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曾纪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

李鸿章曾纪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
关　威
中法战争是近代一次重要的中外战争。

对于中法越南交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前期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曾纪泽,作为担负外交事务的、朝廷倚重的大臣,依据各自所了解的情况,对于中法关系及有关问题表达了看法,对于清政府关于中法越南交涉的决策有相当影响。

现有观点一般认为,李鸿章是主和派,曾纪泽是主战派;二人关于和与战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有人甚至称之为“卖国”和“爱国”之争。

其实,细心考察、仔细分析后就会发现:李鸿章并不是完全主和,曾纪泽也并非一意主战;二人的思想有分歧的地方,也有一致的方面。

而且,主和主战,只是策略之争,并非根本对立。

一　李鸿章对中法越南交涉的态度
中法战争是法国殖民者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引起的战争。

法国侵略越南由来已久。

19世纪70年代,法国因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受损,急于在亚洲扩张殖民地,因此侵略越南和东南亚地区的步伐明显加快。

法军使用武力征服和政治诱骗等手段相继占领越南南部(南圻)、中部(中圻)之后,开始不断向越南北部(北圻)扩张。

1873年,法军一度占领河内,不久被越军和刘永福黑旗军驱走。

1874年3月,法国强迫越南签订《越法和平同盟条约》(也称“第二次西贡条约”或“甲戌条约”),主要内容有:(1)法国承认越南独立。

(2)越南对外政策要与法国对外政策相适应。

(3)越南承认法国对越南南部的控制权。

(4)法国在顺化派驻公使和卫队。

据此,法国全面控制了越南南部、中部,并以承认越南所谓“独立”为幌子,企图割断中越之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为进一步吞并整个越南做准备。

此后,法国政府不断强化其在越南北部的扩张活动。

1879年6月8日,法国驻越南海防领事特尔克认为:“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军事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①
面对法国在越南日益严重的扩张,清政府早就有所察觉和警惕。

1881年12月6日,总理衙门上折,对于法国的侵略野心、越南的情况、中法关系、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等方面提出看法。

其中提到,“曾纪泽函称,中国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并自据红江以为控制;否则,以力助越南保守该江,不使他国据以逼我各等语,所言俱不为无见。

适北洋大臣李鸿章来京,商及此事,李鸿章谓近年招商轮船运米越南,往来甚熟,或添派兵轮同往游弋,藉壮声威,并另派明干得力之员,往越严密侦探现在情形,晤其国王、大臣等,将通商自强各事宜,随机开导,或可稍纾彼患,即可藉固吾圉。

”奏折结尾请饬下南洋、北洋大臣,两广、云贵总督,广西、云南巡抚商议办法②。

对于中法越南交涉,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表明自己的态度。

首先,李鸿章对于法国侵略越南并且给中国带来严重威胁的形势非常关注,因此他主张未雨绸缪,及早做出必要的防范。

他还通过外交方式对法国提出警告,1881年12月12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会晤时对他说:“越南属中国已久,贵国如欲吞灭,中国断不能置之不问,理合预先声明。

吾国政府颇为此事关心。

”③1881年12月18日,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中写道:“鸿章已密属招商局道员唐廷枢,转饬粤局商董,于越南运粮之便,晤该国官员,探询法人在彼动静,所添兵船驶到若干只,如何式样。

又缄商张振轩制军,就近遴派妥员,前往严密侦探。

俟得各处确报,再行酌办,详晰奉闻。

”④另外,1881年12月22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折中提到,李鸿章、曾纪泽、丁日昌等人曾建议清政府派遣兵船游弋越南附近洋面示威,并由广东、广西选派文武大员,统带劲旅出关驻扎谅山等处,“以助剿土匪为名,密与该国君臣共筹防法之策。

”⑤但是,总体看来,李鸿章对于中法越南交涉的基本倾向是主和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认为中国无力与法国抗争,不可轻言主战。

