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变化及原因
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变化及原因第一篇：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收入的变化及原因改革开放30年我国财政规模变化及原因摘要：改革开放30 年以来，我国财政预算规模经历了很大的变化。
通过对这30 年预算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财政预算绝对规模逐年上升，财政预算收支占GDP 的比重则呈U 型变化。
结合改革开放的历程，得出我国财政收支规模变化与改革有密切关系的结论，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源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关键词：改革开放；财政预算收入；财政预算支出；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财政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动中，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年来，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的体制变革使得财政体制的变动更为剧烈。
财政收入和支出占GDP 比重的变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太大的负面影响，应该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制止；有人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变化尚属正常，国家财力下放和集中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还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财力就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所以不存在一些人担心的问题。
一、改革开放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1978 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伴随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是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不断变化，显示了在这30年中财政收支规模的变化：财政收入绝对数除1979 年和1980 年略有下降外都有增加，财政支出绝对数也除了1980年和1981 年略有减少外都以不同速度增长。
与1978 年相比，2007 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分别增加了45.76 倍和44.62倍。
从财政收支增长率来看，有的年份增长快，有的年份增长慢，而且在1994 年前后几年波动较大，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
如果与GDP 增长率变化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在1994年以后财政收入和支出增长率基本大于GDP 增长率，而在1994 年之前是有的年份GDP 增长率大于财政规模变化率，有的年份小于财政规模的变化率。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及未来趋势分析(一)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及未来趋势分析（一）引言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是指对我国财政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过程，旨在提高财政管理效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本文将回顾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程，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并分析未来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一、财政体制改革的历程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在那个时候，我国的财政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财政收入过分依赖于间接税、地方政府财政相对薄弱、支出管理不规范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政府开始启动财政体制改革。
1. 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起点。
1994年，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分税制，实行中央和地方税收权力的划分，明确税务收入的归属。
这一改革不仅促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还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加强了财政管理能力。
2. 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为了加强财政管理，我国建立了现代财政制度，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权限和责任，完善了财政预算制度和财政会计制度，提高了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财政信息的透明度。
3. 支出责任制改革支出责任制改革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建立和完善支出责任制，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了财政支出过程中的管理问题。
支出责任制明确了政府各级部门的支出权限和责任，规范了财政支出的程序和管理机制，有效地防止了财政资金的浪费和滥用。
二、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尽管我国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1.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大由于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但同时也面临着财政压力的增大。
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的财政支出责任，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着财政收入增长乏力的问题，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2. 政府债务风险加大财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因为需要筹集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通过举债来满足资金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进与透视
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012)34王丹莉 武 力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①之间的财政关系是一个国家财税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经历了一个财政分权的过程。
这既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与方式。
学者们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视角审视和探讨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法治化进程、政府治理、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支出结构、公共品供给等诸多层面的影响，相关成果不胜枚举。
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梳理和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分权的过程中，央地财政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及其内在逻辑。
一、财政包干下的放权尝试（１９７９—１９９３）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３年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调整的第一阶段。
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开始了以财政包干为主要特征的放权尝试，在一系列配套改革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以及经济发展方面都获得了计划经济时期所不能比拟的自主权。
中央的放权为地方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却始终难以缓解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这为分税制改革的推行埋下了伏笔。
（一）“分灶吃饭”的逐步推进财政的放权尝试并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新事物。
早在计划经济时期，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在“大跃进”时期以及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都不乏权力下放的尝试。
从数据上看，自“大跃进”时期开始，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再也没有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高水平。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对强调集中决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大幅度改革，财政分配领域更大力度的放权和改革也在同步推进。
从１９７６年到改革开放初，中国的财政管理体制主要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体制，以及１９７８年开始在陕西、浙江、湖南、北京等省市试行的“增收分成，收支挂钩”体制。
