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_史向前
嵇康不仅是魏晋南北朝玄学思想家，他还是否定儒学的第一人
嵇康不仅是魏晋南北朝玄学思想家，他还是否定儒学的第一人▲嵇康说起嵇康，大家一定会把他与魏晋南北朝的主要社会思潮“玄学”联系在一起。
不错，嵇康与阮籍、刘伶、向秀、山涛、阮咸、王戎合称“竹林七贤”，同为魏晋名士。
玄学与嵇康“竹林七贤”生活的魏晋时期，正处于社会政治大动乱，两汉以来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纲常名教受到冲击，以嵇康等为代表的士大夫对两汉以来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以及三纲五常等陈词滥调感到非常厌倦，于是转而寻找个人精神的家园，醉心于形而上学的哲学辩论，在与风雅名士的辩论中寻求精神慰藉。
▲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经常聚集在一起，谈玄论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清谈的内容涉及生与死、有与无、动与静、名教和自然、圣人和常人、有情或无情、言能否尽意等哲学问题，谈论内容与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玄之门”一样幽深微妙，故后人称之为“玄学”。
嵇康（公元223-262年），字叔夜，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州）人。
好文论、赋诗歌、弹琴咏唱，好读老庄，倾向玄学，寄情山水，尚奇游侠，风度潇洒。
曾在太学中活动，评议时政，对司马家族诛杀异己、图谋篡位而又盛倡“名教”强烈不满，进行揭露、批判和抵制，最后为司马集团所不容，惨遭杀害，死时年仅四十岁。
嵇康不止于“谈玄论道”，他针对当时儒学“名教”教育，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批判教育思想，发人深省。
嵇康的教育批判思想▲赵孟頫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局部）嵇康在其著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和《释私论》等篇章中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批判当时传统的儒学教育和世俗教育。
一、大胆抨击名教所推崇的“圣人”偶像▲画像石中的尧舜禹“将如箕山之夫，颖水之父，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乎？”——嵇康《卜疑》“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对于传统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唐尧、虞舜和夏禹抨击一通，还常常要说一些非难成汤、周武王和轻视周公、孔子的话，足见其对儒家“圣人”的厌恶。
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魏晋玄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本文导读：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后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
玄学的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立言玄妙，专门探讨“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行事玄远，远离具体事务。
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统称为玄学。
玄学家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虚无玄远的“清淡”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
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
玄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
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
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
他们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是本体“无”的表现。
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分、尊卑、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结果，应当反映自然。
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有《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家，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
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
王、何等人出身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辩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短时间内玄学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哲学上嵇康、阮籍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
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
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
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嵇康与魏晋玄学
