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论文

王国维的“有无我之境”与叔本华学说

摘要：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境界划分为两种“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王国维的这两种境界的划分与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学说存在着联系，但也存在着差异，本文主要从王国维“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与叔本华学说中所存在的联系进行论述。

关键词：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王国维叔本华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把诗词的境界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我之境”，另一类是“无我之境”，这种划分方法一直受到学术研究界的重视和争论，并且，王国维的的这种划分方法与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有着一定的联系。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进行了一定的论述。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颜色。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从这段文字看，“有我之境”即是在作品所描写的事物身上附上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使读者能透过这些事物的描写清楚地感受到作者的感情；而“无我之境”，作者的感情则没能明显地从事物的描写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作者不沾上自己的主观感情来描写事物，而是和事物融合为一体，达到物我统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和区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引用了一些古诗文来说明，他认为，“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为有我之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

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境界的划分我们可以从叔本华学说中找到某些具有密切联系的论述。

叔本华在1818年出版的哲学巨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区分了“纯粹的无意志的认识主体”和现实生活中的有意识的人这两种不同的“我”的存在，他指出“在审美的静观方式中，我们已经发现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客体的知识，不是作为个别事物，而是作为柏拉图式的理念，即作为该事物全体族类的永恒的形式；和观照者的自我意识，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纯粹的无意志的

认识主体’。”而这种“纯粹的无意志的认识主体”即是王国维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的“纯粹无欲之我”；现实的有意识的人即是王国维说的“欲之我”。王国维所提出的“观物”、“观我”中都以叔本华的“纯粹的无意志”也就是王国维说的忘掉个人意志的“纯粹无欲之我”，而这一主体的生成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的方式则促使了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出现。关于这个，著名学者佛雏在他的《王国维诗学研究》中作了简要的论述：“掌握叔本华式的认识的纯粹主体，乃是理解有我、无我之境的关键所在这个纯粹的主体是无意识的，也即无我的。它不仅是审美静观所必备的主观条件，而且是达成审美静观的标志及其最后的归宿。就纯粹主体而言，这两种境界的最后形成，都是无我的，区别只在，二者形成的过程有个顿渐之分。”并且，他认为，在审美静观的过程中，客体所包含的现实的我的成分的多少区分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即是“有意志，客体中染有我的意志。”“无我之境”即为“无意志，客体中仿佛不见我意志”。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指出“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壮美也。”在这里，王国维把“有我”、“无我”两种境界与“优美”、“壮美”联系起来，并且在《红楼梦评论》中，他指出“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认为如果一物与观照之人无利害关系，在观照此物时，“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而观照人心中没有“丝毫生活之欲存”，那么“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但“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其感情曰壮美之感情。”在这里，王国维采用的是叔本华对于“优美”和“壮美”的界定，叔本华认为，在审美观照中，因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同，就形成了优美与壮美两种不同的审美类型，并且，叔本华指出，在优美对象的审美观照中，“自然迎上来邀请主体”，也就是观照主体和客体无任何冲突对立就达成了统一，并且融合为一。很多学者都用叔本华对优美的论述来解释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与叔本华的“优美”、“壮美”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的。

叔本华认为在抒情诗中“诗人仅仅鲜明地意识到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并且描写它”、并且指出“主观的心情，意志的影响，把它的色彩染上所见的环境，反过

来，各种环境又传播它们色彩的反射给意志。”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与王国维提出的“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颜色。”有着某些相同的含义；同时，叔本华还指出，抒情诗可以表达诗人“心如明镜，无动于衷”的观照状态，并且，这“能够唤起一种幻觉，仿佛只有物而没有我的存在，”这时“物与我就完全融合为一体。”这样的说法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说法也有着相同的含义。叔本华提出了在抒情诗中“欲望的压迫”与“和平的静观”相互“对立”和“交替”的论点，这一论点与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中的“由动之静”是有关系的，佛雏在他的著作中也指出“在抒情诗中，‘欲望（以个人利害为目的）和眼前环境的纯粹观照是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这就是王氏‘由动之静时得之’的理论依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在王国维心中，这种“物皆著我之颜色”的有我之境的作品较“无我之境”的作品更为容易创作的，即认为“无我之境”高于“有我之境”，王国维的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叔本华学说中找到相类似的说法。叔本华曾经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说过：“抒情诗正因为主观成分最重，所以是最容易的一种诗体，并且在别的场合，艺术品本来只是少数真正天才的事，然而在这里，一个人尽管总的说来并不很杰出，只要他事实上由于外来的强烈激动而有一种热情提高了他的心力，他也能写出一首优美的歌咏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同王国维觉得“物皆著我之颜色”的有我之境比较容易创作一样，叔本华也认为“主观成分最重”的抒情诗是比较容易创作的。在这一点上，虽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叔本华的这种说法与王国维的完全相同，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他们两个的说法是有着某种联系的。

本文章主要探讨王国维“有无我之境”与叔本华学说相联系的部分，但我们还是必须明白到一点，王国维曾经以叔本华为导师，对叔本华的学说进行过研究与学习，而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这两种境界的划分与叔本华学说确实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我们又不能说王国维的这两种境界的划分就完全出自于叔本华的学说。经过认真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庄子的“以天合天”其实与王国维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中的“以物观物”有着相同的含义，而宋代的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