深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深入分析中国经济转型对财政政策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地调整财政政策，以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对财政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从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转型为以内需为主的内向型经济。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抛弃过去追逐GDP数量增长的做法，开始注重发展质量和可持续性的发展。
这也给财政政策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二、中国经济转型对财政政策的影响1、财政政策需要更加注重财政支出的效率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变，政府支出的重心也需要发生调整。
政府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医疗、环保等民生领域，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居民的消费升级。
这就需要财政政策更加注重财政支出的效率，合理配置财政资源，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2、财政需要加大对创新驱动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创新驱动的发展被赋予了更为重要的地位。
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对创新驱动的支持，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创新支持，以推动技术创新、创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
3、财政需要加大对科技产业的支持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科技产业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
财政需要加大对科技产业的支持，为科技企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以加快科技产业的发展。
4、财政需要加大对区域发展的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财政政策需要加大对区域发展的支持，为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总结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对财政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财政政策需要更加注重财政支出的效率，加大对创新驱动、科技产业和区域发展的支持。
政府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积极应对发展中的问题，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纵向财政不平衡形成机制、激励结构与平衡策略研究
纵向财政不平衡形成机制、激励结构与平衡策略研究报告一、引言纵向财政不平衡是财政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指的是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在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上存在的不匹配现象。
这种不平衡不仅会影响到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还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因此，对纵向财政不平衡的形成机制、激励结构以及平衡策略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纵向财政不平衡形成机制1.财政体制因素：财政体制是纵向财政不平衡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现行分税制下，中央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财政资源，而地方政府则承担了大量的公共服务供给责任。
这种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大，从而形成了纵向财政不平衡。
2.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均衡也是纵向财政不平衡形成的重要原因。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因此它们在财政收入方面也存在差异。
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一些地区的财政状况相对较差，从而形成了纵向财政不平衡。
3.政策因素：政策因素也是纵向财政不平衡形成的一个因素。
例如，一些国家实行的地方政府税收分享制度，可能会使得一些地区因为税收收入不足而形成财政赤字，从而形成纵向财政不平衡。
三、纵向财政不平衡的激励结构1.政治激励：政治激励是纵向财政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现行分税制下，中央政府可能会通过给予地方政府一些政治上的激励来推动它们增加财政收入。
例如，中央政府可能会对一些税收收入增加的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奖励或者表扬。
2.经济激励：经济激励也是纵向财政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现行分税制下，地方政府可能会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增加税收收入。
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降低税收门槛或者增加收费项目来增加财政收入。
四、纵向财政不平衡的平衡策略1.完善分税制：完善分税制是解决纵向财政不平衡的关键措施之一。
具体而言，应该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使得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此外，还应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使得财政资金能够更加公平地分配到各个地区。
土地财政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
第1期(总第184期)2024年1月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JOURNAL OF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No.1(General No.184)Jan.2024收稿日期:2023-11-15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劳动者异质性与中国价值链双循环的获益规模及分配:一般均衡与量化分析 (7227306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72373076)作者简介:邵朝对,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价值链贸易与区域经济研究;苏丹妮(通讯作者),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价值链贸易与区域经济研究㊂土地财政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邵朝对,苏丹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摘㊀要:文章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式转变的视角,首次考察了充当辖区间竞争 新 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㊂研究发现:土地财政通过引发地方政府的支出竞争㊁税收竞争和补贴竞争不仅提高了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强度,还抑制了企业出口退出和延长了出口持续期㊂但由于存在与税收竞争㊁补贴竞争相关的企业寻租㊁ 政治包袱 以及与支出竞争相关的公共品偏向性扭曲配置,土地财政也使出口企业长期被锁定于低质量㊁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复杂度的低端竞争方式㊂概括而言,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开展辖区间竞争的策略性行为在促成出口繁荣的同时也付出了出口企业核心竞争力丧失的代价,对中国 大而不强 出口模式产生了 土地财政诅咒 ㊂关键词:土地财政;企业出口;出口模式;策略性竞争;土地财政 诅咒中图分类号:F812;F752㊀文献标志码:A㊀文章编号:10091505(2024)01012216DOI:10.14134/33-1337/c.2024.01.011一㊁引㊀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适时以出口导向取代进口替代,通过 人口红利 等低成本优势积极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实现了出口规模的 爆炸式 增长, 出口扩张奇迹 成为 中国增长奇迹 的重要标志㊂但与庞大的出口规模不相匹配的是,中国企业仍长期位于GVC 的底端,出口多为品质㊁附加值㊁技术含量较低的低端产品,陷入了令人担忧的 只赚数字不赚钱 的怪圈㊂ 大而不强 成为中国四十多年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真实缩影,也是中国深受反倾销等贸易战困扰以及西方国家㊁学者指责 中国威胁论 和 中国综合症 的关键所在[1]㊂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出口的扩张奇迹直接表现为各地区出口的快速增长㊂学界普遍认为,在中国式分权框架下,中国取得的各方面经济成就与作为地方社会经济事务实际操作者的地方政府密不可分[2],中央政府开放政策的转变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㊁配合和实践㊂实际上,面临晋升激励的地方政府在国内长期存在市场分割和内需不足的形势下,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以绕开国内市场瓶颈来实现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占优策略[3]㊂与此同时,从中央 地方的财政关系来看,中国央 地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分税制集中财权使地方政府丧失了发展辖区经济原本所依赖的税收资源,财力日益拮据[4-5],而此时土地制度的变革恰恰为地方政府寻觅新财源提供了时机㊂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建设需要用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而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必须通过政府征地才能转为国有土地,正式确定了地方政府国有土地所有者㊁供给者和垄断者 三位一体 的特殊身份;再加之,1998年以来住房分配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地方政府拥有的最大资源土地的经济价值越发凸显, 卖地 突然间成为地方政府手中的一块 肥肉 ㊂与一般预算 吃饭财政 的刚性支出特征不同,作为可自由裁量的预算外收入,土地财政的意外繁荣不仅填补了分税制导致的财政缺口,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辖区政府干预经济的财政结构,通过策略性发挥土地财政的激励作用成为地方政府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 新 的有效工具㊂现实和经验研究均表明,失去税源的地方政府十分依赖土地财政这一 意外之财 开展辖区间引资竞争,所谓的 预算内保运转,预算外保发展 正是对此的精辟概括[4]㊂那么,在出口导向战略大背景下,充当地方政府间竞争 新 工具的土地财政能否激励企业出口扩张?