嵇康与魏晋玄学作者：李年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1年第10期【摘要】本文分析了竹林七贤代表人物之一嵇康的生平与哲学观点。
叙述了嵇康思想所处的魏晋乱世历史背景。
概述了嵇康思想的历史渊源、时代现状、社会思潮、学术界现状。
分析了嵇康与魏晋玄学的关系，玄学思想是儒道冲突，融合的产物；嵇康玄学思想是何晏、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思想发展而来的。
评价了嵇康玄学的地位：嵇康强调本体，崇高自然，他破坏了王弼贵无论的玄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
【关键词】嵇康；魏晋玄学；儒道冲突一、嵇康思想的历史、社会、思想背景1、嵇康思想的历史渊源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远承道家“自然无为”的精神，关于“自然”的表述最早出现于春秋的老子，他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种种乱象进行观察与反思，认为人类应当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将“道”看作万物的本源，赋予“道”以“自然”之视野透视人生命之真实状态，推出了“无为逍遥”的人生哲学，以求得心灵的豁达、安宁真实和人生的洒脱。
汉末，玄学思潮兴起，竹林时期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表现出他反礼教、率性自然的个性特点，将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2、嵇康思想的社会时代背景正始十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高平陵政变”，此次改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司马氏取代了曹氏，但这次政变更深远的影响是消灭了正始名士集团，从而也终止了正方兴未艾的玄学思潮的发挥，自由发展了半个多世纪的新思潮从此转入了“礼教尚峻”的受压境地，新思潮由蓬勃发展的正始时期转入了坚持抵抗的竹林时期。
嵇康正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
他身处魏晋交替的动乱时期，他本人秉性刚直，率性自然，并且“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天”，便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3、嵇康思想的社会思潮嵇康思想也深受当时玄学思潮的影响，玄学从其哲学内容来说，是着重探讨本体论的玄远之学；从其主题来说，是探求理想人格，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学术内容上看，玄学是追求宇宙本体论的根本；从治学方法上看，玄学摆脱了文句的束缚，主张得意妄言；从学术追求上看，玄学家醉心于人格美的追求颇重抒情，竹林玄学是在继承正始玄学某些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由于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玄学家自身的特点，也发生了不同于正始玄学变化，由于它具有模糊性、不具体性，因此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认识空间和发挥想象力的余度。
时代扭曲的产物：风靡百年的魏晋玄学
时代扭曲的产物：风靡百年的魏晋玄学引言中国历史渊远流长，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也产生出无数璀璨的文化。
而这些文化中普通人最为难以理解的，便是各个时期哲学思想！从夏商时期的“巫术”再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之学，这些哲理对于普通人莫不是艰难晦涩。
然而这些哲学思想却在上层统治阶级手里，运用的炉火纯青。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其中的一种，时代扭曲的产物～风靡百年的魏晋玄学思潮！魏晋玄学士人玄学的产生东汉时期，统治阶级流行“以神释儒”的经学思想。
东汉提倡的经学经过时代的发展，显得十分僵硬固化。
例如有些儒学生对于几个字的理解，往往写出几万字的个人见解。
后人评价这种做法“幼童而守一艺，自首而能后言。
”因此这种徒增繁琐的经学，已经不适用与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
由此东汉这种以神学解释儒学的经学思想，被后来的王充……等人经过无数次批判早已经没有了当初迷惑天下之人的作用。
而曹魏与司马氏等不同豪门世族，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也越演越烈。
因此当时的社会极度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工具，用来适应纷乱的时局，也为了防止人民再度暴乱！由此玄学，便在这种混乱的时局下诞生了！魏晋玄学者关于玄学玄学，是一种风靡魏晋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关于“玄”的最早记录，则出现于老子《道德经》中：“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这句话！玄学始于三国时期的曹魏，创始人是曹操的驸马何宴、王弼……等人。
后来发展到西晋年间，以竹林七贤为代表。
鼎盛时期则在永嘉年间，以向秀、郭象等人为代表。
这些人物都生活在魏晋时期，因此玄学也被我们后世称之为～魏晋玄学！竹林七贤玄学的本质，就是所谓的深奥之学说。
它是一种以精神上的“无”作为主体核心，强调“以无为本”的唯心思想。
魏晋时期的玄学之人觉得，世间万物这些能够看得见摸得到的东西都是“有”（实际存在的）。
而这些“有”，则全部都来源于心中的“无”（精神世界）！关于这个“无”它本身十分的玄妙，可以说它无法用言语形容、也无法为它命名、甚至看不到也听不见它！可以看出“无”本身就是，一个精神世界想像出来的一个虚无的存在。
关于中国魏晋时期的玄学资料
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
“玄”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
