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学批评对“四唐”说的建构与消解

明代诗学批评对“四唐”说的建构与消解作者：胡建次来源：《老区建设》2011年第02期[提要] 明代诗学批评对“四唐”说的建构与消解，是一个前后相承、双线并行的过程。

一方面，“四唐”说在高纀、徐师曾手中得到不断定制与完善；另一方面，“四唐”分界与高下说又受到一些诗论家的驳诘与消解。

他们或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或从肯定真情表现角度、或从肯定新变角度，对“四唐”说的疏漏与缺欠予以纠偏或补充，从不同视点上进一步充实与深化了对唐诗历史分期的认识。

[关键词] 明代；诗学批评；“四唐”说；建构；消解[作者简介]胡建次(1968—)，男，南昌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论。

(江西南昌 330031)“四唐”说是我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中一个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经典论说。

这一论说由宋代杨时、朱熹、严羽等人开创，中经元代方回、杨士弘等人的不断充实，最终完善于明代高纀、徐师曾的手中。

在这一论说基本理论批评内涵建构与成型之后，明代一些诗论家针对其疏漏与缺欠尤其是前后“七子”等人所提出的“诗必盛唐”之论，从不同角度对之予以了有力的纠偏或补充，从而，从不同视点上进一步充实与深化了对唐诗历史分期的认识，为后人更辩证深入地理解唐诗演变发展的历史流程及其分期断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明代诗学批评对“四唐”说的建构与完善对唐诗历史发展予以勾勒，最早始于晚唐时期的司空图。

他初步理出了唐诗盛衰变化的轨迹，勾画出唐诗历史发展的大致脉络，显示出对唐代当世诗史发展的熟稔。

由于当时唐诗的历史行程尚未结束，司空图还未能对唐诗的历史分期予以勾画。

对唐诗历史发展有意识地进行勾画与分期始于宋代。

此时，唐诗作为历史的流程已经结束，唐诗作为一代诗歌典范，已多方面地影响到宋人对自身诗歌体制的创建，人们开始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观照唐诗。

这之中，对唐诗的分期便成为人们把握唐诗历史流程的一个入射角。

宋代，对唐诗历史发展有意识地进行勾画与分期的诗论家主要有宋祁、欧阳修、《雪浪斋日记》作者、杨时、朱熹、严羽等。

他们对唐诗历史发展的分期寓含或提出有“二唐”说、“三唐”说、“五唐”说，这之中，以严羽所持“五唐”说对唐诗的分期最为细致而富于学理性。

他们为后人顺理成章地提出“四唐”说筑建了最初的历史分期平台。

元代，在宋人的基础上，对唐诗历史流程予以过区划，对“四唐”说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是方回和杨士弘，他们将“四唐”说推进到了骨架成型的阶段。

方回和杨士弘对唐诗历史的分期，一方面夯实了宋人对“盛唐”、“晚唐”的定制；另一方面，又对“中唐”和“初唐”予以了界划，虽然断限还不十分明晰，但轮廓已经出现，为明人顺理成章地拈出“四唐”说进一步理清了思路。

明代，在宋元人对唐诗历史发展流程勾画及其分期的基础上，高纀《唐诗品汇》和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对唐诗历史的分期定制在“四唐”说的视界内。

他们明确以“四唐”界分唐诗流程，并对每期的界限均有清晰的界说，由此，“四唐”说走向充实与完善。

明代初年，高纀《唐诗品汇》是一部比较全面而有广泛影响的大型唐诗选本。

该书共九十卷，选录唐诗作者620人，诗作5769首，分体编排，共选五言古诗二十四卷，七言古诗十三卷(附长短句)，五言绝句八卷(附六言绝句)，七言绝句十卷，五言律诗十五卷，五言排律十一卷，七言律诗九卷(附七言排律)。

高纀在其《总叙》中云：“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

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羇之于终。

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

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

”[1](P528)高纀相比于前人和同时代人，更有清晰的诗歌历史发展和文体流变意识。

他在前人论唐诗历史发展及其体制构成的基础上，从诗歌兴盛衰变的历史规律出发，把整个三百年唐诗流程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标志着“四唐”说的正式提出。

高纀对“四唐”的区划是建基在前人对唐诗不同分期的基础之上的，他与严羽、方回、杨士弘等人一样，立足于从不同时期唐诗所呈美学质性、艺术特征的角度加以观照，但所观照视点更多，表现为“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品格”等方面，富于综合性、学理性。

《总叙》接着详细勾画了唐诗演变发展的历史流程。

其云：“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尚能黾勉气格，将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1](P528)在这段繁长的论述中，高纀从诗歌历时发展的角度，勾画出唐诗盛衰演变的几个关节点，即由“初唐之始制”到“初唐之渐盛”，到“盛唐之盛”，到“中唐之再盛”，到“晚唐之变”，再到“晚唐变态之极”。

这之中，高纀对唐诗发展流变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详细情况及代表性诗人诗作审美特征均有细致的论说，他为我们详细勾画出“四唐”诗歌的内在逻辑流衍，极富于批评说服力。

在确定“四唐”分期的基础上，高纀又将入选的诗人诗作，按时期和体裁区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个品目。