如果可以,其中的作用机制如何?同时,这种出口扩张效应背后是否也付出了相应代价?中国长期以来 大而不强 的出口模式是否与其独具特色的土地财政发展模式息息相关?与本文研究较为紧密的有两支文献㊂第一支是关于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行为内在关联的研究㊂土地财政规模出人意料的膨胀较早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有的认为这是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缺口 逼官卖地 的无奈之举[6],有的认为这是开展政治锦标赛的内在冲动[7]㊂但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不争的事实是分税制改革重塑了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财政结构,分税制改革之后以预算内财政收入为核心的传统模式向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全新的土地财政模式转变,这一点已在学界达成了共识[4-5,8-10]㊂因此,学者更关心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所起的作用,一方面,巨额的土地财政强化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点燃了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经济的热情[11],对中国的城市化㊁工业化尤其是基础设施领域的超常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4,12];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剧了重基建㊁轻服务的支出结构偏向[8],滋生了官员腐败[10],加大了地方债务和经济运行风险[13]㊂上述文献均忽略了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明显的出口偏向特征,未探讨土地财政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㊂在本文看来,土地财政脱胎于中国特殊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土地制度安排,一直以来是理解转型期中央与地方尤其是地方之间关系的重要线索[4-5],其意外繁荣使地方政府走上了 以地生财 的发展之道,富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可能塑造着独一无二的中国出口模式㊂值得注意的是Chen 和Kung(2016)[10]的研究,他们较早关注到了中国土地财政的 意外之财 特征,发现土地财政导致官员寻租腐败进而破坏了政治晋升系统,降低了晋升官员质量,产生了Brollo 等(2013)[14]提出的政治资源诅咒㊂相比而言,本文不仅关注土地财政类似于 资源诅咒 中的 意外之财 特征,更为重要的是,抓住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依赖这一 意外之财 充当辖区间竞争 新 工具的典型事实㊂①321第1期邵朝对,苏丹妮:土地财政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㊀①在早期的 资源诅咒 文献中,学者习惯将出售突然发现的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财政收入称为 意外之财 (natural resource windfalls),较为经典的是 卖油收入 [21],后来资源以及 意外之财 的内涵逐渐延伸至跨国援助㊁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等能够较大改变一国或地区原有财政禀赋的经济资源[14][22],并认为这种 意外之财 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㊁增长绩效以及政治家质量,即存在诅咒效应㊂ 资源诅咒 文献所提的 意外之财 通常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在短期内迅速扩张;第二,较大改变了一国或地区原有的财政禀赋结构;第三,政府具有自由支配权㊂而分税制之后,充当竞争 新 工具的 卖地收入 呈现了与 卖油收入 类似的特征和逻辑,因此,本文将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造成 大而不强 的影响称为中国出口模式的 土地财政诅咒 ㊂当然由于土地财政本身的特殊性,本文探讨的问题㊁考察的角度和具体的理论机制仍与 资源诅咒 所涉及的 意外之财 文献存在较大的区别㊂421浙㊀江㊀工㊀商㊀大㊀学㊀学㊀报2024年由于土地财政带有浓厚的地方政府策略性竞争色彩[15],因此,与本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是探讨政府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㊂在中国动态的经济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掌握各种优质资源(比如关税)和大政方针制定权的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诸多出口促进政策刺激企业出口㊂学者围绕出口退税[16]㊁经济特区[17]㊁出口加工区[18]等政策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一致认为中央政府主导的各项贸易政策在推动中国出口奇迹中至关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伊始的财政分权改革,市县级政府成为地方事务的实际操控者,但与中央政府握有贸易政策制定权不同,地方政府往往需以补贴为手段刺激企业出口㊂学者围绕补贴的出口效果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政府的补贴行为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出口概率的广延边际或是企业出口强度的集约边际带动企业出口规模扩张[19-20]㊂然而,分税制改革之后,面临财政压力的地方政府能够提供如此广泛㊁持续的补贴支持背后必然存在更深层次的资金获取渠道和财政激励结构问题,这是已有文献所忽略的㊂本文则立足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式重塑的事实,考察土地财政对微观企业出口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揭示出现有文献所发现的出口市场上的补贴竞争可能更多是土地财政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途径㊂本文利用1999 2014年城市层面和中国工业企业㊁海关数据,首次从地方政府财政激励模式转变的视角考察了充当辖区间竞争 新 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㊂相比现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之处可能集中反映在从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激励模式转变的视角,通过出口扩张(包括出口二元边际㊁出口退出及其相关的出口生存)以及出口竞争方式(包括出口产品质量㊁国内附加值率㊁技术复杂度)多个维度探究了充当地方政府间竞争 新 工具的土地财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为中国 大而不强 的出口模式提供了来自富有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因素的新解读㊂此外,本文还解构了土地财政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策略性竞争行为及其相关的企业寻租㊁ 政治包袱 ㊁支出结构偏向机制,从出口模式视角丰富和深化了现有土地财政的研究㊂二㊁制度背景与作用机制分析(一)制度背景1.分税制与土地财政。
【原创】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之建国后的三次税制改革
【原创】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之建国后的三次税制改革一、缘起写这个题目，并非一时兴起，远的驱动力是看到忙总在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wxmang:【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那其实是个大事记体裁的编年纪。
当时就有个想法，要是忙总能说一下这背后的故事就好了。
然而忙总没有写，大约是不方便写，也可能这个帖子本就不是写给不明内情的人看的。
近的驱动力是去年，北京地税局要编写新的《北京税务志》，要把1993年之后的变化写进去，主事人颇为烦恼。
主编者的烦恼其实是志书编者的共同烦恼。
方志的难点在于很难找到一条合适的主线去串起历史事件，稍一不慎，就变成罗列堆砌事实，完全看不出事件的源流和意义。
河友都知道我是酒后话痨，当时借着酒意，顺口就说我们以前编写财政税务志的时候也是这个烦恼，一直到全书完稿之后这才发现两条合适的主线去串列财政税务史实。
一条主线是怎样在尽可能多收税和涵养税源这两者之间求取平衡。
既要应收尽收，开拓税源，保障国用，又要扩大税基，降低税负，使人民能够忍耐。
第二条主线是怎样在保障中央财政收入和发挥地方政府征税积极性两者之间求取平衡。
地方政府分的少了，没积极性征收或者干脆藏富于民，中央也不见得真的能多得；地方政府分得多了，实力增强，形成枝强干弱的局面，跟中央讨价还价，危害统治。
这两条主线之间的平衡和失衡，就构成了中国历史王朝兴衰的财政税务解读。
于是就浩浩荡荡地从盐铁论说起，一直说到解放军退出经济活动，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你还是去写本书吧，别在这里耽误我们喝酒……”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政治历史论点，绝大多数或为异端，或为邪说，一律收入“放之四海而皆不准”专栏，谁相信谁倒霉，本人概不负责。