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人注重《老子》、《庄子》和《易经》，称之为“三玄”。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晋玄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
简言之，它是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综观魏晋玄学，其基本特点是：①以“三玄”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注解《易经》。
②以辩证“有无”问题为中心。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贵无派把“无”作为世界的根本和世界统一性的基础；崇有论者裴頠则认为有是自生的，自生之物以有为体。
③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
贵无派把“无”当作“有”的存在根据，提出了“以无为本”的本体论思想；郭象则主张独化说，认为“有”是独自存在的，不需要“无”作为自己的本体。
④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目的。
王弼用以老解儒的方法注《易经》和《论语》，把儒道调和起来，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
郭象提出了名教即自然的理论，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
阮籍、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表现出反儒的倾向。
⑤以“得意忘言”为方法。
针对汉儒支离繁琐的解释方法，王弼、郭象等强调在论证问题时应注意把握义理，反对执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
⑥以“辨名析理”为其哲学的思维形式。
玄学家重名理之辨，善作概念的分析与推理，辨析名理是其思维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
玄学就其哲学范畴来讲，可称其为行而上学，“行而上”简单来说既是抽象出来的意思，玄学也便是对一些抽象内容以生动的方式方法进行解说和发展。
而就其盛行时代玄学亦可称其为魏晋玄学，玄学产生于魏晋盛行于隋唐，这和当时的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魏晋说白了就是三国演义那段时间，我们看着三国鼎立一会你打我，一会我打你的。
嵇康以及魏晋玄学
嵇康（224—263），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现安徽宿州境内）人。
嵇康在正始末年与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释私论》），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
在整个魏晋文艺界和思想界，嵇康都是一位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人格和文化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嵇康是著名的琴艺家和哲学家。
他精通音律，“广陵散绝”体现的是嵇康作为一个伟大音乐家的悲剧。
养身《嵇康集》十卷书中，篇篇含养生之理，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养生看法。
魏晋之时，养生之学大兴，但社会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思想存在：一是认为修道可成仙，长生不老；二是认为“生死全由天，半分不由人。
”嵇康针对这种现象，指出神仙不可能，如果导养得理，则安期、彭祖之论可及的看法。
在他的重要著作《养生论》中，他以导养得理可寿的总论点，精辟地阐述以下几个问题：一、提出形神兼养，重在养神。
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精神对人体的强大作用，指出“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
”而中医学也认为人以神为根本，神灭则形灭。
嵇康在此抓住了养生的根本。
二、指出养生要重一功元益，慎一过之害，全面进行。
嵇康认为万物禀天地而生，后天给予的养护不同，寿命也不尽相同，勿以益小而不为，勿以过小而为之，防微杜渐，提早预防，积极争取长寿。
三、指出若不注重养生，耽声色，溺滋味，七情太过，则易夭折。
“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涂；易竭之身，而内外受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四、嵇康还告诫养生者要有信心，坚持不懈，否则就不易有效。
还要以善养生者为榜样，积极吸取好的养生方法，清心寡欲，守一抱真，并“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缓以五弦”，就可以“与羡门比寿，与王乔争年”。
可见，嵇康在养生问题上研究颇深。
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其友人言：“与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他自己提的理论，几乎条条做到，但却犯了“营内而忘外”一忌，最终受人诬陷而遇害，令人惋惜不已。
人物事迹相貌堂堂嵇康长的是相貌堂堂，他的好朋友山涛说他是“站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时就似玉山将崩”。
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的演变
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的演变刘文珂本文以嵇康玄学思想为研究视角，首先对嵇康玄学思想的产生进行了分析，然后从对玄学论证过程这一视角出发，探讨嵇康玄学思想在魏晋玄学思潮的历史演进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最终得出嵇康在玄学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地位。
