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收藏-鉴藏讲座之青铜器辨伪概论

（二）历代仿造和作伪的情况
据《洞天清禄集》中记载，古铜器的伪造始于天宝年间。但据考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如《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这是目前所见文献中最早的仿造器的记载。
宋代铜器，是以铜锌锡合金而为，锌的含量比例要比锡的含量比例大（俗称杂铜），因此宋代铜器虽是黄铜质，但显红色；明代的黄铜质色泛白；清代的黄铜质色杂，呈黄色。宋代以后铜的杂质较多，器物表面有沙眼，光度较差，锈则为单一层，薄绿色，此与其出土时间短及铜质皆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从颜色上归纳为：宋红，明白、清黄。一般规律，间有例外。
另外，北京作假地子（皮色）的方法有五种：（一）用少量盐卤砂和高梁醋相配泡浸铜器，地子腐蚀成灰白色，色浮不入骨，单一色，如故宫所藏之伪父丁觯。（二）用酒精泡漆皮调色，皮色灰白，地子透油不牢固，手指抠及碰撞浸水皆掉落，如故宫所藏的仿制大丰簋，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的“楚王孙”大钟。（三）作黑漆古伪地色，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硫化钾（俗称臭碱）作出黑地色，效果最好，至今仍用此法复制一些器物；另一种是用铅笔粉往器表反复磨擦，即能出现黑漆仿古皮色。（四）作浅绿色地子（俗称水银浸），方法有二，其一是将青铜器浸在硝酸银加湖绿的溶液中过15——20天，泡后用水冲洗即现绿色，不能用刷子刷，刷后会出现麻坑地，此法在“文革”中失传；其二是用锡、铅往铜器上镀，冒充水银地，如故宫藏兽面纹鱓和瓦纹匜即由此法作伪而成。（五）用碳酸铵将枣皮红改作绿漆古色，腐蚀出来的皮色“翠绿”美观。此法盛行于解放前，笔者称“真地子假皮色。”
民国时北京伪造铜器目的明确， 即洋庄和出口，所以伪造的商周铜器，用翻砂法铸形，无论造型、花纹都伪造得酷似逼真。为达到精细目的，器形上不留范线。由于胎质为新铜末经氧化故不见碎裂纹。花纹是用平头刃錾子（铲刀，商英改创，民国时刻花、刻字专用工具，以前不用）刻出来的花，地子是平地，纹饰呆板，千篇一律。因花纹是刻的，花纹中更不会有范瘤。铭文照本移刻，先用平头刃刀錾刻，再用硝酸来腐蚀，无刀刻痕。若氧化层被破坏，刻字有上大下小之形，若经作旧。字只能从铸或刻来分析，锈斑、地子层若假必有破绽。
民国时北京伪造器物大致分三种。一是伪造商周时期青铜器，造型奇特，铸造质精工细，花纹精致少见，地子漂亮，锈斑美观，铭文字居次。一是伪造鎏金器，以伪汉、唐器为主，器物是鸟兽带气的造型，如故宫所藏仿汉鎏金熊；一是伪造唐代金银器，造型求美，錾花求细，如故宫所藏仿唐錾花银碗。这类仿器早有流到海外各地。
西安仿古作伪由唐代开始。以仿造秦诏版和秦量器居多，埋入地下达一二年之久以作伪。该区在青铜真品上刻伪字始于清代。清代刘喜海在西安为官，大量收购有铭文的青铜器，无字者一概不收，因而招致刻伪字之风盛行。当年刻字能手有凤眼张（浑号）、苏亿年、苏兆年。如遂启諆鼎、番仲吴生鼎等皆出于他们之手，可参见《三代吉金文存》、《小校经阁金文拓本》、《敬吾心室彝器款识》。另外，唐代设立的“银作局”专门为宫廷制作金银器，制作精良，纹饰华丽，有的仿古，现已有大批出土，此批文物只能算作唐代时物，不能混为唐以前的东西。
历代作伪地区，根据当时情况及对以后地影响，目前暂时可分为“东、南、西、中五区。其中东指山东潍县、济南，以潍县为主；西以陕西西安为主；南指苏州、南京、杭州等地，以苏州为代表；北指北京；中以河南开封为主。这些仿古作伪地区皆是地下文物丰富的地区。本文所说的仿古作伪现象皆以清末民国解放初为下限。
