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里与石门坎

石门坎是个地名。

中国的很多地名包涵了这个地方的人群，提到地名的时候，固然涉及到那里的人。比如我们说到上海，肯定包括了上海人。石门坎是贵州省威宁县最偏远的一个乡村，在一般的中国地图上估计是找不到的。这里和云南省彝良县洛泽河镇接壤，最高山岭海拔近2800米，最低海拔1200米，在贵州1790多个乡镇中，石门坎的名声并不那么响亮，知道这个地方的平头百姓更不多。石门坎的辉煌毕竟属于过去，然而，每一年总是有人慕名远道而来探幽访古。这无疑跟一个早已作古的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有关。

从青山梁子搭上拉猪的车，一路下行，公路弯弯曲曲穿行于崇山峻岭，小型货车颠簸着，速度却不比平地上的汽车开得慢，头都被转晕了。一个多小时后，汽车翻过一片山岭，继续下行，最终在大山腹地的半坡上，眼前出现两排房子，把公路夹在了中间——石门坎到了。拉猪的车把我丢在路道边，“轰”的一声开走了，父子俩对我说，他们的目的地还在很远的地方呢。

相对一些发达地区的乡镇而言，石门坎只能算是一个小山村。虽然山坡上修建了一幢挨着一幢的房子，形成了不到200米的街市，街市上有饮食店，也有不少百货铺，但少有人问津，冷清得让大多门面都关了门。估计要等到赶场天，街市才可以热闹一番。我见公路一边的两排房子屋顶很有特色，不留神还以为是小教堂的尖顶，可仔细看去，屋顶下面多是住家户或小铺子。这样造型是不是跟那个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有关，跟这里曾经鼎盛的教会教堂有关？我猜想着。但不管怎样，眼前的石门坎毕竟显得安静、冷清。

柏格理在哪里？怎么才能找寻到他一些蛛丝马迹？

石门坎很小，有人说，它就是一块弹丸之地。对我来说它是陌生的，陌生得让我喝水撒尿都找不到地儿。我打听石门坎乡政府在哪里，有时依靠组织也是一种有效途径。打听得知，乡政府在街市下面的山坡上，沿着一条小道走下去，大约六七分钟时间。

乡政府的办公室是一栋古旧的三层普通砖房，墙上挂着一幅红布标，上写“九三学社中央和社贵州省委向石门地震灾区捐赠仪式”字样。一楼走道上堆着矿泉水，矿泉水多得简直没人在意。这天是周六，虽然进出的人不多，但几个办公室都有人在忙。我瞅准“党政办公室”几个字走进一间屋，一个胖乎乎的年轻人接待了我，他说他是党政办公室主任。当他得知我的来意后，对我说，凡是来采访的人都需要上头宣传部门打招呼，开介绍信。我一下懵了。大约他以为我要采访有关地震灾情。我说，我只是想了解石门坎的历史和人文。他还是不置可否，爱理不理地做着自己的事。他一会进，一会出，一会坐在电脑前敲打键盘，还不断接、打电话，除一两个电话说汉话外，大都说的是苗语，我听不懂他和人说的什么。

我一直尴尬地坐在凳子上。过了约半小时，办公室进来一个40来岁的人，主任说这是他们乡的书记。我连忙说我来石门坎的目的。书记疾速地说，这几天有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特别忙，还请多谅解。他说他请乡里的一个老同志，也是对石门坎最了解的权威人士给我当向导，有什么需要尽管找这个老同志。说完就风风火火走了，离开时还丢下一句话，意思是，这次云南彝良地震波及石门坎，他认为是好事。他指的“好事”，一是让上头了解了石门坎有多么偏僻和贫困；二是得到了物资支援。第二天，我跟随乡里一个副乡长去过离乡政府几十公里的铁匠塘村，看到这个苗族村寨大多人家还住着茅草土屋，矮小而又促狭，好像还生活在原始部落时代。村民们在谈起彝良那边发生地震时，都说他们的房子当时摇晃得厉害，泥巴墙都开裂了。但我仔细看过，凭我的农村生活经验判断，有的裂口就是泥巴墙经过日晒雨淋后的自然裂口。虽然这里离彝良的地界只有两公里左右，但离震中约有20公里。实际上，据我观察石门坎的灾情并不算严重。按我的理解，石门乡书记的言下之意，就是小受灾，大受益(得到外界援助)。

