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的幽诙 - 副本

海派的幽诙
海派文化，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上，融汇吴越文化等中国其它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一些外国的主要是西方的文化因素，创立了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其特点是：吸纳百川、善于扬弃、追求卓越、勇于创新。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上海海派文化，体现在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周立波老师前段时间出了一本书《诙词典》，内容大致是：把一些比较流行的上海话解释了一番，其实大都是他的清口里出现的一些词汇，同时还用几个段子来阐述这些上海土语，字数不多。

钱文忠老师还给他做了一个跋，说乐得不行。

但我看的时候就没觉得乐得不行，因为上海话的语境我无法理解，里面的幽默感我也就自然无从感受了。

这也很正常，不是说你不能理解的幽默，它就不是幽默。

把它当作一种语言知识了解到也无妨。

方言是了解某一个地区人的性格和思维方式的最好入口。

周立波给我印象是：他很强调地域特色，同时对目前走红的喜剧小品演员表示出一种不卑不亢式的不屑。

我为什么要用“不卑不亢”？因为周老师一方面很想告诉媒体，他们那些所谓的幽默、搞笑都很低级，缺乏他那种儒雅的睿智，对北方喜剧演员红遍大江南北感到丝丝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他们很好，有特点，该受到人们的喜爱。

他说：“我可以听懂你的幽默，但你听不懂我的幽默。

”周老师越是强调这些，我就越觉得他不自信。

周立波已经变成一个上海的文化现象，半夜跟一个朋友在一家特破的饭馆里宵夜，后面坐着十二个时髦男女，他们一晚上的谈论的话题就是周立波，这让我很吃惊，上海人在饭局上居然不讨论品牌、炒股、房地产，这我还头一次遇见过。

我好奇地不停地回头观望，这桌人六男六女，平均年龄大约在26岁左右，衣着时尚精致，他们是周立波的粉丝。

周立波本人也很自信地认为，他拥有一千多万上海听众，对他来说足够了。

他根本没必要走向全国，更没必要上春晚。

我很关心周立波书卖得如何，尤其是在北京。

据说他的书印了五万，在北京卖了五十本，但目前还在加印，这意味，周老师的销售市场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地区。

事实上这样的数字也属于正常。

周立波挑起了一场海派文化的热潮，但也不至于到了余秋雨说的“一千年出不来一个周立波”的地步，大师说话以“大”为主，大文化、大爱以及大话。

但通过
周立波现象，让人看到一种海派文化的的自卑。

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出发，从当下出发，一句话，是说大众关心的话题，将大众的情绪表达出来，说直言真话，这是周立波“海派清口”得到接连不断笑声的源泉。

海派文化的一大特色，就是它主要的是大众文化，而不是贵族文化。

海派文化当然也包容各种阶层需求，但我们的文化主要是为平民大众服务的。

它的先进性，就在于民众的立场。

因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文化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大众文艺中，艺术才华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切近大众的痛痒。

在海派文化中，“下里巴人”比“阳春白雪”更为需要。

我们就是缺少这些民众中的俗文化。

而赵本山、郭德纲、周立波就是代表着这些受民众欢迎的通俗文化。

地方戏曲本来就属于群众的娱乐，如果我们考察地方戏曲的发展过程，大约现在人们所推崇的老一辈艺术表演家们，都有过草根演出在底层滚打的经历。

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形成一种宽松的环境，养成深厚的民间文艺的风气。

民间社会应该具有一种包容性和自在性。

开始时候，格调可能低一点，表演可能差一点，如果是敬业的民间艺术家就可能为群众所欢迎，艺术的流派，唱腔的风格，也是在群众的选择中慢慢形成的。

这是一种活在民间的文艺，可能是下里巴人，但是今日的俗，可能即明日的雅。

我们应懂得“雅从俗来”的道理。

在大众的文艺欣赏中，就像周立波表演的那样，不需要人物的拔高，不需要那么多的装模作样的好人好事和说教公式以及主题先行。

当说唱磨光了棱角，不疼不痒，怕触痛处，尽在框框中找幽默，这样的文化，哪能博得群众会心的一笑？
本质上讲，四川与南粤文化都是在自闭中寻求开放——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

但海派文化不这样，海派文化在它形成的那天起，它就是封闭的，所以上海人很本能强调自己的特征。

但是多年来它一直无法找到自身的位置，这让海派文化很尴尬。

比方说，在旧上海，它是东方最先进发达的城市，上海在30年代就经历了几乎是今天中国目前该经历的一切。

但是，见过大爷之后，上海的资本主义情怀被扼杀了，它必须倒退到农业社会。

但是上海创造的现代文化与后来的农业文化格格不入，这一方面让上海人感到失衡，另一方面，也越发显现出上海人骨子里的优越感，这造成了它一直以来“自绝于人民”的特征。

开放让上海先天的优越感得到了发挥，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资本主义历史的大城市，它并没有开放后把自己的先天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反而是东南沿海地区得到充分发展，这对上海来说有点大奶失落的感觉。

