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及其价值

论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及其价值

反英雄叙事拒绝传统高大全式的“巨人英雄”，而是将英雄还原为普通的人，刻画日常生活中的反英雄。“反英雄走向了‘英雄’的反面，它的出现是对传统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的解构，或者说是这些理想概念的破碎和丧失。”①在余华的小说中，存在这样一种反英雄叙事，它书写日常生活中的反英雄，塑造了阮海阔、王子清、马哲、福贵、许三观、李光头、杨飞等一大批反英雄人物。余华认为他的写作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出发，经过政治、历史、经济、社会、体育、文化、情感、欲望、隐私等等，然后再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②。从“出发”到“回归”，从“巨人英雄”到“日常式反英雄”，余华的反英雄叙事有着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与审美价值。

一、解构、黑色幽默与狂欢化：

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策略

余华塑造了众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余华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承受着巨大的苦难（暴力、意外、死亡等）；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在生活中往往表现出默默承受、麻木不仁、玩世不恭、缺乏思想信念、随波逐流、对社会和道德冷漠不在乎等反英雄特质。在这些反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余华的反英雄叙事策略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戏仿与解构。从鲁迅《故事新编》对正史的戏仿，到施蛰存《石秀》对《水浒传》的戏仿，再到余华《鲜血梅花》《古典爱情》对武侠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的戏仿，可以看到，戏仿这一叙事手法被相当多的写作者所喜爱。戏仿（Parody），又称滑稽模仿，指的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其他的文本、文体、风格进行模仿的一种创作手法。这种模仿不是简单地重复与抄袭，而是在其他文本、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再创作。这种再创造是异于被模仿的文本的，并且这种差异越大，戏仿取得的叙事效果越加明显。华莱士·马丁指出：“滑稽模仿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文类的

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性模仿，它以语言上、结构上或者主题上与所模仿者的种种差异为标志。”③在余华的小说中，戏仿是余华反英雄叙事的策略之一。《鲜血梅花》是余华对武侠小说的模仿，小说的环境设置与传统武侠小说别无二样，但其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却与传统武侠小说迥然不同。在这两个方面，余华进行了颠覆，形成强烈的差异性，促使了阮海阔反英雄形象的生成。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叙事因果被余华所切断，故事因此而显得模糊而神秘。阮海阔如同一个反英雄符号，在漫无目的的游荡中阴差阳错地结束了“复仇之旅”。在这一过程中，阮海阔及其行走的意义仿佛只是证明了神秘莫测的“天意”的存在。这其实是余华对传统武侠小说的一种戏仿与解构。手无寸铁之力的阮海阔“入武林”却不成侠，“复仇”亦非真正的复仇，传统武侠小说中的风格与意义在这被解构得淋漓尽致。在《河边的错误》中，余华对侦探小说进行戏仿。马哲具有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奉献精神与行动魄力。他为民除害的英雄之举符合其内心的道义，却与律法对立。以至于最后自己也需要借助“疯子”的身份破解律法上的困境。“英

雄”最终变为了“精神病患者”，英雄的品质与行为被另一个身份所消解，这种悖论式的情节发展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除却以戏仿解构文本意义，余华还以符号解构人物，以个人叙事解构宏大叙事，进而解构历史。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选择特定的叙述形式时就已经有了意识形态的取向，因此他给予历史的特定阐释也必定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④在《一个地主的死》中，余华并没有花费大量笔墨去刻画王香火作为一个地主少爷与抗日英

雄的形象。余华仅仅将其视作是一个普通人物，一个可以叫作王香火，也可以叫作张香火、李香火的人物。余华不对王香火进行人物刻画，不描述其心理活动与思想变化。王香火不似其他英雄那般，是为国恨而进行“壮举”，或是为心中大义与理念而牺牲。他的举动完全可能是因为个人遭受折磨而报复泄恨，或只是因为目睹日军暴行后产生的一种热血冲动。由此，余华解构了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以来主旋律文学中所呈现的“英雄”气质——王香火并不是“正典英雄”，他的英勇壮举虽沉重，却又显得“轻飘”。他并无其他抗日英雄那般

具有坚定的环境影响与精神基础。虽然他的所为是英雄之举，但他作为一个英雄的形象已经被余华在小说中反复切换的两种叙事线索与

叙事方式（零度叙事、写实叙事）所消解，转而成为反英雄。

其次，黑色幽默为余华小说的反英雄叙事作出了突出贡献。事实上，黑色幽默往往与反英雄联系在一块：“黑色幽默用于描写反英雄

人物，反英雄人物透露着黑色幽默；在对于反英雄人物的描写中，黑色幽默和悖论的手法往往是点睛之笔，入木三分。”⑤余华小说中，

黑色幽默不仅仅只是一种修辞，更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是余华作为写作者创作理念的传达，也是余华笔下人物的价值取向与生存哲学。因而，在余华的反英雄叙事中，黑色幽默是余华的重要叙事策略，它更好地呈现出了反英雄叙事所带来的审美感受：“如果说悲剧美感是

由痛感至快感，喜剧美感是紧张消除后的愉悦感，那么，反英雄所引发的审美感受就是由片刻的愉悦转化为沉重的难以排遣的压抑感。”

⑥

在《活着》中，福贵年轻时骑着胖妓女经过丈人家门口时脱帽向

丈人致礼；加水煮钢铁造炮弹要打到蒋介石的羊棚里；儿子有庆“被献血”致死后医生逼问你为什么只生一个儿子；外孙苦根饥肠辘辘时吃豆子被撑死；给牛取名为福贵……所有这些都在用喜剧方式塑造難以言说的悲剧。接踵而至的苦难福贵只能一一忍受，令人在心生同情的同时也感到钦佩。正如同美国《时代周刊》对《活着》的评价那般：“余华至真至诚的笔墨，已将福贵塑造成了一个存在的英雄。”⑦这“存在的英雄”并无传统英雄的崇高品质，它更像是日常生活中的反英雄形象。《活着》之后，黑色幽默的手法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在小说开始，卖血与身体是否结实联系到一块，并决定着一个男人是否能够娶到女人时，整部小说就定下了黑色幽默的叙事基调：

“是不是没有卖过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结实？”

“是啊，”四叔说，“你听到刚才桂花她妈说的话了吗？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都娶不到女人……”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