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国藩等 什锦版

梁启超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从1895年涉足政界直至去世，30多年间．给黑暗混乱的中国点燃了民权思想的火花。这标志着，他正在冲破封建思想的樊蓠，逐步向资本主义近代化方向迈进。

而有的专家认为，梁启超倡导的“民权”，实际是‘绅权’，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之权，不是真正民权。那么就让我带大家来看看梁启超对于民权到底有哪些理论见解。

我们都知道民权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有力武器。出于推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需要，梁启超敏锐地抓住了兴民权这一重要命题。他认为：“今日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他把民权作为同专制者斗争的利器。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提出申民权、广民智。他认为西方强盛、中国衰弱的原因是民权的有无。西方各国“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有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中国却反是，“收人人自主之权而归诸艺人”，导致“治人者有权而受治者无权”。因此，兴民权是挽救国家民族危机的关键。

梁启超虽然十分强调民权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民权源于民智，民智不开，民权难得。他说：“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广民智应以开绅智、开官智为前提，梁启超说：“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起点”。这就需要广开绅智。“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欲兴民权，必须经过开官智——开绅智——开民智——兴绅权之后才能实现。梁启超将开官智——即改变清朝官员陈腐的知识结构，作为首要任务，反映出他对于官智、绅智的重视更甚于对民智的重视。

梁启超对于变法人才的培养极其重视，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认为古代科举制度出于学校，“学校制度而科举始敝矣”，后来科举专重进士一举，致使科举制度成为愚民制度，“八股取士，为中国锢敝文明之一大根原，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制度。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到日本，从而接触到更多资产阶级思想，他的民权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说：“有民而后有君，天为民而立君，非为君而生民；有国家而后有朝廷，国家能变置朝廷，朝廷不能吐纳国家。”他将民与国家看得比君与朝廷更加重要。故而他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全体国民爱国心薄弱、风俗败坏，针对这些病源，梁启超写下大量文章，向国人介绍资产阶级的国家、自由、权利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

梁启超介绍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思想，他认为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国家的盛衰强弱，完全取决于国民自身素质的高低之上，“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殆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有丝毫不容假借者”。梁启超还专门探讨了国家思想，他说：“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这便是要求国民懂得互相团结的道理，明白国家比朝廷更重要，树立民族主义思想，不屈服于外族，在世界竞争中牢固树立国家思想。

自由权利思想是梁启超民权思想的理论基础。早在1899年梁启超便受到约翰.穆勒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主要内容是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民族自由、生计自由，而中国最需要的是政治自由，尤其是参政和民族建国。在自由权利的来源与依据上，他没有采取西方流行的天赋人权说，而是采用了天演强权说，他说：“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权利何起？起于胜而被择。胜何自起？起于竞而获优。”梁启超虽然强调个人自由，但他又以为个人的自由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故他对于集体的自由更加重视，梁启超所讲的自由，并不是个人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群体的权利。个人的权力为国家权力的基础，故梁启超对个人权利所作的那些激动人心的辩护，带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特色。

梁启超民权思想的核心是“以群术治群。”他援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阐述了君、臣、民之间的关系。君与臣，也就象铺子中“总管”与“掌柜”的关系同样是为民众办事。他们的地位平等，没有尊卑之别．只有分工的差异。在梁启超的笔下，君主专制的“独术”受到谴责。曾经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君主的威严，也已经扫地。显然，这种民权思想已被悄悄地注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学说的精髓。

由于梁启超将人民是否具有国家思想和自由权利的概念看成是国家盛衰强弱的关键，故他对于提高民族素质极其关注，希望将“新民”作为当时的第一要务，以“新民”来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机。“新民之