本文是为忙总大事记所做的重点说明，只涉及上述的第二条主线，也只涉及建国之后，如有错误，与忙总无关，本人亦不负责。
以后有空，再去补上古代部分吧。
以下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一下本共和国三次税制改革的过程和其中各方的博弈。
党校心得体会：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
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今天听了XX教授关于财税体制改革课后，明白了财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问题。
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
但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没跟上，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中央与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地方政府以54%的财权收入承担了85%的事权支出，中央政府以45%的财权收入仅承担14%的事权支出。
因此，在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其他手段进行“开源”：一是卖地收入，二是通过融资平台的举债作为收入。
前者形成的“土地财政”，是持续推升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根本因素之一，也是多年来房地产调控重需求、轻供给的主要原因。
后者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不能直接发债融资而催生的替代产物(2014年预算法修订之后地方政府才可以发债)，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国有公司）等等平台发债融资，并对其进行隐性担保，是造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急剧膨胀的历史原因。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因此，只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开源，纠正央地财权与事权的错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困局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从而解决当前存在的行政运行效率偏低、国家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等问题，为建立全国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根本保障。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两大目标：一是健立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及未来趋势分析(一)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回顾及未来趋势分析（一）概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其中财政体制改革是其中之一。
财政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财政体制，扩大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作用，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和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
本文主要从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和未来趋势分析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历史回顾1980年代1980年代，我国启动了财政体制改革。
主要目标是建立城乡统筹、省级管理、地方自负的财政体制，实现中央与地方财政权责划分清晰、收入与支出管理相结合。
从此，财政管理体制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1994年1994年，我国进一步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进程。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进一步加强中央与地方财政管理和调控，推动研究和实施财政法制化建设，加快税制改革。
2007年2007年，我国推出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推动个人所得税从综合征收向分类征收转变。
同时，我国开始实行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的财政体制。
2013年2013年，我国发布《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主要包括加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统一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和经费责任，推进国有资本的管理和运营改革，加强税费征收管理。
未来趋势分析加强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未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需要加强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一方面，要加强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和调控，促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和财政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合作；另一方面，要通过财政保障机制和健全的地方财政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地方财政自治和市场监管。
推进国有资本的管理和运营改革未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需要推进国有资本的管理和运营改革。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深化国有资本的管理和运营改革已成为必然选择。
尤其是大力推进国资划转社保、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国资监管法制化，有利于优化国有资本的结构和组织，增强国有资本运营效益和市场化、法制化水平，促进国有企业和资本市场的良性互动。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发展重心的转移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发展重心的转移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相当大的演变，以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发展重心也从一开始的重点发展制造业逐渐转移到了以创新和服务业为主导的高质量发展上。
本文将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现代市场经济时代，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以及发展重心的转移。
一、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的是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
政府通过五年计划制定了经济增长的目标，并通过资源配置和国家投资来推动经济的发展。
这一阶段的发展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化工业和农业现代化上。
这种发展战略引导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等问题。
二、改革开放以及对市场经济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逐步探索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战略也发生了较大转变。
政府鼓励引进外资，开展对外贸易，推动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此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了制造业的发展上，尤其是加工制造业。
这一阶段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但也面临着环境污染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三、转型升级阶段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升级阶段。
政府逐渐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发展重心从传统制造业转移到了技术创新和服务业领域。
政府提出了“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开放合作”等新的发展理念，并在政策层面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始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鼓励企业进行自主研发，并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
四、发展重心的转移：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
政府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战略，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此外，中国还加强了对服务业的支持，鼓励其快速发展，并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还加强了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发展重心的转移是为了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财政分权演进轨迹及其创新路径
