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兄》论文分析

分析《弟兄》的论文
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不少经典的小说散文。

鲁迅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揭示这个黑暗的吃人的病态的社会，从而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直视自身的缺点。

而小说《弟兄》也是鲁迅创作的众多小说中颇为重要的一篇。

1925年冬鲁迅写《兄弟》之前有一下一段记录：“在1917年春末夏初，他和二弟周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作人突然发高烧了……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普尔来诊治，才知道是出了疹子”。

看完全文，我们不难发现鲁迅是在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艺术虚构从而写出《弟兄》这篇文章。

那为什么鲁迅要拿弟弟生病这个事件来进行小说创作呢？我认为这与鲁迅兄弟的关系有一定的联系——因为这篇文章无情地嘲讽了兄弟的手足之情。

起因是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兄弟反目，本文所影射的正是他的二弟周作人，两人反目之后一直到死都没有互相原谅，甚至都没有再见过一面。

因而在鲁迅写《弟兄》前，经历了兄弟矛盾以至于反目。

这点，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伤害，也同时会影响到他写文章时候的感觉和思绪。

就鲁迅个人来说，我觉得他心里面有的应该是痛心欲绝，据说他窥视弟媳洗澡，但我认为鲁迅性格高冷是不会做出这般苟且之事的。

然而他却被如此诬陷，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而恰恰他的兄弟却与他站在相反的立场，致使鲁迅内心极其悲痛矛盾，并且产生了扭曲。

他把这些扭曲融入了《弟兄》。

《弟兄》里面描写的都是哥哥的心理，对弟弟的心理只字未提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自己兄弟反目的影响，自己内心复
杂悲痛扭曲，沛君的内心也是复杂扭曲。

对周作人的想法不清楚，所以靖甫的心理活动在《弟兄》里面基本没有描写。

两件事都是发生在鲁迅写《弟兄》之前的，所以我们有理由去猜测，鲁迅写这篇小说，是为了影射他的二弟周作人，讽刺兄弟的手足之情，同时也审视了人性的自私和礼教的压力。

关于《弟兄》的内容，首先，是靖甫病了，哥哥沛君非常着急担心，立即离开公益局去看弟弟，为了能尽快看到弟弟，在路上不再计较车价如平时一般，当白问山医生确诊弟弟的病为猩红热，沛君手脚觉得发冷，坐不稳立不稳。

之后，他又请普大夫为弟弟看病，在等大夫来看诊的过程，他埋怨自己不早留心听大夫的汽车是怎样的。

但是在文章的后半部分，鲁迅先生写到了沛君那乱糟糟的心，写到了沛君的梦。

在沛君的心理描写中，可以看到是与钱扯上了关系，沛君担心弟弟死后的殡葬费，还有弟弟的那两个孩子，自己该不该供那两个孩子上学。

鲁迅先生在文中一直没有讲到靖甫究竟有没有死，但文章结尾处有说到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

这个悬疑的故事，让我们不自觉的想到了每一个人物各自的心理和性格，先拿大哥张沛君来说吧。

文中主角张沛君在同事面前是一个疼爱弟弟，与弟弟相亲相爱的好哥哥形象，在怀疑弟弟得了“腥红热”的时候，他要请来镇上最有名的大夫，甚至回家搭乘的士的时候也不讲究价格。

但哥哥心中所想，梦中所梦到的却是弟弟死后自己买不起棺材贻笑大方的事，由此可知哥哥是个虚荣心极强的人，他尽全力在世人中维护好自己的好哥哥形象。

文中最能体现哥哥张沛君人物性格的莫过于他的梦。

沛君梦中，沛君有薄待弟弟的孩子，如果只能给一个孩子上学，经过权衡后，他会让自己聪明孩子上学，在梦里沛君是自私的。

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同事秦益堂与月生的眼中，是个顶好的哥哥，是个楷模！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他既想在同事面前保持高大上的形象，心里面又不想好好培养侄子，想把更多的利益给自己的孩子。

我认为张沛君是个自私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心里极其矛盾的人，他在意别人的眼光。

所以文中结局也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

种种线索把沛君自私虚荣的心暴露地一干二净，这种兄弟感情与文章开头所描述的兄弟感情相互照应，显得沛君的心理更为恶劣。

这正暴露了人性本质是自私的，我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吧！鲁迅也通过张沛君这人物形象很好的反映出了军阀时期人们表面和谐，实则为了钱财而撕掉虚伪面具的社会风气。

与哥哥沛君不同，文中的靖圃一出场，变患了疾病，卧床不起，甚至对他的描写也不多，但是从这里我们便可看出，靖圃对哥哥，对家庭是有这自己也要肩负起责任的想法“靖甫伸手要过书去，但只将书面一看，书脊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边，默默地合上眼睛了。