前言：嵇康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传承了老子的自然无为。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通过对那纷乱与战火交织的社会现象的反思，认为人类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应该做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在其哲学思想中，将道看做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将道作为诠释生命本身的载体，倡导无为而逍遥的哲学理念，集中想要达到的是内心世界的豁达，进而实现生命的洒脱。
随着时间车轮的前行，社会的变迁，斗转星移之间历史进入了汉朝末期，玄学开始兴起，于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应运而生，在这一基础上，嵇康提出了反对礼教、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玄学思想，将老子的自然无为进行了深化诠释。
1 嵇康思想在历史当中有着深远影响的“高平陵政变”发生之后，使得司马氏对曹氏取而代之，但是这一历史事件更加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不仅仅于此，而是在于其真正意义上消灭了正始名士团体，从而也就使得方心未艾的玄学思潮终止，自此发展了五十余年的玄学思潮开始转变为受到封建礼教压迫的境地，刚刚萌生的新思潮从而转入到了坚持与坚忍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竹林时期”。
而嵇康就是这一发展时期中的代表人物。
嵇康身处朝代更迭的动乱年间，生性率真、为人刚直，同时由于其与魏宗室通婚，进而也就不便进入到这场持续已久的政治漩涡当中。
嵇康思想的产生不仅仅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不仅仅在于其深受道家思想的教化，更是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
从哲学的视角去诠释玄学，玄学集中讨论的是本体论。
从主题的视角来审视玄学，玄学所追求的是宇宙本体论的本源。
从治学的视角去分析玄学，玄学挣脱了文句的桎梏，宣扬人在生命当中应该肆意妄为。
从追求的视角去讨论玄学，倡导玄学的人始终都是醉心于人格之美，集中追求的是抒情与完美。
浅谈魏晋时期的玄学文化与顾恺之画论思想的确立
浅谈魏晋时期的玄学文化与顾恺之画论思想的确立从公元220 年曹魏王朝正式建立，三国时期开始，到公元589 年隋文帝灭掉南朝陈，重新统一中国，369 年间，经历了魏、晋、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十六国，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等若干先后相继或并列的朝代，史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特殊的一个时期，战乱频繁，社会混乱，国家分裂，王朝更迭风起云涌，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动荡的时代，它的文艺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一、魏晋的玄学文化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那个时期，维护皇权的名教已经名不副实，选举官吏的清议制度充满了流弊，外戚与宦官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朝廷处处陷阱、人人自危。
官场也充斥着贪赃枉法、危害百姓的官吏。
在这样的时世中，魏晋人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解脱出来，一反汉代把群体、社会、儒家的名教思想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把个体的存在推上了重要的位置。
对儒家思想的反叛，老庄哲学的复归都深深地撞击了魏晋人的头脑，使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这确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
自从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也纷纷出现。
玄学虽然消磨了一代士人的意志，使他们从前辈的军旅情怀中摆脱出来，进入清谈，但玄学也同时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令人神往的辉煌，何晏、王弼都主张“贵无”，“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
”裴危则“崇有”，“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王弼则主张“名教”出于“自然”。
他们集儒者的建功立业与道家的旷达自然于一身，形成了中国士人的新精神。
汤一介认为魏晋玄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道家哲学所追求的精神上的自由和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儒家哲学所追求的道德上的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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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第31卷第4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July2007Vol.31No.4嵇康与魏晋玄学思潮史向前(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安徽合肥 230039)摘 要:嵇康把对宇宙本体的追求引向了人的自我意识,为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开拓了新的领域。
其思想立论都是玄学辩名析理的产物,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是中国哲学认识论中的一朵奇葩。