1883年6月16日,李鸿章在奏折中写道:“臣思法国自同治十年受德人惩创,上下卧薪尝胆,无日不图报复,正欲借拓地立威,称雄西土,其藐视越南,岂肯甘心释手?况因愤添兵,亦无中止之理。

我以虚声吓之,彼未必即相震慑;我以重兵临之,则内地益形空虚,似非两全之策。

”“我军远戍越疆,不战仍无以助越,战则敌兵或更舍越而先图我,所有沿海沿江各省,必应预为备御,务使敌兵所至,各能自全,庶前敌可无返顾之忧。

昔林则徐拒虎门,而敌从定海入浙、入苏;僧格林沁拒大沽,而敌从北塘入京师,此尚言其近也。

今越与内地相去数千里,若陈师远出,而反戈内向,顾彼失此,兵连祸结,防不胜防。

”“泰西各国战局一开,往往数年不解,必至胜负显判而后已。

中国兵轮船本少,又未经战阵。

法国海部铁甲新船四十余号,旧者在外,快船根驳各项战船四百余号,装运陆兵则另有轮船,其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

陆路则我众彼寡,我主彼客,苟能器械精良,饷糈充备,未始不可一战。

但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

”于是李鸿章认为:“一朝决裂,全局动摇。

战而胜,则人才以磨砺而出,国势以奋发而强;战而不胜,则后日之要盟弥甚,各国之窥伺愈多,其贻患更不可言也。

盖使越为法并,则边患伏于将来;我与法争,则兵端开于俄顷,其利害轻重,皎然可睹。

”⑥
第二,认为中国不必为争对越南的宗主权而引火烧身。

李鸿章在1883年9月28日的奏折中写道:“近年各省水旱频仍,元气未复,饷力艰窘,沿海万里,罅隙实多。

若争属邦一隅无用之地,越已阴降于法,而我代为力征经营,径与法人决裂,则兵端既开,或致扰乱各国通商全局,似为不值;更恐一发难收,竟成兵连祸结之势。

”⑦同年10月26日,李鸿章认为:“西国公法,以两国订立条约为重。

本年七月,法越新约虽由逼胁而成,然越南固自为一国也,其君相既肯允行,各国无议其非者,岂中国所能代为改毁?”⑧评价李鸿章主张放弃对越南宗主权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

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当时中越之间的宗藩关系是一种松散的、名义的关系,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方面,越南都是自主国家。

因此,处理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不能简单以“道义”的标准,而应当以中国的实际利益和能力为基本出发点。

不过,虽然李鸿章对于中法越南交涉的基本倾向是主和,但不能依此认为他一味主张妥协退让。

李鸿章的心理其实是矛盾的,正如他所说:“臣不敢畏葸而置属邦于度外,亦不敢激烈而掷天下于孤注。

”⑨这种矛盾的心理是评价李鸿章时应该充分注意的。

因为有如此矛盾心理,李鸿章曾分析中法双方的军事实力,认为中国海防并非一无可恃:“谕旨又以北洋防务殷殷垂询。

臣于海防筹办有年,因限于经费,船舰不齐,水师尚未练成,难遽与西国兵船决胜大
洋;至于口内设防,较有把握……万一日后有警,臣拟将镇东、镇西、镇北、镇南等蚊船收回大沽、北塘,以作守口护台之用;超勇、扬威、威远等兵船,敛入旅顺,以示犄角隐伏之形。

窃计海口有炮台、蚊船、水雷,悉力抵御,彼尚难于得利。

敌船若在洋面停待旬月,彼之煤粮、淡水必渐告罄,久当自退。

倘其强欲登岸,各营节节扼剿,加以客主劳逸之不同,臣虽驽下,激励将士,当不难挫彼凶锋。

目下法之战舰在越者势不能全离越境,舍而之他;倘或分半来犯,虚声固无足畏。

彼若再由本国济师,海道辽远,究难多调陆军。

况闻该国议院不愿增兵集饷与中国失和,我不先开衅,则衅亦无自而致矣。

” λυ
二　曾纪泽对中法越南交涉的态度
曾纪泽在中法越南交涉初期担任驻法大使(1884年4月28日前)。

由于他在结束不久的中俄关于伊犁的交涉中,以不凡的勇气和智慧“虎口探食”,收回部分权利,赢得一次“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受到舆论的高度评价。