过了一会，高兴地低声说：‘等我好起来，译一点寄到文化书馆去卖几个钱，不知道他们可要……。

’”在我看来，靖圃在被哥哥帮助了那么多的情况下，还是真心敬重沛君的。

第一个方面，在靖圃生病时，担心自己死去仍然天真的认为哥哥沛君会好好的找照顾自己的孩子。

第二方面，生病时，靖圃也想着靠译文来补贴家用，为家庭着想。

第三方面，最后无故死去，想必他到最后一刻都没有想到平时疼爱自己的哥哥会是杀害自己的人。

从而可以知道，弟弟靖圃一直都对哥哥沛君忠心且看重。

不过在当时的时代，大家都是以利益为重，没有钱难以存活的年代，哥哥作为当家人确实有自己的压力，不过这样对待弟弟太过于极端且人面兽心。

相信弟弟靖圃如果是当家人，或许不会像哥哥沛君一样在表面上被乡亲父老所大家赞扬。

不过至少也会可以让大家都活着，会念及弟兄之情。

文中我们还可以留意到一类人——沛君的同事，在文中也有其特有的价值。

在《弟兄》里面，秦益堂是与主角张沛君一起在公益局工作的朋友，作为配角在《弟兄》中出现。

秦益堂的年纪较大，也是有儿有孙的人了，平时就爱抽抽水烟，偶尔为家里的琐碎事生气和烦恼。

因此，秦益堂观看完沛君的兄弟情深的“表演”后，再想想家里的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既极力赞扬和羡慕沛君兄弟，又对家里的两个儿子生气和失望。

实际上，秦益堂代表着一类像他那样，拥有稳定轻松的工作，收入微薄，过着平平淡淡，偶尔有点小波折的日子的普通劳动人民群众。

从文章开头来看，秦益堂家的老三与老五因为钱而打架和沛君对生病的弟弟的关心与紧张形成对比。

然而，从文章结尾来看，秦益堂他那微不足道的“家丑”又与张沛君精心谋划的杀人案形成更加鲜明的对比。

从文章整体来看，两组对比使读者的心理落差变得更大，从而使杀人案在读者心中印象深刻。

在万恶的封建文化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杀人案反映中国人面子的问题，顶着巨大的压力，虚伪地展现自己的重情重义。

还有一类人，那就是医生。

在当时五四运动后，封建传统礼教受到极大的冲击，反对旧传统就道德成为主流，一切有关于当时中国传统的都被新青年和新知识分子所排斥和攻击。

鲁迅的《弟兄》笔下的白问山中医就是当时中国传统的大夫，在白问山中医即使受到沛君多次语言攻击，但是在他弟弟患疾病时，也是毫不介怀地给靖甫看病诊脉，本着作为一个医者的心肠，也可以对之前的攻击而放置一边，去救治病人，他存在着中国传统劳动人们的善良的美德。

但是作为医者，他的医术是有限的，却盲目地跟当时的风气，判定病人的病为不治之症，是具有虚伪和欺骗性的，同时使碍于面子问题不承认自己医术不湛，这是可笑的。

一种疾病的治疗，在沛君问是否可以治愈时，他却回答说这要看他家府上的家运，这无疑是愚味的，是在传统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下的作为。

白问山大夫也是当时封建社会底下无知传统旧大夫，鲁迅正是通过此类无知分子来揭露了当时底下中国人民的愚味和麻木，也折射出当时的病态社会。

读了《弟兄》，我不禁深深鄙视张沛君的虚荣，自私。

梦境与现实交叉着，把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教育，因此“兄友弟恭”是中国人自古就称赞的。

而张沛君，从他的家庭关系，他的工作，别人对他的看法（哪怕并不准确），我们就可以轻易猜测出：张沛君是受过中国传统教育，具有一定修养的青年。

就算他没有朗诵过司马光的《家规》，也一定读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吧？
那究竟为什么他存有这般恶毒心肠呢？其中很大的缘故是他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审美观，所以“死要面子”，以至于要去“以公谋私”。

二来，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他本身性格的缺陷。

他骨子里就是一个自私的小人，就是要他负担起他弟弟的后事，要他去抚养弟弟的孩子，他也绝不会心甘情愿的。

如此看来，“要脸要里”的他到最后做出的任何事都可以找出根据来，不令人感到突兀矛盾。

其实不然，文章最根本的矛盾是：他怎么可以对兄弟做出心口不一的事？从张沛君的担忧来看，我们不难发现一切都是为了金钱。

弟弟从未做出不恭的事，甚至病了也希望可以尽他所能为家里写稿赚钱。

哥哥也并非一开始就嫌弃弟弟，甚至他一家，哥哥原先也是可以扮演好长兄这一角色。

自从，弟弟病了，负担压在张沛君的身上，这才有机会让他释放本性。

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尚且会嫌弃自己生病的兄弟，更何况普通的人呢？这让我不自觉想起了文章开头与结尾都出现过的秦溢堂家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