他还带头倡导庄子的思想精神,促进了魏晋时期的庄学复兴和玄学思潮的进一步开展。
关键词:嵇康;玄学;庄子中图分类号:B23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7)04-0014-04嵇康(223～262),谯都铚(今安徽淮北市临涣镇)人,魏晋时期思想家,“竹林七贤”的领袖。
嵇康思想对魏晋一代玄学思潮的演变和整个社会风尚的形成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本文主要从他“超越名教”的生命境界、辨析名理的思维方式以及师法老庄、复兴庄学等三个方面作一说明。
一玄学是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一股时代思潮,其意义主要是一改汉代建立在经验世界范围内的烦琐经学和谶纬神学,而把目光投向了世界的终极本体,重新揭示出万物存在的依据,其核心即是名教存在的根据和价值。
正始年间(240～249)的何晏和王弼通过发挥道家老子的思想,提出了“天地皆以无为本”的贵无论,首倡玄风,是为正始玄学。
贵无论旨在说明“无”为万物之所资,即自然为名教之所本。
社会政治也好,人生价值也好,不能只执著于名教的形式,必须把握名教之所以存在的根本:一种内在于人的忠信、敦朴的自然本质。
如王弼所说:“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
”[1]老子注第38章很明显,王弼的贵无论是企图借重和发挥道家老子的自然思想以重建儒家的道德价值。
他相信只要这种自然本体建立起来,名教的本来意义和作用就可以得到恢复。
这只是王弼的理论构想。
由于汉末以来的社会动乱和政治恐怖,尤其是正始末年的魏晋“禅代”,一直高举名教,同时,被士人视为名教代表的司马氏集团却公然以名教为幌子,争权夺利,剪除异己,使大批名士惨遭屠戮。
如果说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牺牲的是一批“以天下名教为己任”的名士,那么魏晋“禅代”被害的则多是要求“名教出于自然”的名士。
经过这样两次递进打击,所谓的名教已徒剩一副虚伪的面具,完全异化为道德的对立面。
名士嵇康主要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魏晋之际。
既然现实中的名教已经彻底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与自然本体分裂成对立的两极,也即不能在这种名教中寻求到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时,嵇康便不得不走向对它的超越。
“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思想的中心命题,主张摆脱世俗名教的束缚而直任自然本体的开展。
这也是以他为代表的“竹林名士”的基本旨趣。
与前期正始玄学相比较,嵇康的玄学表现出了一种境界意义的哲学形态。
其思想的追寻已经从现实世界退回到自身,企图通过精神修养在自我生命中获得对自然本体的体认,由此达到一种完全超越世俗名教、精神与自然本体合一的生命境界。
面对现实的人生困境,人们应该如何修养自己的精神呢?嵇康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是非善恶的抉择,因为它已被现实名教所扰乱,而在于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觉收稿日期:2006-11-12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2006SK047zd)作者简介:史向前(1962～),男,安徽广德人,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醒到自然才是生命的根本。
没有这种心灵的觉醒,就不可能有是非善恶的正确识别。
觉醒的方法就是“释私显公”,即去其自私的虚伪、隐匿之心,坦露自然的公心真情,使心灵完全呈现出一种纯朴、坦荡、和谐的自然状态,从人的心灵深处真正实现对现实名教的彻底超越。
嵇康等竹林名士的言行有时貌似怪诞,实则都是释私显公的表现,是自我意识、自我精神的觉醒和提升。
余敦康先生指出:“玄学的发展至此深入到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中来了。
”[2]这是玄学思潮的一次转化和深化,也是中国哲学境界论的一种丰富和发展。
嵇康的思想追求是“有疾而然”,充满现实批判意识,所批判的就是魏晋之际异化了的社会名教。
随着大晋龙兴,现实生活开始重新趋于合理,名教的意义和作用也日渐突出,于是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的观点便应运而生。
尽管时移势变,玄风易帜,但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精神境界的追求却从此成为士人心中永远的情结。
郭象的成功就在于通过玄学演变前两个阶段的总结,把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超越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成一体,满足了士人这种既要依赖现实生活,又要追求精神境界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嵇康的思想在玄学思潮的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般认为,嵇康的玄学思想因为表现为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所以不切实际。
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不切实际是针对以后相对合理的社会条件而言的,如果就魏晋之际这一特殊的社会现实来说,嵇康的思想又是切合实际的。
哲学思想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在嵇康所生活的特殊时代下,如何为士人找到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之地,可以说除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很难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嵇康死后,其他竹林名士因为纷纷转向所谓的现实,或抑郁而终,或陷入一种近乎心死的悲哀,也说明了这一点。