中国财政分权演进轨迹及其创新路径五级财政分权是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财政体制改革进行最大范围和最深刻变革之后出现的新改革形式，实现了国家与地方政府在财政职能上的转变，标志着CPF（中央-省-市-县-乡级）财政分权模式逐步建立并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宏观政策基石。
从财政分权改革的历史演变上来看，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由近代传统财政分权模式覆盖、单一的行政体制和支出分权紧张相结合，历经1966年实施的1层国家财政分权模式，787改革1978年实施2层国家财政分权模式，966改革1986年实施2层行政财政分权模式，99改革1994年实施3层行政财政分权模式，2005年实施5层国家财政分权模式，最终实现了5层国家财政分权模式的建立，使政府的支出和税收分权趋于合理。
目前，五级财政分权制度已经基本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已取得实质性成效，但面临着财政分权地区差异悬殊、财政支出不平衡、财政收入不公平和财政差距扩大等问题。
为了重塑中央地方财政关系，解决五级财政分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应按照总量控制、分类管理、统一机制等方面建立财政支出共同组织机制，重新定义公共支出的属性、改革财政收入分配机制，实行绩效支出管理，实施风险主体分流机制，建立统一的财政要素市场，促进资金均衡分配。
在今后的财政改革中，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建立和完善财政共治机制的同时，注重推进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大力推进财政支出资源整合，重点加强资金有效使用和公共服务供给，促进财政支出合理配置，大力改善财政收入配置方式和收税管理，提高税法手段和税收执行效率，完善税收补偿机制，激发提高财政税收收入和提升政府效率的活力，不断提升财政分权制度的效率和可操作性。
总之，五级财政分权制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家与地方财政功能的转变，为促进财政改革提供了重要基础和支持。
但在未来，仍需要不断创新，完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重新定义财政开支属性，改革财政收入分配机制，激发财政税收收入，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实现财政改革的目标。
土地垂直管理体制与地方政府土地违法行为的博弈分析
来 自中央的土地督察力度 是一个 关键性 的因素 。在 当前 中国所存 在的地 区竞 争格 局下 ， 来 自地 方政 府
二、 假设条件与博弈模型
财政 和地方 官员 晋升两方面的激励使得 土地 出让成
为地 方政府增加财 政收入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 的重
本 文 的结 论 。
让行为 动机的经验判 断》 ， 《 经济科学） ２ ｏ １ ２年第 １ 期。 ② 张莉 、 徐现祥 、 王贤彬 ： 《 地方 官员合谋 与土地 违法》 ， 《 世 界经济） ２ ｏ ｌ １ 年第 ３ 期。 ③ 周飞舟 ： 《 生财有道 ： 土地开发 和转让 中的政府 和农 民》， 《 社会学研究） ２ ｏ ｏ ７ 年第 ｌ 期； 陶然 、 陆曦 、 苏福 兵、 汪晖 ： 《 地 区竞 争格局演变 下的中国转轨 ： 财政 激励和发展模 式反思 》 ， 《 经济研
究》 第 ７期 。 ④ 梁若 冰 ： 《 财 政分 权下 的晋 升激 励 、 部 门利 益 与 土 地 违
法》 ， 《 经济学》 （ 季 刊） ， ２ ０ ０ ９年第 １ 期。
／ 、又 。 多 ２ ０ １ ３ 年 第５ 期
（ ２ ０ ０ ４年 ） 早 于中央 土地督 察 （ ２ ０ ０ ６年 ） 。这一 一 假设
力， 因此合 谋成功 的可能性 可能会 受 到这一 因素 的
影 响。
府 。此外 ， 地方土地 职能部 门还存 在 着业务 垂直 管 理与行政分级管理 的 区别 ； 前者 决定 了土地 职 能部 门要接受上级部 门的业务 指导 和监督 ； 而后 者则 意 味着本级政府具有人事和财政方 面的约束能力 。在 这一体制构成 中， 来 自中央 的土地 督察 力度 是一 个 关键性的 因素 。在 当前 中国所存 在的地 区竞 争格局 下， 来 自地方政府财 政和地 方官员 晋 升两方 面 的激 励使得土地 出让成为地方政府增 加财政 收入和实现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与新战略
学习改变命运,知 识创造未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与新战略
2、中国改革上限是对中国 改革资源保护的安全线
制度的资源：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百年 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社会成 本获得的。
民族资源：民族统一和独立： 组织资源：政府组织的双重功能：管理 经济的功能和维护民族统一和保障社会稳 定安全的政治功能。 经济资源：计划经济双重功能：原国民财 富的保存与增长的载体，也是改革的对象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与新战略
引领中国经济改革发展 的六个统筹与整合
在人与自然关系：“十一五”把能耗与 环保指标纳入考核指标。 1988年，从建设 部分离出来，国家环境保护局成立，2008 年大部制改革，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境 保护部。国土功能区域规划 。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上：建设和谐社 会、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
学习改变命运,知 识创造未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与新战略
• 从１９８４年到１ ９８８年，经过农 村改革、政府放权 让利的改革、价格 改革、全面激活了 被计划经济体制抑 制的经济增长活力 ，市场调节的作用 开始启动，中国经 济进入了一个加速 发展的飞跃时期，
• 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 加到14928亿元；增加了2倍 ，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86亿 元增加到2357.24亿元；增加 1.4 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从3376.4亿元增加到7440亿 元，增加了2.3倍。外贸进出 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 1027.9亿美元；增加2倍。实 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 加到102.26亿美元，增加3.7 倍。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 200% 。
学习改变命运,知 识创造未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与新战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 的伟大创举”——邓小平
我国地方政策转移研究
我国地方政策转移研究2023-10-26CATALOGUE目录•地方政策转移概述•我国地方政策转移的历史与现状•地方政策转移的实践与案例•地方政策转移的策略与建议•地方政策转移的未来展望01地方政策转移概述地方政策转移是指不同地区之间政策的学习、借鉴和移植，是一种政策创新和扩散现象。
定义地方政策转移具有跨区域性、主动性和实验性，是地方政府在面临特定问题时寻求有效解决方案的一种途径。
特点定义与特点1 2 3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转移。
横向转移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政策转移，如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转移政策。
纵向转移不同行政区域之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政策转移。
斜向转移通过政策转移，不同地区可以相互借鉴优秀政策经验，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政策转移可以引入新的思想和理念，改善和优化现有政策，提高政策质量。
提高政策质量政策转移是地方政府积极寻求改革创新的重要途径，有助于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和治理能力提升。
推动改革创新政策转移过程需要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加强政府间合作关系，促进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
加强政府间合作02我国地方政策转移的历史与现状03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策转移在探索中发展，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几经调整，地方政策转移的范围和力度也在不断变化。
历史发展01清朝晚期地方政策转移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让利，鼓励地方发展经济和进行改革。
02民国时期地方政策转移进一步深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分配更加明确，地方自治和分权成为趋势。
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居民等。
现状分析政策转移的主体涉及财政、税收、土地、环保、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政策转移的对象包括直接转移、间接转移和混合转移三种方式。
政策转移的方式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目前地方政策转移缺乏统一规划，各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利于全国范围内的协调发展。
缺乏统一规划信息不对称地方保护主义监督与评估机制不健全地方政策转移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容易导致政策执行走样和资源浪费。
财政体制的演变
财政体制的演变60年来，中国财政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度集中、统收统支，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分灶吃饭”、各类包干制，最终在1994年作出了建立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选择。
（一）中央高度集中夹杂不成功的短期下放权力（1949～1977年）新中国成立后，适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在财政体制合理化方面一直进行着不懈的探索。