曾纪泽对于中法越南交涉早就有所注意,并且根据自己的判断提出对策。

1881年9月23日,他在致总署信中写道:“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

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

法人内慑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

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似是一好机会。

此事全恃南北洋闽粤诸公齐心协力,奋发有为。

” λϖ1881年12月15日,在《巴黎致总署总办筹越事七条》中写道:“法人觊觎越南已久。

越南危,非中国之福。

中国不宜稍存畛域之心,越南不宜自外生成之德;必须声气相通,谋猷不紊,乃得辅车唇齿之益。

”文中曾纪泽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七条建议,请清政府注意,并转达越南政府考虑 λω。

曾纪泽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也提到:“法人之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

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英人垂涎于西藏,俄人垂涎于高丽,皆视我因应越事以为进止。

琉球无甚关系,不争可也。

东京乃卧榻之侧,亦不闻问,岂不召各国弱小者之姗笑、强梁者之觊觎乎?” λξ曾纪泽还特别指出,中国“且非一让即了也,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内乱如法,孤立如法,且不能制,况英、俄诸强国乎?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 λψ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曾纪泽在与法国外交部多次交涉中,严正申明中国的态度,表示“中国不愿与法国失和;倘法国亦同此意,则仍可彼此互商妥议。

其今观法国不顾交谊,办理不公,于中国兵丁所戍之国敢于相攻,是法国自欲失和也。

盖中国既有兵戍守,法兵往攻,自必与之交战,则兵端由法开之,其咎惟法人任之;兵连祸结,大伤和谊,中国均不受咎也。

” λζ根据这些言论,人们很容易认为曾纪泽是主战的;笔者以前也曾经这样想。

不过,既然是要分析曾纪泽的思想,我们不妨看看曾纪泽自己是怎样认为的。

与人们的一般观点不同,曾纪泽不但不认为自己是主战的,而且明白表示他是主和的。

1884年2月,他在《伦敦复邵筱村》中写道:“中人、西人多言李傅相为主和之党,纪泽为主战之党;弟深知我,必能辨其隐微。

夫主战与主和,语虽不同,意岂有异?” λ{1884年3月,他在《伦敦复李香严》中写道:“法越一案,弟虽屡进曲突徙薪之策,然内审国势,外度敌情,实未敢侥幸生事,存孤注一掷之心。

传闻异词,乃有李主和、曾主战之说。

夫纪泽所谓备战者,特欲吾华实筹战备,示以形势,令彼族知难而退;即使终归无济,而法人办理此事,尚有寸寸节节阻难之势,则他国之生心于吾华属国、属地者,不致接踵而起,此区区之苦衷也。

至于不欲启衅之心,未始不与合肥同也。

” λ|曾纪泽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也写道:“或谓办理法越之事,钧意与鄙见不谐。