这种心理虽然有些扭曲，但扭曲之下令人深思。

石门坎土生土长的“权威人士”张国辉个子不高，大约一米六冒一点，穿着自制的老式土布衣服，虽然64岁了，但思路清晰，精神矍铄。他把我带到街市上一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带着我走在石门坎的山坡上参观“古迹”。

当地人之所以称张国辉为石门坎权威人士，是因为张国辉的父亲曾经得到过柏格理牧师的亲授。上世纪50年代末他父亲因为说“洋话”遭到管制，张国辉也因此受牵连，没有得到好好读书。虽然读书不多，但他对石门坎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在当地无人能出其右。他曾经是石门乡政府的秘书，外面有人来石门坎探访，“导航”者非他莫属。他说，他接待的记者、作家、学者以及游客不计其数，石门坎的历史人物以及事件他都背得滚瓜烂熟。

张国辉带我参观修建于1907年的教会女教师宿舍。这是一小栋只有10多米长，低矮的石墙瓦屋，虽历经100多年风雨，但小屋依然显得静穆而温馨，可以想象当年那些知识女性在这大山深处教书育人的敬业精神和理想人生。这些被柏格理从外地请来的女教员，虽然没有更多史料记载，但这栋小小瓦屋可以明鉴，她们在冲破世俗，向苗民传授知识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修炼和升华。

在这样的大山中，倘若缺乏沉潜和理想信念，能常驻这里教书育人吗？用当下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看她们，简直不可想象。

凝视古朴沉静的小屋，我仿佛听见了当年女教们的欢声笑语……离开女教师宿舍，走近灵修室。灵修室早已被破坏，能看到的是断墙和逝去时光留下的种种旧迹，通过这些旧迹，可以想象当年多少男女在这里对“信、望、爱”的修炼，对基督的虔诚，对上帝的敬爱。

从灵修室下行，我们来到长房子。长房子能够保存完好，可见当年的建材和修造质量的优良。长房子很长，土木结构，不高，但结实牢靠。因为石门坎常年雾多潮湿，长房子的基座用石条加垫，在石条上搭梁，再在梁上铺木地板。这样做的效果木板不会受潮，木板和房间均可保持干爽。长房子为土木结构，前后房间加起来，大大小小有10多间。这栋矮小而精致的房子修建于1912年，为当时“中华基督循道公会石门坎教区和西南教区苗疆部教育委员会”办公驻地，至今正好100年历史，虽然经历了1948年的一次地震，却毫发无损，由于外墙斑驳，被人们刷上了白石灰，虽如此，仍不失古雅和幽静。

紧挨着长房子是一栋古朴的小砖房，一块块方砖让我看到了时光流逝，岁月沧桑。砖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书“一九四八年，张继乔先生为地震后没有住房的教职工修建的宿舍”。小砖房和长房子形成明显对比，但它们都经受住了历史变迁和社会洗炼。

再往下走，我们来到一处低凹的地方，看见四面残墙围着的一方干池。张国辉告诉我，这是柏格理修建于1912年的游泳池，比起今天城市里的游泳馆，这个池子显然算不得气派，但在当时，这可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在偏僻的大山里，能有一个游泳池让善男信女们游泳、洗浴，不要说这里的苗民们没有见过，恐怕连汉民们也闻所未闻。泳池有两厢池子，分为男女泳池，池子底部及四周都是用打磨过的石块砌合而成，泳池的四围是土石建筑的墙，虽然大半墙体已荡然无存，但其形貌依然可见。泳池边立了块石碑，上刻“柏格理先生建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五月端午运动会正式启用的游泳池”字样。如今，虽然游泳池只有旧迹可觅，但其残垣断壁似乎还在诉说着石门坎当年的文明进程。

从游泳池横着走过去不远，是当年的教学楼楼址。当年的学校已经不复存在，不知是在1948年的地震中损坏还是被后来的历次运动所破坏，我没来得及细问张国辉先生。他把我带进那幢并非修建于教会鼎盛时期，如今已不再用来教学的房子二楼，一间约有三四十平米的房间陈列着石门坎教会及办学活动的大量历史资料和图片。我在那些图片当中看到了青年时期清瘦帅气、眼眸炯炯有神的柏格理，还有柏格理病故后继任他的牧师王树德先生的照片、张道惠牧师夫妇照片、甘铎理牧师照片……他们都是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与石门坎结缘，长期传教于石门坎，为了信仰和对石门坎苗民的教学，在这里辛勤耕耘，直至把生命都奉献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