虽然后来政府在经济规划过程中把上海当成一个发展的重点，但那种得天独厚的优势没有了，那种他们在几十年前独家享受到的资本主义氛围已经不存在了。

尤其是，北京逐步变成一个文化中心，并且越来越强大，越来可以跟北京比肩的文化机制，随着北京变得逐步强大，上海已经不是对手了。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北京发展文化，上海发展商业，大家各取所需。

北京人不会觉得因为商业发展不如上海而感到自卑，但上海就不行，这就是因为它曾经一度是文化的潮头。

这种文化自卑感表现出来的就是他过于强调自己的文化，自卑感与优越感合二为一的表现就是——我有自己的东西，但你必须亲自过来接受我，我不会送给你。

但你不接受的话，它就会有些不安。

其实上海人说话从来都是希望别人听到，他也渴望被认同，这种认同是你要接受它的特殊文化规则。

但这种多年来形成的一种完整系统的海派文化，“海外”人接受起来确实有些门槛。

至少，在上海人看来，大上海、大商业必须要有一种大文化相辅相成。

但是恰恰这个海派文化很小，这一直是大上海心中永远说不出的痛。

因此，当周立波引发上海人民的狂欢，确实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

因为那个最小的地方在壮大。

但随时事态发展，这个壮大的部分又开始回到它的“小”，过分强调自己的纯粹性来掩饰自己的不自信。

周立波不想走向全国吗？他当然想，但前提是你们必须都能听懂上海话。

这正是海派文化一直以来的纠结之处。

其实中国之大，什么鸟都有，北方的文化到南方照样没戏，比如冯小刚的电影，一过长江票房就很惨。

甚至，单田芳的评书、赵本山的小品、郭德刚的相声，都存在这个问题。

但你看他们谁因为半壁江山丢失感到过焦虑，或者过分强调自己地域文化的特色？没有，他们觉得无所谓，你爱接受不接受。

但周立波不这样，他一定要反复强调自己的“上海牌”。

海派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本土性。

方言越土、越纯、越地道，就越能体现其音韵美、乡土美、风格美，使喜剧的演出更火爆、更出彩、更成功。

这种“地方风味小吃”，能满足人们寻新搜异、渴求刺激的猎奇心理，在观看时产生一种听觉感官的刺激愉悦，获得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理满足。

还有一个原因，这是《我们台湾这些年》的作者廖信忠老师说的。

前几天跟廖老师见面聊天，他定居在上海，上海的三教九流什么阶层的人他都交朋友，这是了解一个地区最有效的办法。

廖老师说：“周立波的火爆很大程度上是上海人在寻找一种身份认同，因为这些年上海外地移民越来越多，上海文化的纯粹性不明显了，能欣赏周立波的人恰恰是上海人。

”上海人的面上的排外已经变成了内心的排外，毕竟移民或民工对建设上海做出不少贡献，这些“乡下人”已经混在庞大的上海人当中，跟上海人一样打扮，一样背LV包，甚至一样说上海话，没有人能一眼看出他们之间的区分。

但上海出来个周立波，把这事儿给解决了。

周立波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上海人民寻找回失落的世界的愿望，因为只有上海人在听周立波的清口才会笑，外地人听了只会强颜欢笑。

周立波是一块试金石，用来分辨真假上海人。

至少，在生活空间中他们被外地人侵入了，但是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他们可以借周立波重新构筑自己的精神堡垒。

于是，海派文化重归自娱自乐。

但你如果真的让上海人制造的文化局限于本地，他们坚决不答应，海派文化像是得了文化抑郁症，瞻前顾后的，一方面希望海派文化强大，另一方面又不被改变。

这不跟崔健老师一方面希望所有人都喜欢他的摇滚，另一方面又不想借助商业手段来让人接受是一个道理，都是做梦！而能医治海派文化抑郁症的办法，不是再出来十个八个百个千个周立波，而是把官方语言变成上海话。

喜剧的灵魂是其幽默和讽刺精神。

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给人的感觉，是回到了滑稽戏初创时期的生龙活虎，拾回了喜剧幽默讽刺的灵魂。

这是对于说教对于歌德习惯的冲击，是面对现实面对生活的重新回归。

要讽刺，就要得罪人，喜剧是一门得罪人的艺术。

但它又是一门娱乐，人们都应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喜剧。

讽刺喜剧，就是要把丑恶撕给你看，让人们感受到大笑之下的沉重。

每个地方有自己的语言体系。

就方言本身而言，它们的特色是值得关注的。

像上海方言有五个声调，广东有更多更复杂的声调，这是方言的价值和魅力所在。

国家的文化景观一旦整齐划一，地方特色就会凋谢。

老上海人严重缺乏归属感，因为他们失去了记忆的支撑。

童年时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观都消失了，城市的文
脉断裂了。

老居民向何处寻找归属呢？他们不仅有语言隔阂，还有更深的心灵隔阂。

所以上海话这一文化需要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更多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