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解决WTO谈判的进程问题

为解决WTO谈判的进程问题，1994年龙永图曾经找过我。

他说，秉金，我们谈世贸组织，都谈这么长时间了，一点成果没有。

咱们组一个团，到韩国和日本去谈谈看，如何？为什么找我？因为要结束非关税措施谈判，当时我还在国务院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

我们俩先去韩国，主要解决双边谈判中的遗留问题，哪些取消？哪些保留？取消以后过渡期多长？在这之前，我们跟韩国人谈判时，他们提出了20多项最关心的问题，被我们一个个地解决了。

这次再跟韩国人谈，他们变卦了，把以前解决了的20个问题找出来，再加上7个最关心的新问题，重新跟我们谈。

这种情况下，我们跟韩国人进行了艰苦的谈判。

我说，你们这样做不对，你们说话要算数，我们谈了这么长时间，都有记录，20个问题我们不用再谈，按照原来谈好的执行，新加的7项可以考虑。

这7项中的主要一条是进入WTO后的过渡期问题。

原来我们提出8到10年，韩国人要求是3到5年，最后达成协议5年，每年递增15%。

我们跟韩国很顺利地签下了协议。

谈完后，我和龙永图马上飞到日本去。

日本搞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阵营（大约20人）跟我们谈。

他们的观点跟美国人一样，10年过渡期不能接受，要求谈的品种超过了我们的预期，基数是80亿到100亿美元。

当时就谈得很不愉快。

我说，跟你们谈判，我们是抱着诚意来的，你们对我们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不同意，我们就不能谈判。

我们不能再往后退了，不能超出答应韩国的条件——15亿美元的基数、年递增15%。

后来双方停止谈判。

我跟龙永图说，日本的条件，我们接受不了，那就不谈了，反正韩国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准备第二天就坐飞机回国。

当天晚上半夜时，日本通过大使馆打来电话，要求我们留下，要继续跟我们谈。

龙永图找我商量，要不要继续谈？我说，不谈了，要谈就上北京去谈，不在这里谈。

我心里想，你让我们留下我们就留下，要是再跟我们掰扯好几天，扯来扯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怎么办？另一个，这也是一种谈判技巧——如果同意我们的方案，那就签字；不同意，就免谈。

跟美国人谈，我也是这个态度。

这些数字，我们是根据国家实际情况算出来的，而且算得有根有据，不是胡编乱造。

没想到，我们回国的第二天，日本人就坐飞机跟过来了，当场就在原来的方案上签了字。

跟欧盟谈的过程就更复杂些。

欧盟跟美国在经贸这块既互相利用，又相互协调利益。

美国人争取不到，欧盟争取，欧盟争取后美国同样享受，反之也是。

因此，往往美国承诺后，欧盟要的价钱肯定比美国高，就看你能不能顶住，顶不住那就完了。

有次到欧盟总部谈汽车配额基数问题，他们提出，如果中国进口汽车配额每年以100亿美元计，30%给日本，30%给欧盟，30%给美国，10%留着。

这个建议被我顶回去了。

我说，汽车问题我们有统一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谁，我们都一视同仁。

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不能接受。

而且我们是主权国家，是全球配额，哪一块需要分给谁由中国人说了算。

至于配额具体多少辆，要根据国家实际需要计算，但还得把灰色市场刨除。

我算出的配额基数是15亿美元，加入世贸组织后，保证每年递增15%，直到最终取消。

他们叫我拿出根据来。

当时中国走私车很多，从1991年到1998年期间，我们进口小汽车量最多的一年是37500辆，平均每年1万多辆，这是国务院集中报批方案批准后进口的，我们审查控制，但灰色市场不能算，这块我们要治理整顿。

他们问，每年的进口量是多少？我说，有的年份多，有的年份少。

他们就选了进口量最多的3年，算了个平均数。

而我选的是进口量最低的3年的平均数。

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又问。

我说，你们选的数量大，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就是外汇支出能力。

你们选择的那3年，正是我们治理整顿时期，在这之前，市场比较混乱，为了打击走私车的冲击，我们适当地放宽了进口量，治理整顿之后，就应该找一个市场平稳的阶段计算，这3年计算下来正好是平均每年15亿美元。

此外，他们对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争议。

发展中国家是根据人均收入计算的，世行和国际货币组织都有规定。

实际上，当他们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我们该享受的权利他们又不给，但要执行最高的义务。

