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妙笔生花——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做到妙笔生花——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
开宗明义，先讲两例：
一个是曾国藩修改“报告”的故事：
相当年，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开战之初，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有几次差一点掉了脑袋，因此，师爷给清朝中央政府写战况报告时，如实汇报战争之惨烈，声称时常处在“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境地。

曾国藩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朝廷看到这个报告，必定认为自己指挥无能，湘军打仗无能，这还了得！曾国藩毕竟是文坛高手，他用笔轻轻一勾，把两个词的顺序颠倒了一下，变成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这真是妙笔生花，湘军不怕牺牲，前赴后继，顽强作战的英雄气概和形象跃然纸上。

果不然，朝廷看过战况报告后，并没因为他们打了几个败仗而怪罪，反而对他们“屡败屡战”的顽强精神大加赞赏。

再一个是龙云妙笔救民主人士的故事：
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云南省的省政府主席龙云手下关押着一批著名民主人士。

特务头子沈醉奉命带了一批人去云南，准备杀掉这些民主人士。

当时，龙云正在与共产党秘密联系，进行谈判，不愿杀害这批民主人士。

就拍电报请示蒋介石，老蒋当时口述了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逃。

”龙云见了电报非常为难，旁边有人给他出主意，将电文改一下，他一听感到是个好办法，随即大笔一挥，将电文改成“罪无可逃，情有可原”。

沈醉来到一看，老蒋这分明是不杀之意嘛！就这样，这批民主人士逃过了一劫。

后来，沈醉回去跟老蒋汇报，老蒋一听当下大骂“娘希匹”，但电令已出，覆水难收，只能怀疑自己当时脑袋发晕或是秘书记错了。

从上述事例我们可以看到，说“妙笔生花，一字千金”并不为过。

拿破仑有句名言：“新闻记者的一支笔，顶得上十万支毛瑟枪”。

机关干部要想有作为，就要努力提高文字表达能力，做到妙笔生花。

第一，材料追求要“四有”
在撰写材料、起草文件的过程中，机关的同志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虽然各种体裁的文字材料，如决定和决议，工作总结和会议报告，首长讲话和典型材料，乃至公函、书信、通知等，都有其各自的写作特点，但在本质上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一是要引人看，要有吸引人的力量。

不仅开头引人看，还要让人家能够一口气看到底。

二是使人看得懂。

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目的就达不到。

三是能说服人、打动人。

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

能够体现这三项要求的，就是毛泽东所指出的，“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而要使写出的文字材料呈现出“三性”要求，就要注意做到以下“四个有”：
（一）要有思想作灵魂
古人讲，“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

所以，思想是文字材料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如果把一篇文字材料看作是一个人体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
思想的文字材料，是一个神采奕奕的活人；没有思想的文字材料，是一具直挺挺的僵尸，优劣不言自明。

所谓有思想，就是文字材料要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

机关干部写材料，无论对上、对下、对内、对外，都是为了阐明某个观点，说服他人相信，争取各方支持，推动工作落实。

如果一篇材料，有的只是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没有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们看过后，根本不知道是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需要什么，这样的文字材料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

真正好的材料，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些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些应当反对的东西，这才是一篇生机勃勃的好文章。

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凡是那些千古不朽的作品，都赖于它能表达深刻的思想，给人以震撼力、感染力和说服力。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能流传至今不衰，主要还在于文中洋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境界。

诸葛亮的《出师表》，也就相当于请战书或决心书，之所以流传下来，也在于文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高尚情怀。

文章赖“思想”而永生，无“灵魂”而猝死。

起草文字材料，一定要注意把思想提炼出来。

那么，如何使写出的材料有思想？中央在一个通知中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起草一个文件，或者讲一篇带有指导性的讲话，总应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思想就是善于抓问题，抓住了问题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提炼“思想”的技巧有这么几点：
1、把上边的东西实际化。

起草文字材料，应以上级指示和要求为指导，但决不是上边东西的简要抄袭。

有些东西在上级是“思想”，在下一级简单照搬，不一定会被人们感到是“思想”，还可能落个“传声筒”的名声。

正确的做法是，紧密结合单位实际，把上面的东西细化，把普遍的要求个性化，在上情与下情结合中，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和办法，既不违背上级精神，又能突出单位特色。