1950年，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而财力分散薄弱的矛盾，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统收统支”财政体制。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在集中的前提下给予地方一些财政权限。
在“大跃进”期间，下放财权和财力，实行以收定支的财政体制。
进入经济调整时期，为适当集中财权财力，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
1968年，在社会经济秩序较混乱的情况下，曾恢复高度集中的收支两条线体制。
1971～1973年，适应经济体制“大下放”，曾实行收支“大包干”体制。
1974～1975年又将“大包干”财政体制改为“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部分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的财政体制。
1976年，为改变中央财政缺乏足够调剂能力的状况，又改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
但是，1976年以前财政体制变动中的多次探索，一直没能改变财政体制的“高度集中”特征和形成相对稳定的体制模式。
（二）从“分灶吃饭”到包干制（1978～1992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渐进式改革得以启动，除了农村、企业的微观试验，特区的局部试验之外，宏观层面是在财政这一分配领域，以“分灶吃饭”的分权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动作，后续各项改革的空间得以陆续打开。
1978年以前，财政体制虽经多次变动，但都是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后期相对稳定的体制形式是“总额分成，一年一定”。
1979年，作为解决传统体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问题的突破口，财政体制改革以“分灶吃饭”来扩大地方政府的经济资源支配能力，中央决定从1980年开始，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管理体制，并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四种不同的办法。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发展重心的转移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开放合作发展战略
国际贸易合作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促进国 际贸易发展。
投资合作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投资合作，推动双向投资，促进互利共赢。
区域合作
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区域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促进共同 繁荣。
资源环境约束与可持续发展
资源环境压力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环境压 力日益加大，需要加强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要求
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中 国需要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推 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04
发展重心转移的主要内容与方 向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
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
05
发展重心转移的挑战与对策
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中国出口带来压 力。
国内经济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需要应对传统产业产 能过剩、新兴产业尚未成熟等问题。
资源环境压力与可持续发展挑战
资源短缺
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不足，能源、水资源等关键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产 业结构需要进行调整，推动传统产业 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
需求结构调整
区域结构调整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区域结构 需要进行调整，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和 区域协调发展。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国需求结 构需要进行调整，推动消费升级和扩 大内需。
财政纵向失衡对创新驱动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财政纵向失衡对创新驱动政策有效性的影响1. 财政纵向失衡的概念及成因分析财政纵向失衡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在财政收入和支出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现象。
这种失衡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包括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异。
财政纵向失衡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的财政收入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较低，这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密切相关。
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导致财政纵向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政策优势等多方面因素，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人才，从而带动了当地的财政收入增长。
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限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收入水平较低。
产业结构差异也是影响财政纵向失衡的重要因素，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较为优化，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为当地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而中西部地区传统产业占比较大，尤其是资源型产业，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这些产业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从而导致财政收入增长放缓。
人口密度、地理环境等因素也会影响财政纵向失衡。
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度较高，城市化进程加快，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较大，从而推高了当地的财政支出。
而中西部地区人口相对较少，城市化水平较低，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相对较小，因此财政支出相对较低。
地理环境也会影响财政收入，如水资源丰富地区的水利工程建设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往往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财政纵向失衡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其成因涉及多个方面。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入手，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切实提高政府投资效率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１－１６作者简介：文宗瑜（１９６３－），男，山东桓台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管理、国有资产管理；谭静（１９８３－），女，山东潍坊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国有资产管理、国企改革；李尚（通讯作者）（１９９１－），男，江西南昌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国有资产管理、国企改革；范亚辰（１９９１－），男，山东鄄城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国有资产管理、金融理论与政策。
第５６卷 第１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３年１月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ａｎ．２０２３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切实提高政府投资效率文宗瑜 谭 静 李 尚 范亚辰（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１４２）摘 要：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财政紧平衡的影响下，我国政府实施逆周期调节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政府投资管理体制不断规范化和法制化，投资方式逐渐从财政直接出资转向依托于财政资源出资，但投资方式的转变也突显出一些问题，如依托财政资源的政府投资未被政府预算全部反映，投资主体呈碎片化和分散化特征，缺乏统筹的政府投资降低了投资效率，新的投资方式有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均衡等。
为此，应以财政资源统筹为抓手提高政府投资效率，从预算环节加强财政资源的统筹管理，并强化财政资源跨部门跨区域的统筹协调。