其《唐诗品汇•凡例》云：“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

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则不以世次拘之。

”[1](P532)高纀将唐诗“四期”与“九品”交叉架构，形成一个立体的、多方位的唐诗品汇系统。

他既注意到唐诗历史发展每一时期总的趋向和共同的风貌特征，又注意到同一时期不同诗人的艺术成就，这是极富于辩证观照的。

高纀在各个时期中虽突出盛唐，但在盛唐诗人中却有多样的分别：有“正宗”、“大家”、“名家”、“羽翼”等的分别，“大家”和“名家”又有高下之分，“正宗”、“大家”和“名家”、“羽翼”还有主次之别。

而且这种区分，又因体裁而异，如杜甫在五古、七古、五律、五排、七律为“大家”，而在五绝、七绝则为“羽翼”；崔国辅在五古、七古、七绝、五排为“羽翼”，而在五绝则为“正宗”。

这样，《唐诗品汇》就较全面地展示出唐诗各家的面貌，使人们对唐诗的流程和单个诗人的创作有一个多维面、多向度的把握。

高纀对唐诗“四期”、“九品”的区划，将“四唐”说扩展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它以世次为经，品第为纬，组构出一个严整细密的品评框架。

如此，唐诗盛衰因革的过程不再停留于轮廓式的区划，而分别呈现为各种诗体的纵向演变和同时期诗人间的横向联系，唐诗的分期至此而进入圆熟的境地，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理论批评体系。

之后，徐师曾进一步对高纀《唐诗品汇》所倡“四唐”说予以充实与完善，这表现为他明确提出了“四唐”说的具体界标。

其《文体明辨序说》论“近体律诗”云：“尝试论之：梁陈至隋是为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

然盛唐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

”[2](P107)徐师曾持同高“四唐”之论，他明确断分出“四唐”的具体界标。

这一界标，当然主要是从唐代社会政治与历史发展的进程而论的，但它基本吻合唐诗发展流衍的内在关节，使“四唐”说切实落足在对唐诗历史发展之维的透彻理解之上。

徐师曾也和高纀一样，不机械地、静态地以某一历史时期界分诗人诗作，而具有通变的诗歌历史发展观照眼光。

他认为，“盛唐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这表现出他对唐诗内在演进生命化流程的辩证认识，深化了前人对唐诗分期的意义。

他和高纀一起，将宋代以来对唐诗分期论说的内涵予以了进一步明确与提升。

从此之后，“四唐”说体制在后人中遂成为对唐诗历史分期的主导性论说，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唐诗的领悟与把握，在我国古典诗学理论批评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明代诗学批评对“四唐”说的消解与补正明代诗学批评在对“四唐”说予以建构与完善的同时，随之出现对“四唐”说予以消解与补正的声音。

这一维面内容主要体现在焦竑、董应举、叶羲昂、郝敬、袁宏道、刘绘、彭辂、王世贞、王世懋、金圣叹等人的论说中。

他们主要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从肯定真情表现角度、从肯定新变角度对严“四唐”之分予以了有力的补充与纠偏，从而，从不同视点上进一步充实与深化了人们对唐诗历史分期与断限的认识。

在从反对以时代论诗角度对严“四唐”之分的消解方面，明代中后期，焦竑《诗隽类函序》云：“况八代初盛之诗，虽得《诗纪》传矣，而中晚至今未纪。

韦、柳、钱、刘、卢、郎、元、白诸子，不其忽诸?即谓是书补《诗纪》之遗可也。

……又《唐诗百家》蒙茸狐貉，甚至以王涯之绝续摩诘之貂。

羡长使曹、刘、沈、谢物各有主，初盛中晚眉列胪分，即谓是书为六朝之干、四唐之墨守可也。

”[1](P664)焦竑对《唐诗百家》集以初盛中晚胪列与择选唐人诗作持以不满。

他认为其太过于拘束，在客观上贬低了中晚唐诗歌的艺术价值，是不符合唐诗演变发展的历史真实情况与艺术价值的。

焦竑之论，寓意着“四唐”说的主要缺欠在于过于拘限，单纯以时代论诗，这是其美中不足之处。

董应举《唐诗风雅序》云：“唐诗之尤者，多有《三百篇》遗意，何论中晚，亦何必苦分中晚也?吾夫子选诗，在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可翼彝教、达政学，而不拘于正变，世乃以时代论诗!”[1](P557)董应举针对黄克缵编选《全唐风雅》集标示初盛中晚之分期持以诘问。

他反对单纯以时代界划唐诗，认为没有必要硬性地将唐诗流程断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提出观照诗歌创作高下的关键在于其思想内涵与艺术表现，在“兴”、“观”、“群”、“怨”的艺术生发与功能实现上，在是否有益于现实治政与教化之道上，而切不可拘泥于诗歌正变之论，盲目以时代兴衰界分唐诗高下。

叶羲昂《唐诗直解》云：“文章关于世运，而有盛必有衰，乃风气使然，非人力所能勉强也。

如梁陈之绮丽已极，势必变为魏、陈之纯朴，一扫浮华。

自有开元、天宝之盛，又不得不变为大历以后之卑弱。

然李、杜集中不无累句俗句，钱、刘所作岂乏杰制宏篇?自高季迪倡为初盛中晚之分，而学者执为定论，无乃谬乎?”[3](P191)叶羲昂明确论断高纀对唐诗初盛中晚之分期过于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