山东伪造青铜器最早始于春秋（鲁国）的“谗鼎”。潍县的作伪起于明代。其产品俗称为“潍县造”。清代该地作伪著名的老艺人是范寿轩、展书堂、赵允中、王荩臣、李玉彬、李玉堂、胡延贞、潘承霖、王海、李懋修。他们多参照《西清古鉴》图录仿制，但造型、花纹多不符合商周鼎器的规律特征。器体厚重、粗笨，采用组装法而非浑铸；耳、足、底等分铸，再用锡焊接成正器，焊接处上假锈。若将假锈拉下即露出焊锡。其作锈方法是先用盐酸水泡器物。然后用铜末、铁末、硝镪水、盐酸混合抹在器上，埋入黄泥土中，再用温麻袋盖上，经三伏后挖出，铜末、铁末即腐蚀成锈。锈由于形成时间短，故多为淡绿色，质浮松，地子与锈不易分辨，似锈非锈，有地无光，如故宫藏潍县造方盉斝等。
苏州仿古作伪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晚清至民国有老艺人颜湘舟、周楳谷、蒋圣宝、骆奇月、金润生、刘俊卿等。周楳谷是拓碑、写字、刻印章出身，作伪铜质与众不同，冶铸时加银，故地子亮而纹饰流畅，此为该地作伪特征之一。例如故宫博物院现藏王仲皇父盉，19字。皮色作伪方法有以下几种：（一）用漆调配各色，但结果不如真器光亮；（二）点燃竹根，但不要很旺的明火，以冒浓烟为度，用油烟薰黑上蜡，作熟坑皮色；（三）用化学药物腐蚀皮色。该地造型与花纹都用旧器翻砂铸造，形色逼真，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虎食人卣。伪锈色比旧器的锈色浅而松散，仅一层锈。无层次，更无断面。器上多作铜锈，铜锈由铜末腐蚀而致。伪铭文，字口特深，其边沿棱角硬，不如旧器棱色圆浑，此乃技术所限。周楳谷所作铭文多熟坑器，多内销，所作生坑器多外销，如《商周彝器通考》所著录的“车马人兽壶”，现藏于美国。（见《殷周青铜器通论》图205）刘俊卿有一作伪小工厂，产品造型奇特，花纹精细，锈斑、皮色美观，专作生坑的青铜器行销海内外。另外，苏州一些伪造者将伪器运往河南等地，大多埋入墓中，然后再同收购者前去“发掘”，用此法骗人。
北宋建都汴梁凡一百六十八年。宋太祖及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九月朔，内府取法当时出土的宋公成镈形制，铸成新镈，大晟钟仿制品。徽宗好古，得一古器必令良工仿造，故花纹、锈色都是上乘之造，以致有些学者误以为周秦之物。宋代设立掌造铜铁诸器及铙、钹、钟、磬等，又仿制古代青铜器，从而达到“上仿制以崇古，下伪造以图利”的目的。宋所记载“肇新宋器”之说，也是复古仿制。宋代已出现文物市场，文物作伪已较广泛，从记载看，宋代作伪主要是铜器和字画两类。宋代仿制的青铜器不具备商周时期造型所具有的雄伟、朴实、浑厚的气韵。仿制的花纹或过粗过细，总感不如商周时期的花纹协调。商周花纹是范铸，留有落瘤，纹饰自然流畅，精细有神，器底下或錾处多留有范痕。清末民国的伪器多不留范痕，花纹多是刻凿，显千篇一律现象，而且体重，锈斑无层次，松散，皮色光发涩，亮度不足。宋、元、明、清仿造器花纹大都是地纹不利落，主纹也是有样而无神。
清代宫廷内专门设立“造办处”来仿造古代各种彝器，有的器物刻有“大清乾隆年制”年款，并在器上贴留有造办处编号的黄纸签，这些是一批标准器，可作为我们代断的根据。造办处始立于康熙，位于养心殿和圆明园内，康熙三十年间因宫中所需急增，又将隆宗门西慈宁宫的茶饭房改建为造办处，后又增加白虎殿后房百楹为造办处的工作房（见《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造办处卷》、《钦定内务府现行则例圆明园卷》。道光至光绪年间，苏州仿制的铜器，俗称“苏州造”。道光时吴门甘、王两家仿制的三代彝器达到乱真程度；嘉庆时钱大器能仿壶、爵与古无异，其子钱秉田亦仿其法，如故宫现藏一件“嘉庆十四年三日，秉田为楳溪作”之铜带钩，也可作为断代之标准器。
