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叙事的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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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也越来越多,并且大多是从西方叙事学的角度进行。
我认为,中国电视剧叙事的理论基础,应该从中国本土的叙事学理论中寻找。提出此观点并不是不同意用西方的叙事学观点来研究中国的电视剧叙事。西方的叙事学的确有它可取之处,只是在运用西方原理的同时,一定要想到,中国电视剧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产物,也应该从中国叙事学的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的叙事。
一、运用中国叙事学的理论研究中国电视剧叙事的原因我们提倡运用中国叙事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电视剧,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因为我们的电视剧艺术是根植于中国民族文化土壤的民族艺术,实践作品具有民族性,我们研究作品的理论方法当然也应该一脉相承,即运用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二是因为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特别是对一些叙事学方面的本质性问题的看法有着本质的差别,这些观念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文化与历史原因。所以,我们强调走回本土,走回本质。
首先,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的京剧和地方戏曲、民族音乐、民族绘画、民族舞蹈等,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中国风情和艺术技巧。电视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很快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用来表现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中国的风土人情,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具有了中国民族特色,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剧的叙事,首先是选择本土的人物。夏衍同志早就强调影视要塑造“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形象”。他说,“中国人是人,外国人也是人,这是共性;但中国人有中国人独特的长达5000年的历史,中国人有不同于外国人的伦理道德、行为准则、表情语调、风俗习惯,这才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具体实
际”。①“作为国家或民族性格的‘人的类型’,乃是那个国家
或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文化综合熔铸而成的,它活生生地体现着这个国家或民族的一切;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一切,可以通过它所产生的人的性格去了解,而且相对于通过历史与文化本身去了解,是一条便捷得多、也有趣得多的途
径。”②民族的人物性格的定位好了以后,选择的事件也一定是
本土的。拍摄地点也多数在本土,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电视剧工作者的身影。电视剧的艺术风格也一定是本
在其中的作用。一部电视剧的成品,所有的特征都受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民族文化在电视剧工作者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决定了他们创造出的电视剧作品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因此,电视剧理论工作者,在研究电视剧作品时,应该重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研究。重视用中国叙事学的方法对电视剧进行研究,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是中国电视剧创新与研究的源泉。
其次,中西方叙事理论观念的区别决定我们研究中国电视剧的方法应该以中国叙事学为主。过去与现在是紧密相联的,现在的每一部真正新的作品产生,都要对它所在的那个系统产生影响,引起一定的哪怕是很小的调整。反过来,过去的传统也总是影响和制约着今天的理论。叙事文学的形成过程及文化环境制约着叙事理论的观念。
西方的古典小说来源于悲剧叙事,经历了史诗、中世罗曼史、现代长篇小说的演变谱系。悲剧叙事源于某个不可更回的过错或人性中的重大缺陷,对重要人物的重要行为展开宏大叙述,最终获得一种神圣和崇高。在历史上它形成了一套经典的叙事话语操作方式:注重对人物命运的描写,以人物为中心安排情节,情节严密而又富有戏剧性;多采用历时性叙述,按可然率和必然率展开,形成完整的因果逻辑结构。因此,如果我们在结构上取其主流的美学模式,毫无疑问,西方传统的叙事作品是以情节的人为而周密的组织为其根本特征的,离开一部作品的情节组织,就无法说明其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要透解西方文学作品的结构,必须从深入分析它的情节组织入手的原因。
在我国叙事小说产生之前,以诗歌为主的抒情文学高度发达,抒情文学追求的情味,其审美特质对小说尤其是文人创作小说产生重要影响。唐代诗文高度发达,自觉的中国小说叙事就产生于唐传奇。“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民间说话的兴起及这个职业的产生,也对中国自觉的小说叙事有直接的影响。可无论是正统文人创作的唐传奇,还是由民间说话发展而来的宋元话本、拟话本,都是为了迎合正在兴起的城市市民阶层娱乐的需要。它们或奇或俗,都追求一种情味,并且这种情味深受市民趣味的影响、左右。可以说,中国初始阶段的小说虽受高雅文学的影响,但并不能改变它的出身。它来源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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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梅》时云:“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