我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要求我们做的那些事情，是你们目前都没有做到的，所以我们不能答应。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搞自由贸易，搞市场经济，搞了200多年，而中国才改革开放不久，才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同日而语。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你们搞了200多年（市场经济），还存在大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非关税措施。

我就举了个美国的例子，美国对几大类产品还在实行进口管制和进口控制，比如它的纺织品配额就一直保留了很多年，并且还延期3次，延了15年，而中国这么点配额，你就说不合理，这不是双重标准吗？最后，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含糊的词：准发达国家。

这里面是有政治因素的，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进程中，美国和欧盟是既希望中国加入，又害怕中国加入。

中国潜在市场能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机会，但他们又害怕中国加入后，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要是举手表决，他们是少数，担心在WTO中的影响力会受到威胁。

二等公民“一个特保条款，一个15年过渡期，这两个问题对我们制约最大，一般进入国都没有这两个条款，只有中国有，所以我们只能算WTO中的二等公民”我们在宣传上有些误区。

龙永图讲过两句话，改革开放和遵守规则。

表面看没错，但怎么判断？我认为美国人没有遵守规则，当他不遵守规则时，你还要照样遵守吗？遵守规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170多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不同情况，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妥善规避和保护自己，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就会把自己陷入十分被动的地位。

在讨论加入WTO五周年座谈会时，我提了这个意见。

我说这种提法不全面。

美国人不遵守规则怎么办？现在外国人一叫，中国人就软，那能行吗？现在又是轮胎问题，又是零部件的反包销问题，还有构成整车特征问题。

这些早就谈完了，现在欧盟又拿来说事，我们用规则对付规则能行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主要的就是体现一个大国参与国际经济的精神，同时也要尽应该尽的义务，在世贸组织里，没有中国就不完整，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有这么大的市场，你把它排除在外，那就不正常。

所以，我们参加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入而加入，而是体现大国的参与精神。

但我们并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享受到这种权利，虽然美国不审议了，但也给我们带了好几个紧箍咒。

WTO它不是政府机构，只是一个议事协商、解决贸易纷争的场所，这个场所，每人都有一票发言权和一票否决权。

2000年，我在外经贸部当部长助理，他们说，外经贸部不能3个人去谈，所以那次谈判我没去。

但最后定的进口汽车配额基数是60亿美元，每年递增15%。

谈判签完字后，就有很多人打电话到外经贸部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外经贸部有些同志就讲：“这是徐（秉金）助理定的。

”我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

我谈了近10年，这里面有很多我说不清楚的事情，我也不想再多说。

但外国人就很奇怪，徐先生谈了这么多年，怎么不见身影？我只能说，我另有工作。

一个特保条款，一个是15年过渡期，这两个问题对我们制约最大。

所谓特保条款是指《入世议定书》的第16条。

它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时，其增长的数量或者所出现之情势对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可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须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该条款的适用期为中国正式加入后的12年，即2013年12月10日。

所谓15年过渡期是指《入世议定书》第15条关于反倾销的规定。

它规定，如果受调查的生产者不能明确证明生产该同类产品的产业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该WTO进口成员可使用不依据与中国国内价格或成本进行严格比较的方法，该规定在加入之后的15年内终止，即到2016年12月10日。

一般WTO进入国都没有这两个条款，只有中国有。

因为这两个问题，我们在WTO中只能算是二等公民。

另外，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但在会议翻译中没有中文翻译，为什么这个问题没有谈？直到现在，我还认为，美国总在想方设法控制世贸组织，美国已经控制了三大经济组织中的两个——世行和国际货币组织。

WTO成立的过程很复杂，为什么从GATT转到WTO 用了这么多年？主要就是美国的因素——它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它就不成立；它的利益能得到保护，它就同意。

美国代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一旦WTO规则对美国利益有损害，我马上自动退出。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WTO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规则妥善地保护自己，这很重要。

而不要一味地强调遵守规则，什么规则都要遵守，你遵守得了吗？哪个国家全都遵守了？尤其是在涉及到国家利益问题、原则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不管从哪方面我们都可以利用WTO来解释。

可惜的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并没有找其他部门一起商讨应对措施。

我们应该专门有一批人来研究问题。

美国为什么做得好？它有个总统贸易代表处，这里的人都是某些问题谈判专家，他们专门研究怎么谈判，怎么对付不同国家。

我们却比较松散，只有一个部门，而且跟产业并没有紧密结合起来。

光用规则套规则去解决问题，你永远解决不了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