2、把具体的东西政治化。

公文写作最忌讳就事论事，从现象到现象，只见事不见人，或只见人不见思想。

这就要求动笔写材料的人，要善于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看待具体问题，从一般的现象中看出不一般的本质。

能够做到，着眼上边向下边看，看提出的观点对不对；着眼外面向里面看，看提出的观点新不新；着眼全局向局部看，看提出的观点指导性强不强。

3、把传统的东西时代化。

写文字材料最怕语言陈旧，信息陈旧，事例陈旧，观念陈旧，“重复过去的故事”。

要使写出的文字材料有思想、有新意，必须给传统的东西赋予时代的内容，以增强时代感和针对性。

使人感到有新思想、有新语言、有新事例，这样才能使传统的思想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焕发活力，保持威力。

（二）要有事实作筋骨
任何一篇好的文字材料，都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而是通篇充满着事实的力量。

思想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道理是用事实阐发出来的，经验是从事实中总结出来的，即使鞭鞑的各种消极现象和消极因素，背后也都有事实为左证。

简言之，一切都要有事实作支撑。

最近看了一个材料，很受启发。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联合国决定降半旗致哀。

而为一个国家政府首脑降半旗，这在联合国还是第一次。

当时，有的国家代表提出异议，今后是否各国总理逝世后都要降半旗？为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在联合国总部
大厦台阶上作了《一分钟的演讲》：哪个国家的总理像周恩来那样，终生只有一个妻子，而且始终相敬相爱？哪个国家的总理像周恩来那样，无比热爱他的亿万人民，自己却没有一个子女？哪个国家的总理像周恩来那样，虽然他的国家家大业大，而自己却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存款？如果是这样，逝世后联合国也为他降半旗。

听完这《一分钟的演讲》，联合国所有官员都折服了，在半旗垂落下，怀着崇敬的心情为周恩来低头默哀。

这就是事实的力量。

一般来说，事实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人。

但只有事实还不够。

在写作时，你还要考虑，怎样才能把这一事实交代清楚，写得完美，使人读起来有兴味。

大文豪郭沫若在答《新观察》记者问时，有这样一段话：“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

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如形容一个人的美，就说‘非常非常的美’或‘极端极端的美’。

又如‘六万万人正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之势……’这样的句子，就有点不恰当”。

郭老讲的这个问题，到现在仍具有针对性和普遍性。

学会用事实说话，首先要扭转观念上的一个误区，认为机关公文不能太具体、太实际，不然就会缺乏普遍指导意义。

由于这个思想的指导，有的在起草过程中，总是追求原则化、理性化的东西。

表面上看，这样的材料立意很高，气势很大，实际上却是很“虚弱”，里面多是缺乏实际内容的大话、空话、套话。

这样的文字材料写得再多，也只是应景文章、表面文章，对工作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应走出“坐而论道，从虚到虚，原则来原则去”的误区，不断提高用事实说话的能力。

1、善于运用自己调查的资料。

这就要求动笔前，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我过去搞新闻时，听到一个“七分采访，三分写作”的说法，感到很有道理。

机关干部起草公文也可以借鉴这个“三、七”律，有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就不用闭门造车，绞尽脑汁空洞编造了。

2、善于运用数字资料。

数字本身枯燥无味，但如果运用得当，就会极大增强文章的感染力、说服力。

比如，周恩来总理是举世公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楷模，用什么样的赞美语言歌颂都嫌不到位。

有一份材料用了这样一串数字：“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

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

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2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它会议和谈话57次……”有这一连串数字，任何赞美的评价都可视为是多余。

3、善于运用科研成果资料。

科研成果中，有自然科学的，有社会科学的，根据文字材料需要，都可以适当运用。

比如，我们经常论述坚韧不拔的精神，有的文章就列举几位名人的韧性：达尔文《物种起源》用了27年，歌德的《浮士德》写了60年，司马迁的《史记》用了18年，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达19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花了30年，章应星的《天工开物》写了18年……通过这一座座丰碑，我们仿佛看见了这些名人为实现他们的目标而毅力坚韧，百折不挠的高大身影，增加了文章的感染力、说服力。

4、善于运用典故资料。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古今中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其中有的事例不一定真实，所阐述的思想内容却是真实的，运用得当，可使文章增辉。