又何以消遣哉?”④
曹雪芹亦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
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使情味有了更深刻的义蕴。
“有奇事,方有奇文”。“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
之。”⑤李渔虽是论戏剧,实际也道出了叙事作品中的共同选
择。但虽都是写“奇事”,因追求意义与追求情味的出发点不同,中外对“奇事”的叙述也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古典叙事更多地采用“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式的因果动力型逻辑结构;中国传统叙事更多地采用“皇帝死了,皇后也死去”式的自在呈现方式。这也是受诗歌抒情方式的影响。这种自然呈现的叙事方式集中体现在对事件与人物性格命运的叙事上。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非亲兄弟》,讲的是一对善良的父母怎么样抚养义子和义女长大的故事。故事里没有太多曲折情节,也没有特别强调情节因果的构思,更多的是浓浓的亲情的渲染,那种没有血缘关系的浓浓的亲情,具有超常的感染力。这样的电视剧在今年的电视剧舞台上很多,反映出了中国电视剧意义追求和情味追求的不同。回顾中国电视剧的历史,看看众多的电视剧作品,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西方的叙事方式,更多的是创作者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长期的文化底蕴带出来的艺术作品创作方式。这是由人们生存的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生活与文化综合熔铸而成的,它活生生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一切。
实际上,艺术作品的表现方式往往是民族文学传统乃至思想文化传统的产物。当批评家运用叙事这一概念去把握作品的时候,往往依据源于自身思想文化背景的先入之见去做出判断,从而导致批评中出现彼此都是谈叙事而实际上此叙事不同于彼叙事,以及扬此叙事而贬彼叙事的现象。西方叙事就其主流的结构模式而言,毫无疑问是以情节的人为、周密的组织为根本特征的。因而西方批评家们谈叙事的“整体性”或“统一性”,主要是以情节为标准的。而中国传统叙事学虽也重视情节,但更重视“情味”,这主要是抒情文学逐渐渗入叙事领域的结果。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叙事模式的本质不同。中国的电视剧因具有强烈民族文化的艺术形式,研究中国电视剧的叙事模式及艺术特色,应该从中国叙事学的叙事理论入
如同《关雎》里好逑的君子和窈窕淑女(当然不是爱情关系)。秋菊一次又一次告状,就如同《关雎》里的叠句,而告状由乡、县到市的变化,则是递进的形式。不管作者有意无意,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叙述是按照《关雎》的法则来进行的,或者说与
《关雎》的叙述法则相吻合——绝非偶然的巧合。”⑥
我认为这
样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正在积极地把中国传统的文章理论应用到中国当代的影视剧研究中去。
我认为中国叙事学理论中有以下的理论可以运用到中国电视剧创作的研究中去。
(一)中国博大精深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有很多的理论论述可以成为研究电视剧创作很好的理论基础。《文心雕龙》里阐述了中国传统的很多的叙事原则。比如,《神思》篇中,论述了构思的原则,《通变》篇道出了叙事作品的变化原理,《养气》篇说出了创作者的精神状态等等。这些传统的叙事原则在当代的电视剧叙事中应该得到传承和发展。这是因为,一个大的文化传统下的任何一个文化份子都在受其影响,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文化传统生产或者创作我们的艺术作品,那么只能是被淘汰。我们从《文心雕龙》中可以找到这种很多理想叙事的原则。
(二)中国许多文章学理论可以作为中国电视剧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我国的文章学理论很丰富,其中有很多真知灼见。这些文章学理论都是我国的理论学家在对我国的经典文章著作进行长期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如果能应用到电视剧创作的研究中去,有很多可以利用的价值。
(三)中国叙事学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小说评点,从中国小说评点中可以找到大量电视剧创作的理论基础和创作方法。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虽缺乏明晰可见的系统,作为理论载体的文字也以零星状态呈现,但只要细心寻绎,也不难发现它们的体系。那些批评已涉及到小说的起源、历史地位、真实与虚构,乃至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人物刻划、环境描写等方面,论述面十分宽广,也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分析。金圣叹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中提出了戏曲创作中“有无”的艺术辩证关系。《老子》认为,“有生于无”、一切“有”的作用都要靠“无”才能体现出来。金圣叹反复强调“《西厢记》是一‘无’字”,“一部《西厢记》,真乃并无一字”,这个“无”字,是一部洋洋洒洒的《西厢记》文字之发源,也是全部《西厢》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