为此言者,不独不足以仰窥
贤哲,抑浅之乎量某矣。

中堂任重钧衡,智周全局,综计各省兵勇训练未成,骤遇劲敌,尚无把握,是以不欲轻启衅端,此老成持重之见。

宗臣谋国,从古如此。

某前欲实力备战以保和局,至于不欲启衅之心,未始不同。

” λ}
三　对二人主张的分析和评价
通过以上内容人们不难看出,简单地认为李鸿章主和、曾纪泽主战,与实际情况明显不同。

事实上,李鸿章虽然表现出主和,但主和中也有主战成分;曾纪泽虽然表现出主战,但主战中又有主和动机。

先看李鸿章。

上述李鸿章的主和言论基本是在中法交涉初期提出的。

那时的中法交涉前景尚不明朗,包含和平或战争两种可能,李鸿章从缓和冲突、避免战争的良好愿望的角度思考问题,首先想到主和,并非没有一定道理。

就像薛福成所说:“大抵中外多事之际,统兵者每耻言和,奉使者每不欲战……其说可以兼听而难两全,是在统筹全局者折衷而用之耳。

” λ∼当然,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法国是否有同样的和平态度?如果有,双方的冲突自然容易解决;如果没有,即使中国单方主和也不能避免战争。

中法关系恶化的症结恰恰是法国没有和平诚意,步步紧逼,得寸进尺,把战争强加给中国。

有人会问:既然法国没有和平诚意,李鸿章为什么要主和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一定难度。

打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方:在中法交涉中,法国是以“恶人”出现的,中国是以“好人”出现的。

根据心理学“投射效应”原理,“好人”常把问题往好处想,“好人”一般想不到“恶人”会那样坏,所以“好人”有时缺乏防范之心,可能受到损失。

但是,理性告诉人们,不能因为世界上有恶人,就放弃做好人。

同理,我们似乎不能因为法国是“恶人”,从而责怪中国不应该做“好人”。

中国人自古有“和为贵”、“先礼后兵”的说法,这其实就是“好人”的思维特点。

李鸿章的“好人”思维,首先在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的谈判中表现出来。

1882年11月27日,李鸿章与宝海在天津开始谈判。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12月底,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代表与宝海签订了一个备忘录,即《李宝协议》。

协议共有三条:一、中国将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撤至境内或境边,宝海照会总理衙门,声明法国毫无侵占土地、贬削越南国王治权之意。

二、保胜辟为商埠。

三、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江中间之地划分界线,北归中国巡查保护,南归法国巡查保护。

当时,清政府考虑到越南问题已经是鞭长莫及,认为这个协定有利于外交解决争端,因此决定接受它。

没有想到,《李宝协议》刚刚签订,1883年2月,法国政坛变动,狂热的殖民主义者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出任总理。

新内阁不满意中法“划界分守”的办法,决定不惜以武力夺取全部越南。

于是新内阁撤掉宝海驻华公使职务,撕毁《李宝协议》,改派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来华重新谈判。

同时法国继续向越南增兵,并发动一些新的攻势,导致中法争端迅速升级。

法国政局发生变动后,李鸿章对法国撤使毁约非常气愤,对中法争端升级的严重性有了进一步认识。

1883年3月8日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函中写道:“宝使前在津所议各节,在我尚嫌有不足,在彼实力顾和好。

讵该国适有内讧之事,执政易人,幡然变计,并将宝使撤任回国……法既欲逞志于越,后患固有不可思议者。

” µυ不久后,李鸿章奉命在上海与法国驻日公使脱利古进行新一轮谈判。

李鸿章在旷日持久的谈判中没有妥协、没有示弱,严厉驳斥了法国的无耻要挟。

李鸿章的强硬态度使脱利古碰了钉子,脱利古致电茹费理:“坏的谋议占优胜了。

李鸿章受了我曾经说过的各方的影响,系统地抗拒我们,而且做出一种最傲慢的态度。

他昨天对我说,中
国不承认,而且不能承认一八七四年我们与安南订的条约。

” µϖ经过数月的谈判没有结果,脱利古宣布离华去日,法国悍然于1883年底发动了侵略战争。

战争开始后,李鸿章更明确地转向主战。

1883年12月27日,李鸿章上折,非常中肯地写道:“越乱未已,黑旗尚存,法亦尚存顾忌,久之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斯得理处之法。

岂可望风震慑,仓卒撤防,使法窥我内怯,要挟多端,增环海各国狎侮之渐哉?”随后李鸿章指出:“卒之虚骄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制敌之奇,终在镇定。