道”包括德智体三方面内容和要求，而中心在于新民德。为了实现新民德的目的，梁启超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出发，提倡树立国家思想、群体观念，以及自治、自尊、自信、冒险、进取、坚毅、尚武等观念和品德，希望人民正确处理好权利与义务、自由与服从、独立与合群、利己与爱他等关系，并批评了奴隶主义、独善其身思想和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梁启超的新民说，以改造国民为改革政治的起点，与他从前所提出的开官智——开绅智——开民智——兴绅权——兴民权，顺序恰好相反，这反映出梁启超思想的进步。

我们可能对于孙中山的民权思想更加熟悉，那么孙中山的民权思想与梁启超的民权思想究竟有哪些不同呢？孙中山认为，民主建设的关键不是普通人民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而是革命志士的素质高低，志士的能力将决定民众能力的高低。

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国民的才智并不是天赋的，人民民主思想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仅仅依靠一两个杰出人才是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政体的。况且中国战争动乱不止，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而革命必然引起战争，必然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社会混乱，人民难以为生。

曾国藩

忠君为国师夷智，自尊自强但求和。忠奸自古无定论，待由世人细评说。

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的曾国藩曾被认为是“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他与李鸿章、左宗棠一起倡导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的“洋务运动”。那么，在这场浩大而曾经辉煌一时的运动中，作为洋务派代表的曾国藩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又是怎样的呢？1师夷智以夺其所恃2自尊自强，“和”“信”为先3全面整饬，除弊兴利

2自尊自强“和”“信”为先

应以自尊、自强的态度去对待外国，在与各国的交往中，信守条约和诺言，争取尽可能地建立和平关系。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

3全面整饬、除弊兴利

曾国藩曾说：“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表达了他希望通过思想、

教育改革和军事技术上向西方学习来改变吏治和军事败坏、外交工作迂腐无能的现状，以达到雪“国耻”的目的。

辩论环节：（只有一轮，很简单）

说他是汉刽子手一点也不为过，他主张对起事农民“草而禽弥之”，他在指挥湘军攻打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一贯纵兵杀戮太平天国军民。曾国藩用太平天国军民的鲜血作釉彩，把自己画成一个状貌狰狞的刽子手。而且他崇奉理学，只知道维护封建秩序，而不顾民族的安危与荣誉，我觉得他的政治思想有忠君但不爱国的特点。

通过本次研究学习，我们还收获了一些课题之外的感悟。想与大家共同分享。

1、每个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都有多面性，不可简单将其定性为“好”“坏”或“善”“恶”。比如曾国藩，他在一生中干了几件大事：第一，他花了主要的精力用于绞杀太平天国与捻军，為的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有罪于人民；然而从太平天国的主流思想和后期行为来看，太平天国也只是一个对广大人民实行封建统治的封建农民政权，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两个封建政权的斗争，不能因为太平天国出身农民阶级就对其无原则宽容而对曾国藩一棒子打死；第二，晚年办理天津教案，被后人乃至当时的许多正义人士斥责“恐洋媚外，草菅人命”，即使是他本人，也曾对此事表示自责忏悔，及至后来悒悒而终。然而关于“天津教案”的背后真相，究竟是外国教堂惨无人道招致民愤还是有心人士故意挑拨仍然存在许多争议；此外，相关史料表明，曾国藩当时为了平息风波，避免引起两国间的军事冲突，依照当时大清律法判定相关的中国人员相应的刑罚，却坚决拒绝了洋人参与案件审判的要求，并驳回了洋人处死涉案所有成员的无理要求——这与他自己所说的“自尊自信”是一致的。因此，说其“媚外”“草菅人命”仍然值得商榷；第三，继林则徐和魏源之后，首次提出“师夷智”的观点，这比之林、魏的“师夷长技”可谓是进步了一层了。倡导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起了先导作用。第四，其教育思想中的一些为人真理一直影响至今。综合各方面来看，曾国藩可谓“有过亦有功”。即使是在同一件事上，他的思想和行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我们不难发现，评述历史人物或其思想绝不可以简单的定性或者简单的二分。每个人物都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只有深入了解其各方面的表现，才能较为全面地把握其人和其思想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