我看到以前李瑞环同志在会见香港各界知名人士时的讲话稿，其中就运用了一个典故：古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京城田氏三兄弟田真、田庆和田广，一直和睦相处，庭院中有棵紫荆树，也长得花繁叶茂，但后来他们闹别扭，要分家，紫荆一夜之间就枯萎了，兄弟三人大为震惊、大受感动，
于是兄弟不再分家，和好如初，紫荆花又盛开如故。

晋代陆机曾作诗说,“三荆欢同株，四鸟悲异林。

”唐代李白感慨道，“田氏仓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

”上面讲的故事，是体现“天人感应”思想的一个传说，未必真有其事。

但这个故事所表达的道理，的确发人深思。

当然，写文章用材料用事实说话，不能是事实材料的简单罗列，而应该把叙事与明理结合起来，夹叙夹议，事理结合。

比如前边讲的李瑞环同志引用这个典故后接着说：“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绵延不衰，屡处逆境而昂扬奋起，就是因为有许多这样博大深邃的思想，有一种内在的强大凝聚力。

当今中国要发展，要振兴，必须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特别要倡导‘和合’，强调团结。

”
（三）要有细节作血肉
现在，机关文字材料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弱点：一是空泛论述不实在，二是抽象呆板不生动，三是干干巴巴不丰满。

大话、套话、空话、废话太多。

正如毛泽东批评的“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

”一篇好的文字材料，必定要有血有肉，详略适当，该简的地方一笔带过，该繁的地方不能省略，否则就剩下干巴巴的几条筋，像骷髅般丑陋难看。

1、要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

胡乔木同志曾指出，写文件要生动，不生动人家不愿意看，但不能像普通文学作品那样办。

要生动就得在抽象的论述中加些不抽象的东西，可以增加生动性。

纯粹抽象的，像算术题似的，一道道列下去，怎样也不会生动，因为全部是抽象的。

我们讨论工作本来是比较抽象的东西，讲的道理、列的数字是抽象的，可以穿插一些具体人、具体单位、具体事实，这样文章就可以不那么沉闷。

他还列举了一个例子，当年湖北省委转发关于红安县委搞试验田的经验报告，加了一些具体情节：乡里人到县里要见干部，干部开始说是“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又说“下班了”。

以后城里干部下乡，乡里人也说“没时间”，等了一会，他也说“我下班了！”引用了这么件事就大为生动。

还提到干部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社员骂了他一顿，说“摇摇摆摆像个相公，莫把田埂子踩塌了！”单这句话还不够，又问：“你骂谁？”社员说：“我骂你！”然后再加上县委书记说：“骂得对！”有这样的对话，印象就很深刻。

从胡乔木举的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公文起草运用细节，确能增加生动性。

2、要把工作中的原则要求讲细致。

“细节”也不一定都是人物对话、人物动作，把工作中的原则要求讲细致，就得有细节。

比如，我们经常强调，改进领导作风，关心群众利益，要“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这话没错，写起来顺手，读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

但仔细一琢磨，到底怎样做才算“想、急、帮”，很难有个准确地答案。

所以，千真万确的大话、套话，不一定是有用的话，在材料起草中一定要少用或不用。

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就把“细节”交待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的问题。

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小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这“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看了这些要求，任何人都知道如何去做，用不着费劲去揣摩领导心思。

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周总理来到隆尧县的寨村，当他得知群众炊具被砸坏，每天只吃干粮时，没有提一些“要高度重视、全力解决”之类的大口号，而是指示救灾指挥部负责人：“要保证群众每家有一盏煤油灯，一个和面盆，一口锅，一把饭勺，每人一双筷子，一个碗”，有了这样的“细节”，文章怎能不实在、不生动呢？
3、用形象化语言表述理性内容。

有人讲，机关公文理性占很大比例，不好出细节。

实际上，理性文章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述出来，也能出“细节”。

比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大革
从上述资料看出，越是大手笔，写出的文章和文件越是有感情。

周总理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不打官腔、不摆架子，增加了“您”、“如蒙您同意”、“谨”等字句，使全文显示出谦和、协商、恳切的感情。

而有些机关的同志，却恰恰相反。

机关不大，职务不高，起草出来的材料语言非常生硬，习惯于居高临下教训别人，习惯于用打“官腔”的指令性语言，“应该”、“必须”、“一定”之类的词语频频使用，看过或听过之后，有一种受训的感受，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使文章充满感情的第一条要求：位置要摆正，不居高临下。