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

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

” µω可见,这是一段非常务实、很有谋略的文字。

笔者多次细心品味这段文字,暗想:如果清政府能够按照这种思路处理问题,结果会是怎样?由此看来,虽然战争之前李鸿章曾经想以一定的妥协避免发生冲突,但当法国将战争强加给中国时,李鸿章改变态度,主张积极进行抵抗。

正如曾纪泽1884年4月所说:“今法国已取山西,事局又变,恐中国之意因而不同,以前北京主和之党,今必附入主战之党矣。

盖主和之党原期法人仅攻红江口岸,今见其贪得不已,擅过中国所准之地,遂不能再主和议也。

即李中堂竭力周旋友邦,亦不免更改其初意耳。

” µξ可见,李鸿章并非一意主和,而是依时间、条件不同提出相应的策略。

再看曾纪泽。

曾纪泽发表了那么多激烈主战的言论,并且以十分强硬的态度与法国进行外交交涉,但是他却认为自己并非主战派,而是与李鸿章“语虽不同,意岂有异”?那么,曾纪泽的真实思想如何?一方面,曾纪泽认为,中国处于西方列强恃强而逼的险恶国际环境中,一定要慎重处理对外纠纷,尽量避免与列强决裂,这有利于使中国争取和平的环境,抓紧时间进行变法和自强,增强国家实力,将来逐步收回权利———这正是洋务派“徐图自强”的一贯思想主张。

1878年曾纪泽出使英、法前,两宫太后召见他,其间曾纪泽表示:“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

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

” µψ显然,这种徐图自强的态度是曾纪泽思想的基本面,是他主和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虽然出发点是争取力保和局,可是也不能无原则退让,不能事事迁就列强的无理要求,因为那样不但不能息事宁人,反而会助长列强的野心,使中国遇到更大的麻烦,遭受更大的损失。

所以,必须注意灵活运用军事斗争、外交斗争的策略,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维护中国利益。

两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曾纪泽的真实思想:阴为主和,阳为主战;主和是基本的出发点,主战是要震慑对手(当然也不排除必要的抗争)。

具体到中法交涉过程,可以非常明了地看出曾纪泽的这种两重性思想:曾纪泽知道,中国在军事、财政等方面有很多困难,不可轻易言战。

但是,曾纪泽知道法国同样也有一定困难,法国“国内而君、民两党交讧,外与德、意、奥三国不和,时虞强邻之窥伺……近乃存行险侥幸之心,希冀无庸多费兵饷,可底于成”。

因此曾纪泽判断,法国没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法国的侵略野心与中国反抗侵略的决心是成反比的,中国“此时而出以含容,彼族必且益肆其志……惟有经武整军,凛然有不可犯之势,彼或心怀震叠,潜遏乱萌。

”中国必须“外示和平,内存准备,使彼暗窥事势,相喻于不言,则不必血刃而其气自沮矣” µζ。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纪泽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所以,曾纪泽颇有先见之明地提出的“阴为主和、阳为主战”的思想是比较符合中法越南交涉实际情况的。

当时,与曾纪泽有同样思想的还有一些人。

比如薛福成认为:“迩年以来,外侮环逼,议者或偏于主战,或偏于主和,不知二者皆非也。

夫一意欲战,则将使彼不能转圜,兵连祸结,致成
不了之局;且中国武备未精,未可为孤注之一掷也。

一意主和,则彼窥见我之情实,益肆要求,无所底止;一国得志,而诸国效尤矣,中国将奚以自立邪?是故为今之计,莫如以和为体,以作可战之势为用。

”“且所谓作可战之势者,即使事机所值,偶出于战,亦必时时执愿和之说。

如是则敌不能归曲于我,而转圜亦易。

” µ{“此和战二事虚实相济之妙诀也。

” µ|薛福成还指出:“我虽不愿决裂,务存退让,彼且得步进步,终迫我以不得不决裂之势。

自莫如先示以不能退让,张我虚声,俾彼之议院犹豫而不敢定谋……未始非釜底抽薪之良法也。

” µ}另外,翰林院侍读龙湛霖也认为:“但我急欲和,则彼必挟我以言战;我力主战,彼或畏我而求和。

” µ∼我们还应注意到,曾纪泽“阴为主和、阳为主战”,“主战愈烈、主和愈易”的主张,既符合中法越南交涉的实际,也是一种高超的斗争策略,这是这位杰出外交家与众不同之处。

