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党史学科建设_中共党史史学史暨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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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加强党史学科建设
———中共党史史学史暨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综述
费 迅 李子白
由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和扬州大学联合主办的“中共党史史学史暨中共党史史学理论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3月15日至16日在扬州举行。
来自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大、南京师大、苏州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医科大学、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江苏省委党校、南京市委党校、扬州市委党史办等单位的30余名党史学者及党史专业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与会学者围绕重视中共党史基础理论研究、加强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交流。
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马洪武主持了这次研讨会。
一
本次研讨会的第一个单元,是由中共党史史学史专家、扬州大学教授周一平作主题报告。
首先,周一平简要介绍了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他指出,关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已历经80多年的发展,几乎可以追溯到中共成立初期,而对中共党史研究史的研究即中共党史史学史的研究,则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进入党史学界的视野。
先是1985年由胡华先生率先提出,要把党史学理论和党史史学史抓起来。
其后几年中,北京师大张静如教授
《党史学初建期状况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唐曼珍副的硕士生王京生发表了《中共党史学史概论》、
教授发表了《党史学成型期状况研究》。
这三篇论文可视为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开端。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批中共党史史学史的学术专著陆续问世。
其中,关于总论类的有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周一平著的《中共党史研究七十年》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田子渝、郑成贵合著的《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还有郭德宏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史研究(专题述评)》等;关于党史学家研究的有周一平著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开创者———蔡和森》;关于党史著作研究的有金春明著的《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关于党史人物研究的有唐曼珍著的《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侯且岸著的《毛泽东研究史论》、叶卫平著的《西方毛泽东学》、周一平著的《毛泽东生平研究史》和《邓小平生平研究史》等。
接着,周一平综合他先后发表的《关于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1992年第4期、《再谈关于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三谈关于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7年第5期)等三篇文期)、
章的主要内容,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共党史史学史的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等若干问题的看法。
关于学科名称。
周一平提出,目前党史学界对此的看法仍不统一,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周一平本人早在1992年就提出并一直坚持的“中共党史史学史”,第二种意见是多年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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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学者所采用的“中共党史学史”,第三种意见是新近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张世飞提出的“中共历史学史”(见《党史研究与教学》2006年第6期)。
周一平认为,用“中共党史学史”的名称容易使人发生误解,因为它表达的是“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史,并不十分清楚,容易产生歧义;而“中共历史学史”的名称较“中共党史学史”的名称歧义更多(它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共历史学”的“史”,似乎又可以理解为“中共”的“历史学史”,而这两种理解都各自包含多种含义),因而更没有确定性,离准确、科学地表达学科名称的要求更远了。
总之,周一平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史或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史的学科名称,还是以“中共党史史学史”或“中国共产党史史学史”为好,因为它不至产生歧义,而具有唯一性。
关于研究对象。
周一平针对张世飞提出的“凡是与中共历史学的产生、发展过程有关的内容,都在中共历史学史的研究之列”的观点,指出所谓有关,只能是直接有关,如果要把间接有关、辗转有关、边缘有关的所有内容都包括进来,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比如就史著而言,中共党史史学史只能对有代表性的史著进行展开的研究,而不可能对所有的论著进行研究;就史家而言,只能对有代表性的史家进行展开的研究,而不可能对所有的史家、对所有的研究人员进行研究。
关于党史史家和史著。
周一平指出,首先要搞清楚史家的标准。
他认为,史家最重要的必备条件是有被史学界承认的学术成果,即有分量的史著。
像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就是由于未能搞清楚史家的标准,而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政治家都列入党史史家的范围了。
周一平还针对张世飞主张的党史史家的“硬件标准”和“软件标准”(见《党史研究和教学》2006年第6期),提出质疑。
认为史家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可以通过学术组织的认定,也可以不通过学术组织的认定,可以是生前也可以是生后,可以是当代也可以是将来;学术成果被学界承认与否,与政治地位没有关系,与职务、职称没有关系,与在何处出版、发表没有关系,与数量多少没有关系。