嵇康的执著追求,也不只是一种自我幻想和暂时安慰,他的确受用了这一境界。
从竹林间的酣畅之游直到临死时的从容挥弦,嵇康无疑都表现出了这种生命境界。
也是在他的影响下,率真显情成了魏晋一代名士的风气,形成为一种时代精神。
可以说,只要现实社会中存在名教与自然的分裂,尤其是当这种分裂转变为对立的两极后,走向“越名教而任自然”依然是个体生命价值实现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嵇康的玄学富于逻辑思辨,他的论点都是建立在严密的分析、论证基础上,一改传统哲学的经验和直观思维。
玄学本来就是一种“辩名析理”的学问,“名”就是名词、概念,“理”就是该名词概念的内涵、义理。
玄学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对这种名理反复加以比较、分析以揭示其中的殊义、意境及其关系,所以史书又常称之为“校练名理”、“研核名理”等。
当时的名士多能辩名析理,他们独处时则潜心名理的研究,聚会时则相互致以己见,往复辩难。
如儒家的圣人观,就有何晏观、王弼观;庄子的逍遥义,就有向秀义、支遁义等;其他诸如有无、才性、言意、形神以及男女、父子等人伦关系都成了辩名析理的主题。
这是当时流行于名士间的一种风气,史称“玄风”,它极大地开发了人们的认识思辨能力。
魏晋名士们辩名析理的言论,如果都能记载下来,应该是很丰富的哲学史材料,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记载都很简略。
有关的史籍如《晋纪》、《世说新语》等留下的仅是他们的片言只语,或者诸如“辞气清畅”、“才甚丰瞻”、“妙析奇致”之类的赞辞、评语,至于具体的思辨过程却不得而知。
王弼、郭象等玄学大家虽然著述甚丰,但多是注本,对名理的辨析是通过注解前人经典发挥出来的,缺乏系统的专论,更缺乏与别人互相论辩的文章,人们难以了解其由浅入深的思辨过程。
嵇康不然,他不依傍经典,写下了大量辨析名理的专题论文,且大多是与别人进行论辩的文章。
如他的《声无哀乐论》辨析音乐同人的情感关系,《难自然好学论》辨析人是否好学的问题,《明胆论》辨析人的聪明和胆略关系,《养生论》辨析人的形神、性情等关系,等等。
在这些论文里,作者充分展示了他的思辨过程以及当年玄学名士互相论难的真实情景。
王弼说过:“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
”[1]老子指略通过这种辩名析理,王弼实现了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转换。
“善谈理”的嵇康对此不仅有自觉的运用,而且总结出了一套逻辑思辨法则,分别称作“因事与名”[3]198和“推类辩物”。
[3]204前者强调名与实相符合,使用的名称概念要和客观事物保持一致;后者强调要区分不同事物固有的性质和规律,使其归属各自的类别,不得互相混淆。
这在先秦墨家逻辑中,分别称作“取实予名”和“察类明故”。
这是人们立说和辩论必须遵循的两个相关的基本逻辑规则,否则就是独断,或是诡辩。
嵇康的一系列玄学文论,都是这种逻辑运用的典范。
如他的《释私论》,首先根据“因事与名”,指出了“公”与“私”两个名称的特定含义;接着运用“推类辩物”,对“公私”与“是非善恶”两组经常易被混淆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分别将其归属到不同的类别中,从而说明了“释私”的必要性。
又如他的《声无哀乐论》,先将“声”与“心”各自不同的含义、性质作了严格区分,在肯定了心之与声不相经纬的基础上,又通过综合比较得出了“和声感物”的相互联系的一面。
经过这样一番思辨工夫,遂将不同名理的含义及其异同关系揭露无遗,做到了概念精确明晰,辨析缜密入微。
近人刘师培评论“嵇文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
[4]今人钱钟书也称其“体物研几,衡珠剖粒,思之慎而辩之明,前载得未曾有”。
[5]嵇康还通过检讨人们在论辩中常常出现的一些违反逻辑的毛病,提出了一系列遵循逻辑的论辩方术,譬如“顺端及末”、“借以为难”等等。
前者强调从论题的根本意义出发,进而到达一切细节旁支;后者在于通过借用类似的事例,来证明本义的坚强不破。
这些“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6]由于嵇康在论述中能够始终保持逻辑的一贯性和严密性,虽然有时候其观点不尽全面、正确,但也能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也正因其注重分析,逻辑性强,所以往往能够在思想上发前人所未发。
他的“声无哀乐”、“形神共养”、“释私显公”等一系列见解极大地丰富了玄学的思想内容,他的玄学论文也因此多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强调整体把握和直觉体验。
前者注重从相互联系、作用的层面认识事物,把事物看作是某种有机的统一体,力求从整体上去把握,一炉共冶。
这种方法具有不可克服的抽象性和模糊性。
后者的主要特点是主体进入客体,要求在主客体相互融合、直接沟通中,获得对事物的了解或体悟。
这种认识方法往往具有神秘性,其深层体悟近乎宗教。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共同缺陷是缺乏精密分析和逻辑论证。
这是中国古代一直没有产生系统逻辑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哲学资料多注疏、引论的原因之一。
即使注重辨析名理的玄学名士也多深受影响,或者是不符合逻辑,或者是运用逻辑的程度让人不敢恭维。
例如《世说・言语》载名士孔融针对别人说他“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回答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
”竟博得了时人“神童”、“伟器”的评价。
你可以感叹他的言辩捷悟,然而他的对答又可以说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诡辩。
又如《世说・文学》载王弼辩“孔老高下”云,孔子体无而说有,老子滞有而说无。
你可以承认其说的精致玄妙,但它又是一个没有也的确难以说明的理论预设。
哲学思维有时需要一种超越逻辑的直觉和体验,包括经验论证,但必须经过千百搜寻、苦思冥想的工夫,是在正常的理性思维基础上产生的;哲学还需要对这种见解、思维的过程进行逻辑的说明,需要尽可能有组织、有系统地把它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