第二条要求：思维要辩证，不走向极端。

第三条要求：语言要活泼，不板着面孔。

第二，起草之前要“四问”
一问写得是什么？文体不同，写法也有所不同。

讲话、指示、通知、谈话、请示、报告等各有自己特定的写作要求，如果不加区分，就可能写出的东西不对路。

比如，首长讲话中的论述性内容与理论文章中的论述性内容，请示中的部署性内容与指示中的部署性内容，计划方案中的方针政策性内容与指示中的要求性内容，是不一样的，如果混淆了，写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不伦不类。

二问给谁写得？就是说写东西先搞清楚稿子的主体身份是谁？是正职、副职、部门领导、还是机关干部、理论工作者？不同的身份，在思维层次、考虑问题的角度、内容重心、详略取舍、说话口气等方面，都应当有所不同。

比如写讲话材料，高级首长和高级机关讲的东西就不能太琐碎，一般干部讲的东西就不能口气太大。

对上的材料不能像老师教学生一样摆乎一通“道理”，部门领导讲话不能尽是“原则要求”。

写首长讲话，要学会运用反映首长职务身份的语言、反映首长性格气质的语言、反映首长个人经历亲身感受的语言，尽可能体现首长的个性特点。

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是首长的口气，而不是机关腔调。

三要看给谁看（听）的？要搞清楚，我们写的材料，是向上级领导汇报，还是对部属讲话；是给机关干部讲课，还是给基层官兵搞教育。

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口气。

比如，对上汇报要简洁干练，对群众讲话要亲切通俗，对部队战前动员要斩钉截铁……。

讲话只有增强针对性，才能受到听众欢迎。

四问起到什么目的？要搞清楚，我们写这个材料的目的，是对重要工作进行动员、部署、总结、指导，还是对重大问题进行请示、报告、说明、解答；是对重要理论决策进行宣传、阐述、辅导、讲解，还是一般场合的称赞、祝贺、希望；是新话题还是老话题，是理性话题还是敏感话题，是一般性的表态内容还是重大实质性问题。

目的不同，需求也不同。

这是机关写作的重要环节。

第三，写作之中要“四求”
一是求“高”。

要做到思维层次上的去，把得准。

写首长讲话，就要站在首长的高度上去思考问题，谋篇布局，写出恢宏大气，写出理论高度、指导力度和思想深度。

二是求“新”。

要做到视角新，思路新，概括新，语言新。

首长讲话不仅要讲决策、部署、要求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阐述确定这些决策、部署、要求的基本考虑和基本思想。

首长讲话的指导性，从根本上讲并不完全在于讲话者身份的权威性，而在于所讲问题的深刻见解和说服力。

一个首长讲话写得成功不成功，对人有没有启发，能不能让人打上烙印，对工作有没有指导作用，关键看问题抓得准不准，道理讲得深不深，有没有超出一般的新内容。

三是求“实”。

要做到情况分析归纳实在，联系实际紧密，指导性意见切实可行。

首长讲话面对的是做实际工作的人，讲话基本功能是回答、解决实际工作中提出的种种矛盾和问题。

因此，要真正能吸引人、打动人，对人有启发，对工作有指导，就必须紧贴实际，实实在在。

不能不着边际的说空话套话，不能从头到尾都是报纸上的官话，不能没有着落的讲一般原则。

四是求“顺”。

要做到基本思路顺，框架结构顺，逻辑关系顺，没有“硬伤”。

首长讲话必须通顺，准确、全面、妥帖，不能硬掰、硬扯、硬挂、硬拔，一定要防止片面性、模糊性，这是首长讲话的基本功能和性质所决定的。

首长讲话要用以指导工作、统一认识，如果写得不顺，就会产生歧义、误导甚至偏差，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产生严重后果。

第四，写成之后要“四看”
材料写完之后，不要头脑发热，忙着出手，要“跳”出来，凉下来，回头看，自己当听众和读者再验收一遍。

一看到位不到位——层次、态度、思想、语言是否符合要求。

二看得体不得体——是不是做到了符合讲话人的角色，维护发言者的形象，顾及各方面的影响，把握好火候分寸，照应到相应关系。

三看严谨不严谨——是否经得起检验、推敲，有没有立不住的说法和提法，有没有引用不实不当的数据、事例和情况。

四看细致不细致——关键处有无文字错漏，有没有明显的病句，格式、打印、装订、页码、报送范围等是否恰当。

重要环节要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