周一平还提出,所谓党史史著,只能是严格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那种虽然反映党史内容,但却是用文学体裁或文学笔法撰写的论著,只能看作是文学作品,而不是党史史著。
再有,怎样看待史著与史料书的关系。
周一平认为,史料编纂是史料学的研究对象,而不能成为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因此中共党史学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只能是党史研究著作即史著而不是党史资料。
如果把中共党史史学史与中共党史史料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混淆起来,这两个学科都无法发展。
二
本次研讨会的第二个单元,是其他与会学者就周一平教授的研究工作及其主题报告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同济大学教授唐培吉在发言中表示赞赏周一平关于党史学史学科名称及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和思考,因为任何学科都首先要解决一个“正名”的问题。
针对周一平对作为党史学史具体研究内容的史著和史家的界定,唐培吉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主张,史著的范围可以放宽一点。
比如,大量的党史研究论文特别是一些在党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论文,似乎不应被排除在“史著”之外。
学界一直有“论著”的提法和用法,顾名思义,“论著”自然包括论文和专著。
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不能列入党史史著,但有不少具有扎实史料功夫,且研究性也很强的纪实性作品,像叶永烈的一系列著作,到底应怎样看待,似乎还有值得商讨的余地。
他还提出,何谓史家,确实不宜以官本位的思路,用计量的方法作简单的衡量。
但是,划定史29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 加强党史学科建设
家的范围也不能太小,不必拘泥于一定得有相当分量的专著,党的历史上很多人既是政治家,也堪称历史家。
应该说,只要在党史研究上有独到的一家之言的,就可以称得上史家。
唐培吉教授在谈到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问题时强调指出,绝不能把中共党史简单地作为一门政党史来对待,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和重要地位决定的。
他认为,简单地把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为一门普通的政党史看待,显然是轻率的和不公正的。
在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及学科定位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主张党史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当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
唐培吉认为,如果按这种意见,将中共党史划归历史学一级学科,那势必将中共党史降到一个普通的专门史或政党史的地位,这不但对加强党史学科建设是非常有害的,而且对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崇高政治地位也是非常不利的。
南京大学教授王德宝发言指出,周一平多年致力于党史学史的研究工作,成果蔚为大观,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
王德宝教授还就所谓中共党史学科在学术界被边缘化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就国内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现状来说,无论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中共党史学科确实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然而,这种“边缘化”,恰恰可能是由党史学界自己造成的。
因为如果从事党史研究总是局限于纯史学的狭隘圈子,虽然也能出成果,但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不能对解决现实问题有所帮助,就难免变成无用之学,也就难免被边缘化。
王德宝教授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中共党史研究要完成从研究思路到研究方法的转变,即把中共党史学作为“党的治国理论”来研究,实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有效联接,党史研究才能真正成为有用之学,实现它的社会效益,从而避免边缘化的命运。
为此,王德宝教授再次申述了他多年来一贯倡导的“横跨半步”的要求。
即从事党史工作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要跳出党史研究党史,要钻研和掌握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政策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真正把党史作为“治国理论”来研究。
唯其如此,党史教学才有效果,学术成果也才有价值。
在研讨会上,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李孝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唐莲英教授、苏州大学席富群教授、扬州大学刘诚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左用章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孟国祥教授、南京市委党校刘喜发教授及扬州市委党史办陈荣坤主任等也纷纷就加强党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推进党史学科建设等问题畅所欲言,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宋学文教授在发言中提出一个建议,认为从学会工作来说,应该考虑对一些长期踏踏实实、坐冷板凳、埋头学问、甘于寂寞的学者给予一点帮助,比如利用一些阵地和平台,对他们作一点宣传、介绍、表彰,把这些“隐”者变成“显”者,以弘扬和光大他们的治学精神,激励更多的党史研究工作者投身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从而推动党史学科的更快发展。
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致赞同。
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马洪武在会议最后阶段作了小结。
他提出,本次研讨会是计划中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今年在适当的时候,还将分别在苏州和南京召开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的研讨会,以期形成一个党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小气候,达到加强和推进党史学科建设发展的目的。
(本文作者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2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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