查。

此书作者凌纯声早年就学于中央大学,后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师从世界著名人类学家莫斯、葛兰祸、黎维等人,研修人类学及民族学,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归国后积极从事民族学研究和开拓工作。

1930年春夏间凌老同商章孙在松花江下游（自依兰以致抚远一带）围绕赫哲一族的生活状况与社会情形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实地田野调查。

全书共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
xx的古代民族与xx。

包括：
通古斯非东胡民族；通古斯为东夷的一种；东北各民族名称的起源及其转变；赫哲名称的来源；中国文献中记载的赫哲；现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

第二章：
赫哲文化。

这一章中含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四大类。

第三章：
xx的语言。

本章包含：
xx言、xxxx、xx汇。

第四章：
附录。

附录中录写了十九部《伊玛堪》故事，它们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现代中国研究民族史的学者，大都上了欧洲汉学家的老当，毫不质疑的认为，今之通古斯即为古代的东胡。

”这是凌老在书中第一章的开篇之词，掷地有
声。

这就话有理的驳斥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人民族源归类不切合实际的断言。

当然，挑战权威的勇气来源于实力。

一方面是他熟知国外文献,另一方面在于作为中国学者,具有本土优势,即拥有过硬的古汉语文献功底。

梳理了“中国文献中记载的赫哲”,记述了“现代的赫哲族及其地理的分布”。

条理清晰,论证有力。

凌纯声是人类学、民族学出身,但他对于语言学也相当精通,具有合格的专业水准。

他在本书中引用了许多国外语言学专著,用国际音标给赫哲语注音,对赫哲族语言研究起到奠基作用。

他发现赫哲语中有不少汉语借词,表明赫哲族“许多方面的文化是由汉民族输入的”。

他还通过语言,找出赫哲族过去的社会制度,例如,赫哲族语言中没有舅舅、姑父、外甥的称呼,对姑母称妈妈,都与存在过母系家族制度有关。

凌纯声早年在大学读书时,有“东南音乐家”的美称,著有《中学音乐集》。

因而,他能够得心应手地用五线谱准确记录赫哲族萨满活动中的神歌以及27首民歌曲谱,另外,关于赫哲族歌舞的记述也非常精彩。

凌纯声对于美术绘图也有一定的基础。

本书图文并茂,共有插图332幅,线条流畅,精美准确,为理解赫哲族物的文化提供了形象的解说。

“赫哲与吉利雅克，世有鱼食民族之称，因为他们的食料以鱼肉为主。

”“赫哲人的知道利用火，由来已久。

他们取火的方法，据他们自己说：
最初用两块极干燥的木头互相摩擦，可以生火。

”“在他们的传说中，常说古时用木盆木锅煮物。

”“赫哲人普遍每日食两次：
早餐日出两竿；晚餐在日落时”“赫哲人的衣服，夏用鱼皮，冬用兽皮制成。

”“以鱼为主要食物的赫哲人，为了谋生便利起见，他们的住处在江河沿岸”“俗有狗车，木马轻捷之便”“赫哲人的捕鱼可分为江鱼海鱼两种”“赫哲人所用的战争武器与狩猎武器无异”“”。

赫哲族虽然人数较少,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三江流域,但赫哲族的历史悠久,在族源上不仅与通古斯古代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还吸收了古亚细亚语族民族以及蒙古人、汉人成分,因而在文化上既有本族的鲜明特色,又有多样的交融性。

从本书可以看到,赫哲族与吉利雅克人(Giliak,分布在俄罗斯远东,今称尼夫赫人N iv
khs)有许多文化上的共性,他们“世有鱼食(Ichthyo phagy)民族之称”;“衣鱼皮”;动物图案艺术相似;等等。

对于赫哲族信仰的萨满教,凌纯声在本书中有详细的记述。

同时,与西比利亚(西伯利亚)各民族信仰的萨满形式、器物作比较,分析同异。

凌纯声调查赫哲族文化,不是单纯地记录,而是以开阔的视野,进行比较分析,使读者能从宏观上更深刻地体味赫哲族文化价值。

诚如民族学家李亦园先生对此所作出的评价: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更重要之贡献,乃在于运用我国古籍之资料,匡正了许多著名外国学者,包括Chavannes、Shi-rokog orof f、L auf er等人,误认通古斯族即为东胡的种种错误。

”凌纯声先生既重视实地调查,又重视历史文献,将民族学和民族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他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的一大特色,这在他第一部重要调查报告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为以后中国民族学调查研究树立了模范的样板。

本书奠定了凌纯声进行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基础。

本书出版后不久,他编写出《民族调查表格》,并发表了重要的专题论文《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

他指出:
“作游记式的民族调查工作是很容易的,然而彻底明了土人的习俗和思想并能记载调查的结果详细而精密,则非注意方法不可。

”在民族学调查中,忠实记录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凌纯声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论理念和范式,对于今日民族学调查者来说,仍有宝贵的启迪。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吴文藻认为这本调查报告“是中国民族学家所编著的第一部具有规模的民族志专刊”,反映了“中国民族志专刊应有的水平”。

徐益棠称此书为“我国近年来最科学的民族调查报告,虽不免尚有缺点,然已造成中国民族学史上破天荒之著作。

”此书问世35年,李亦园为庆祝凌纯声先生诞辰70周年,撰文论凌纯声对中国民族学之贡献,以浓墨重笔,着力论述凌纯声调查赫哲族的重大意义:
“这是中国民族学的第一次科学田野调查,成为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本文虽然是一部民族志方面的调查报告，但从书中的内容介绍、方法等方面，也表达了作者对民族学研究对象的一些基本看法。

他当时认为：
“民族学研究的对象是限于‘落后的民族’，或‘史前的民族’”。

并引用德国人斯坦译的说法：
“民族学所研究的是没有历史的各民族的生活。

”其次，他在本书中还强调：
“民族学只是研究生活”，并引德国人拉采尔的说法：
“民族学所研究的是人类各方面的生活。

”又引奥国人施密特的说法：
“生活一字是民族学研究的真实基础。

”从而论述了他自己关于民族学的生活文化观：
“文化是人类应付生活环境而创造的文物和制度。

”由于作者当时思想和学术观点的局限，因此他在把赫哲族作为一个民族考察时,对他们的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是有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