北京自辽金以来也是仿古作伪基地之一。仿古三例，如北京市拣选的宋双夔纽八卦图文钟。宋宣和七年，金兵南下，可能是运大晟钟至燕京（今北京）时毁坏的，钟钮是宋大晟钟纽，弃之可惜而配铸钟体，体比钮粗糙。
近代北京作伪锈的方法有四种，一是把器造成修饰好后埋入地下，在土上常浇些酸碱类的药物，过三至四年，使器表生出锈来。这种锈色是无层次的很薄一层，锈下无氧化层，如故宫藏仿商“邝父乙”元鼎；二是用酒精浸泡漆皮，调色作锈，锈色层次自然逼真，但极不牢固，指甲能抠掉，日后受潮湿也会脱锈露铜；三是用吹锈法，即把器烤热，用配好的锈料，一次又一次地向器上吹喷，或用刷子弹锈料于器上，最后吹、掸成理想的锈斑，此法成锈能现层次，锈色更自然逼真；四是用化学药剂腐蚀法，用铜末加酸，用不同的酸分另有不同的结果：碳酸铜、硫酸铜呈绿、蓝色；氧化铜呈黑、灰色；氧化亚铜呈红色。两三天即成一层坚硬的锈，自然，手抠不动，用锤敲击锈脱，绝不见氧化亮地或小坑状。一器只能抹二三次，过多器坏。例如，故宫藏天圆地方卣。
青铜器辨伪概论（一）
(王文昶 2003.11.07)
（一）历代仿古作伪地区简况
我国青铜器种类繁多，历代作伪使得鉴定工作显得更加复杂。容庚先生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将青铜器分为四部五十类，即食器部（计四门十一类）、酒器部（计五门二十四类）、水器部（计二门五类）、乐器部（计六类），这些部、类的划分，是我们辨伪工作所需掌握的知识。
总之，宋仿商周铜器的特点：（一）铜质大多为黄铜或杂铜，有的为铜锌合金或铜铅合金。传世品中熟坑多，生坑则是一层薄绿锈，很少有氧化亮地；（二）造型与商周器近似，显得体重；（三）花纹中兽面有样而无神，地纹不如商周器那么利落；（四）所铸铭文字体结构松散，字口浅 、无力和无神，刻字规整有力，如大晟钟的铭文。宋代在商周器上刻字尚未发现。可是民国时则有在宋器上刻伪字的现象。宋所仿三代铜彝器，都用翻砂来铸，有的留有范痕，但仅能仿其形而不能传其神。
总之，宋仿商周铜器的特点：（一）铜质大多为黄铜或杂铜，有的为铜锌合金或铜铅合金。传世品中熟坑多，生坑则是一层薄绿锈，很少有氧化亮地；（二）造型与商周器近似，显得体重；（三）花纹中兽面有样而无神，地纹不如商周器那么利落；（四）所铸铭文字体结构松散，字口浅 、无力和无神，刻字规整有力，如大晟钟的铭文。宋代在商周器上刻字尚未发现。可是民国时则有在宋器上刻伪字的现象。宋所仿三代铜彝器，都用翻砂来铸，有的留有范痕，但仅能仿其形而不能传其神。
北宋建都汴梁凡一百六十八年。宋太祖及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九月朔，内府取法当时出土的宋公成镈形制，铸成新镈，大晟钟仿制品。徽宗好古，得一古器必令良工仿造，故花纹、锈色都是上乘之造，以致有些学者误以为周秦之物。宋代设立掌造铜铁诸器及铙、钹、钟、磬等，又仿制古代青铜器，从而达到“上仿制以崇古，下伪造以图利”的目的。宋所记载“肇新宋器”之说，也是复古仿制。宋代已出现文物市场，文物作伪已较广泛，从记载看，宋代作伪主要是铜器和字画两类。宋代仿制的青铜器不具备商周时期造型所具有的雄伟、朴实、浑厚的气韵。仿制的花纹或过粗过细，总感不如商周时期的花纹协调。商周花纹是范铸，留有落瘤，纹饰自然流畅，精细有神，器底下或錾处多留有范痕。清末民国的伪器多不留范痕，花纹多是刻凿，显千篇一律现象，而且体重，锈斑无层次，松散，皮色光发涩，亮度不足。宋、元、明、清仿造器花纹大都是地纹不利落，主纹也是有样而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