关键词：政府投资；财政资源；政府投资基金；投资效率中图分类号：Ｆ８１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８２０４（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３５－０６ 政府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弥补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和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步入中长缓慢下行通道。
为此，政府实施逆周期调节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对抑制经济增速过快回落发挥了重要作用。
财政学案例分析新
财政学案例分析新目录一、财政理论与实践 (2)1.1 财政学的起源与发展 (3)1.2 现代财政理论 (4)1.3 财政政策与经济调控 (6)二、财政支出案例分析 (6)2.1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8)2.2 财政支农政策效果评估 (9)2.3 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分析 (10)2.4 基础设施投资与财政支出效益 (11)三、财政收入案例分析 (13)3.1 税收原则与税制建设 (14)3.2 企业所得税政策效应分析 (15)3.3 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探讨 (17)3.4 流转税制改革对经济的影响 (18)四、财政管理案例分析 (20)4.1 国有资产管理与财政监督 (21)4.2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践 (22)4.3 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构建 (23)4.4 财政风险防范与控制 (25)五、财政政策案例分析 (26)5.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28)5.2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29)5.3 财政政策应对经济波动的策略选择 (31)5.4 财政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 (32)六、国际财政案例分析 (33)6.1 国际财政协调与合作机制 (34)6.2 发达国家财政政策调整及启示 (36)6.3 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风险与挑战 (37)6.4 国际财政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推进 (39)七、财政学案例教学与研究方法 (40)7.1 案例教学在财政学教学中的应用 (42)7.2 财政学案例研究的理论框架 (43)7.3 案例分析的步骤与技巧 (45)7.4 财政学案例研究的创新与拓展 (46)一、财政理论与实践财政学案例分析新旨在深入探讨财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在这一段落中，我们将概述财政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财政学是一门研究政府财政收入、支出、管理及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学科。
其理论框架涵盖了公共财政、税收、财政支出、财政政策等方面。
财政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政府如何通过税收、公共支出和财政政策等手段，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社会公共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财政激励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财政激励范子英【期刊名称】《产业经济评论》【年(卷),期】2022()5【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统一大市场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
《意见》要求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然而,《意见》出台已有时日,各方讨论仍在继续,有观点认为这是在大变革时代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有人担忧其是否意味着“重回计划经济”。
正是因为有那么多观点迥异的解读,我们组织了一次笔谈,邀请国内优秀青年学者就《意见》中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正本清源式”的解读与剖析。
这些观点有的涉及到“何谓统一大市场”,有的涉及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与内在必要性”,有的结合历史改革总结了“经验教训”并给出进一步改革探索的思路,还有的结合自己研究分别从财政激励、竞争政策、能源统一大市场建设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各自的观点。
我们期望通过此次笔谈,凝练对“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广泛共识,推动相关研究不断深入。
【总页数】5页(P14-17)【作者】范子英【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42【相关文献】1.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是制度规则统一2.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统一大市场理论研讨会”主旨发言摘编3.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筑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解读4.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的辽宁省集体建设用地利用对策思考5.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全国碳市场建设意味着什么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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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对改革30年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再考察和来自“土地财政”视角的证据*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一、研究背景1978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
过去30年中，中国以高于9%的年均增长率成功地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新兴市场经济。
学术界对中国转轨进程中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吸引外来投资，甚至在改革早期阶段直接参与企业投资和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考虑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中央-地方关系还是政—企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值得从学术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这些关系及其变化如何塑造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使其在不同时期保持了发展本地经济的强大激励。
已有文献试图从财政角度来解释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快速增长。
认为地方政府在预算收入中较高的边际分成比例激励了地方政府实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Oi 1992;Montinola et al.,1995）；更有学者试图将此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结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认为地方政府支持经济发展的激励来自于当时实行的分权式的“财政承包制”（Montinola et al.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
有趣的是，在1994年进行的以“财政收入权力集中、而财政支出责任不变”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在预算内收入中所占份额大大提高，而同时地方政府实际的支出责任（特别是社保支出责任）由于这一时期进行的大规模企业转制而显著增加。
但当财政收入权力上收和地方支出责任增加之后，中国经济却延续了分税制改革前（1978-1994）的高增长率。
1994-2000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1%，与1987-1993年相同。
而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还进一步加快，过去五年里更达到惊人的10%以上。
如果要认可以“财政承包制”为标志的“中国式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是刺激中国改革早期高速增长的根源，那么就难以解释财政集权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
因为随着财政体系集中化程度的提高，地方政府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激励应该有所降低。
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激励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似乎有所提高。
尽管1990年代中期后大规模企业改制带来的劳动力就业缩减、加入WTO 后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以及宏观经济周期等多因素的作用使我们很难完全分离出分税制后财政再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净影响，但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这一时期地方政府为争夺制造业投资而展开的地区竞争愈演愈烈。
特别是1990年代末期以来，地方政府竞相为制造业投资者提供低成本土地和补贴性基础设施。
通过以低价甚至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建立*陶然、陆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苏福兵，美国瓦萨政治学院；汪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