其中,有他个人素质方面的原因,也与他长期担任驻外使节掌握外情有关。

中法越南交涉中,法国考虑到面临的不利因素,基本上是执行“有限战争”的策略,不欲大规模出兵,主要想靠恫吓、威慑来压迫中国让步。

如果曾纪泽“阴为主和、阳为主战”的主张被清政府认同和采纳,中国完全有可能更为主动,受到的损失或许小些。

正如曾纪泽所说:“法兰西欲吞并越南,蓄谋已久;余为未雨之绸缪,亦四年于兹矣。

始也枢廷、译署诸公及合肥相国均于鄙说不甚措意,事已发动而后图之,未免迟晚,其间李相又为法使宝海所骗,遂致不可收拾。

” νυ看来,清政府和李鸿章对于这种虚实结合、刚柔相济的斗争策略不够理解,不善于运用,没有立足于在严密备战基础上争取和平,而是一开始就寄希望于以让步换和平,自然不能有效解决争端和防止战争发生,也无法在战争中争取主动,最终导致交涉失败。

曾纪泽1883年7月2日《伦敦复左中堂》中指出:“此案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

” νϖ另外1884年2月19日《伦敦复陈俊臣中丞》中认为:“法越之事,虽强邻蓄意已久,然实由吾华示弱太甚,酝酿而成。

” νω这样就出现了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当法国挑起战争后,“好人”思维的清政府在不情愿和准备不足情况下被迫应战,虽然抵抗侵略的意图明确,动作也还不小,但是终究无法取得战争主动权,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

加上后来中国周边的形势出现非常不利的情况,清政府只好“乘胜即收”结束战争。

关于“乘胜即收”,人们知道李鸿章是赞成的,并且对他有所批评。

其实,曾纪泽也是赞成的。

1885年3月30日(谅山大捷次日、茹费理辞职当天),曾纪泽致电清政府:“谅山克,茹相革。

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

似宜趁法新执政初升时速办。

” νξ这同样可以佐证,曾纪泽思想的基本面是主和的。

根据以上叙述和分析可见:李鸿章、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思想和活动是复杂的,不同阶段、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言论和行动,不能简单说成是谁主和、或是谁主战,也不宜简单认为二人的主张根本对立。

从根本上看,二人思想的基本方面有共通之处,但二人的具体主张又表现出明显差别。

就李鸿章而言,虽然李鸿章思想的基本方面是主和,但他并非无条件退让,也不是时时处处主和,而是在一定阶段、一定条件下,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了积极的抗争。

不过,李鸿章虽然进行过抗争,但他的缺陷是把困难看得太重,缺乏敢于决战、破釜沉舟的勇气。

相比之下,曾纪泽的主张比较符合实际,他看出法国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有后顾之忧,带有一定的侥幸取胜心理;中国经过多年的自强努力,并不是不堪一击。

因此,如果中国针锋相对,切实备战,并辅以外交斗争,有可能挫败法国;反之,如果中国过于示弱,不认真备战,就会助长敌人气焰,使交涉和战斗处于不利地位。

遗憾的是,清政府最高当权者没有这样的眼光,未能采纳曾纪泽的意见,其怯战避战的心理一开始就暴露出来,法国侵略者于是采用殖民主义者惯用的军事进攻辅以外交讹诈的手段迫使中国让步。

中国由于指导思想的重大失误,军事准备不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