陶然和汪晖同时也是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33002）、科技部支撑项目(2006BAJ11B06)、和林肯研究院—北京大学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的资助，作者也感谢刘明兴博士和匿名审稿人的有益评论。
通讯作者及地址：汪晖，浙江省杭州市凯旋路268 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310020，联系电话：（0571）86870054，电子邮件：*****************.cn。
了大批工业园区和城市开发区。
这种发展模式带来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张五常在其最近的论文中甚至声称中国以县为主体出让土地并与上级政府和投资者进行收入（税收）分成的体制是一种非常具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县级政府作为土地使用权的分配人，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将土地授予私人使用，而地区间激烈竞争促使经济高速增长，以至于他断言县级竞争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推动力（Cheung，2008）。
虽然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土地出让价格（以及放松劳动管制和环境保护）等多方面措施吸引投资到底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一种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乃至环境可持续的“竞次”(race to bottom)式发展模式还大可存疑，但考虑到当前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争夺制造业投资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中有75% 的增值税和50%的企业所得税被中央拿走，为什么地方政府还如此热衷于竞争投资？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第一个主要问题。
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也将重点关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策略。
这是因为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成为这一时期地区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
虽然我们看到地方政府通过向制造业投资者提供廉价土地和补贴性基础设施来竞争投资，但他们在出让商住用地上的策略却非常不同。
许多市、县政府建立了所谓“土地储备中心”，利用政府在城市土地一级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通过限制商住用地供给来最大化出让金收入。
与工业用地绝大多数通过“一对一”协议方式低价出让不同，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招拍挂”等竞争性更高的方式来出让商住用地，商住用地出让价格通常要远远高于工业用地。
地方政府为什么在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上采用截然不同的出让策略？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第二个主要问题。
回答以上两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中国转轨的逻辑，进一步厘清中国改革30年高速增长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也将有助于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增长模式在经济、社会乃至环境层面的可持续性。
通过考察地方政府在过去30年改革中的激励来源和不同阶段所面对的约束条件，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无论是在1990年代中期前的财政承包制下，还是在之后的分税制下，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都有激励去推动本地经济发展。
我们也就可以理解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政企关系两个维度的调整和同一时期中地方政府“土地财政”行为之间的紧密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给出一个更准确的判断。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对地区投资竞争相关文献进行了一个简短梳理，然后分析了中国改革不同阶段地区竞争模式的变化。
第三部分首先考察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区域竞次”式发展模式中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及其财政激励，然后对现有关于中国转轨中增长的两个政治经济学解释，即“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和“官员晋升锦标竞赛”理论进行了讨论。
第四部分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区域竞次”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财政效应。
本文最后以一个对中国当前发展模式可持续性的延伸性讨论结束。
二、地区竞争：一个简短文献讨论和中国转轨过程中的经验2.1 一个简短文献讨论已有大量文献讨论了包括美国各州、加拿大各省以及欧盟内部各国之间投资竞争的问题。
根据Wilson（1989）的定义，税收竞争可以定义为“可以相互给对方施加影响地方（或国家）政府之间进行的非合作博弈式的税率设定和税收安排”。
由于每个参与竞争的政府的行为都会影响到流动性税基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布，因而其财政行为具有很强的外部性。
传统上关于“竞次”竞争的理论就建立在局地税收具有跨区的外部性这一基础上。
当某个地方的政府提高本辖区内的税率时，将不会考虑流动性要素（如资本、劳动力等）流出给作为竞争对手的其他地区带来的好处，这样提高本地税率给本地政府的成本就会小于其社会成本，从而无法实现社会最优税率。
这种外部性的存在将使得均衡税率低于社会最优税率，制约了地方政府税收合理增加，并导致政府再分配能力下降和地方公共品供给不足( Zodrow andMieszkowski 1986; Wildasin 1989; Keen and Marchand 1997)。
上述区域“竞次”的观点与梯伯特（Tiebout, 1956）等倡导的、且在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的财政分权理论是相反的。
这种观点认为，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必须竞争流动性的企业和居民，而这些企业和居民会选择那些符合自己对公共服务偏好的地方。
即使是在认为政府是自利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利维坦”假设下，分权所带来的地区竞争也被认为是能够约束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因此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会导致一个更低的税收和更高效的财政支出行为(Brennan and Buchanan 1980)。
上述两种观点在学术市场上都有不少的支持。
要判断哪种说法在什么情况下更有说服力，不仅需要厘清导致不同结论的具体理论假设，还需要扎实的实证研究。
1但不管怎样，上述两类文献大多假设地方政府只通过设定税率，特别是公司税税率，来进行竞争。
但即使在很多财政分权的国家，地方政府也没有自行制定税率的权力。
而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竞争就无法展开。
Keen and Marchand (1997)的研究指出，除了利用调整正式税率来进行财政竞争，地区竞争还可以通过增加提高企业投资边际产出的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并同时降低吸引其他类型的公共品支出（如一些为居民提供的社会服务，尽管这会损害辖区内居民的利益）来进行。
Wilson（1996， 1999)指出了另一种符合“竞次”特征的地区竞争策略，即通过提供以容忍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优惠条件来吸引流动性要素向本辖区聚集。
在实证研究上，也有一些证据支持区域间“竞次”行为的存在。
Biglaser和Mezzetti (1997) 研究了美国不同地区间争夺大型企业投资的竞争行为，他们发现美国的一些州政府会向这些企业提供可能超过投资本身经济价值的整套“税收包”的优惠政策。
如阿拉巴马州在和其余30个州争夺梅赛德斯-奔驰的生产线投资时，通过提供价值3.3亿美元的巨额优惠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此项投资总额也不过3亿美元。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间这种极端竞争行为的出发点不仅有经济考量，也有政治考量，如为在改选中占有优势地位。
具体到中国转轨中的地区竞争，在不同时期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如果说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表现为地方对本地政府所有的国有和乡镇企业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乃至实行地方保护主义的话，那么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则出现了明显为了吸引外来私营企业投资而进行的“竞次”式地区竞争。
这种变化对解释中国既有转型路径的逻辑和和评估中国当前发展模式有重要含义。
因此，中国地区竞争模式的演变是下一节要考察的主要内容。
2.2 中国改革不同阶段地区竞争模式的演进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渐进式”模式一样，过去30年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地区竞争模式也呈现出渐进式变化。
在改革初期，即从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前期，争夺资本和劳动等流动性生产要素并不是地区竞争的核心内容。
这是因为在这一阶段，中国各地二、三产业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各类被地方政府、包括农村社区组织，直接投资和所有的企业，也即地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