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手记》之二——外人看京(2009-01-19

《北京手记》之二——外人看京(2009-01-19 18:09:10)标签：建筑留学圈子右派李陀北京杂谈分类：影评、文化这是我刚刚出版的《北京手记》的序言第二段文字，给大家看看。

北京有个氛围，每个行业都有圈子，如果你不入这些圈子，不在北京呆上一段时间，无论你多么熟悉这座城市的东南西北，你永远都还是圈外人。

我肯定是一个北京的圈外人。

因此说写北京，就说外人看京了。

在文化界，我是一个晚辈，国学浅薄、西学不深，年轻的时候不巧把所有国内的政治运动都赶上了，耽误了好多时间，总是一个遗憾。

多年从事设计、艺术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其实也是勉为其难，力不从心的。

如果说自己有点长处，我看就是走的地方多、乱七八糟读书，因此知识很庞杂，是个杂家类型的人，在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内都不是专家，不过综合了解的东西多了，反而有一种跨学科的特殊能力。

有自知之明，不在任何一个专业里面称专家，比如建筑、规划、工业产品设计、平面设计、娱乐设计（或者现在流行叫的“文化创意”）、时装设计、汽车设计，插图、广告、室内设计，或者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或者古典音乐、爵士乐等等，刻意研究上、写作上都走边缘路线，使得自己对这些专业的粗浅了解能够得到综合的使用，其实是自己知道短处，才不得已走的一条不同的路。

并非优势，因此在写北京的时候，一方面可以说是熟悉北京，因为从那么早就不断地来，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外人写北京，因为我没有在任何一个北京的圈子里真正的呆过。

只是认得人是作不得数的，人家进得去，我没有进过去，因此永远是个圈外的人。

北京是个移民城市，因此倒无需要生在北京——现在北京人口中我怀疑北京出生的恐怕不到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和纽约、洛杉矶这类也是主要移民组成的城市不同的是，美国的这些移民城市是全世界的人混合而成的，加上没有那么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及由官僚概念形成的等级概念，因此，在美国这些大移民城市里面，圈子虽有，但是比较容易参与进去；而北京则是中国各地人组成的城市，由于官僚机构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并且完全渗透到民众的意识里面了，因此，要进入北京人中间，你必须在这里的某个圈子了呆过，或者继续呆着，才算北京人。

不但习俗有特点，氛围也不同，我没有进入北京的任何圈子，包括非常熟悉的艺术、设计、时尚、文化、出版圈子，都仅仅是工作关系，自己从来没有进入过北京的任何一个院派的、正式的、半正式的、地下的群体，因此对北京的圈子，我始终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写这本小书，我并没有希企得到圈内人的认同。

在这点上，我很有自知之明——相对于圈内的人，我只是一个过客，看到的只是皮毛，谈的也只是感觉而已。

所以这本书只是北京“手记”，而不是北京“研究”。

有些城市你会有归属感，或者是你生活过一段时间的那些城市，或者文化氛围你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些城市，好像广州、武汉这类地方，我非常自如，完全可以融进去；就连香港、洛杉矶、纽约这些城市，我也有某种归属感，但是在北京我却没有这种感觉。

其实将我在北京生活过、工作过的时间加起来，也不算短，大概因为连续时间不长的原因吧，依然没有归宿感。

我和艺术家、设计师、出版社、时尚圈、高等院校，还有和一些自由撰稿批评家关系不错，也参加过他们在北京圈子里的一些活动，但是感觉上我依然是个很不北京的外围人。

一个人对一个城市的认识、了解，除了时间、圈子关系之外，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和你自己本身的素质有关系。

好像田壮壮和北京的电影、阿城和这里的文学和批判圈，陈丹青和这里的艺术圈的关系，还有查建英、崔健、李陀、栗宪庭、刘索拉这些人和北京的关系，其实真的和他们本身的素质、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很深刻的关系。

前年在上海，有天晚上和沈宏菲、洪晃在花园酒店的咖啡座聊天，谈到这点，他们也都认同。

我对北京和对任何一个地方的认识和了解，是和我自己的背景与素质有关系的。

这一点我想先说清楚，到后面大家读到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就容易理解我怎么会这样想、这样看了。

我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里，父亲、母亲都是做音乐出身。

因此我不但从小受西方古典音乐的感染，也生活在一个音乐学院的大院里，周边的人是两类：音乐方面和美术方面的，未必都是专家，但是都是这两个圈里的人。

成长的过程如何，对你后天的素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你脑子里的文化结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是你待人接物的规矩，做人的标准。

我在这个圈子里不知不觉地接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父母在政治运动中起落，但是他们和学院的氛围始终感染我，我到北京，也因为舅舅、姨妈也都在北京的这样的圈子里，继续受到同样的感染，我的性格特质就这样慢慢铸就了，之后也难以改变了。

我这样说，倒不是想摆什么谱，只是14岁就在家里跟着教作曲的父亲听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每天都可以在自己住在其中的艺术学院画室里看学生画画，琴房里听学生练琴，晚上永远有各个系的独奏排练，有外国专家来讲课，我们这些子弟们总可以溜进去和学生们一起听，市面上不容易见到的外国杂志，在图书馆工作的母亲会定期借回来给我看……在那样的年代，这种氛围，多少有些特殊了。

其实在青少年阶段里，我对自己的这种性格特质几乎没什么感觉，也从没有什么优越感，上中学以后，政治气氛越来越浓烈，这些东西批判都还来不及，那里还优越得起来呢？在中学读书，蒙蒙胧胧地感觉到我听过的、看过的、读过的那些东西，我的同学们绝大部分不知道，但是那些东西有用吗？有什么用？我自己也不知道。

直到后来出了国，在西方也进入了这样一个圈子，才发现自己的文化构成和西方圈子里的人很容易接轨，才知道小时候营造起来的那种特质，其实很国际。

我是1987年出国的，出国的时候在设计界算是有点名气，那主要是做设计理论做出来的。

虽然我不曾因为那点子名气飘飘然，但是总还是觉得自己是做了点事的人，就这样去了美国。

出国之后，第一个冲击不是来自物质方面，而是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了，谁也不知道你，你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般人，没有特异功能，没有耀眼的光环。

当然，也没有谁总是将眼光投向你，你不必不苟言笑地故作高深，不必揣测上意，不必忧馋畏讥，做人突然变得容易了。

有人说这是边缘化，其实这才是活着的感觉。

因此，在美国倒活得很愉快——不是那种要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回国好光宗耀祖的愉快，而是活得有活的样子，做回本色的自己的愉快。

不少在1980年代出国的青年人，在国内都颇有名气了，好像陈丹青、阿城、田壮壮、北岛、李陀、刘索拉等等，大家共同的感觉是你突然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普通人。

我见过有一些人，很受不了，整天告诉外国人他们在国内如何如何了不得，是大师级的。

而上面提到的这些人，还有好多其他知识分子，倒觉得是好事，因为外国给你一个认识你自己的条件：你是普通人！我到现在也还是这个心态，这一点我倒很认为自己出国出对了。

这样回国，即使有时候有些人将你捧到天上，你心静如水，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你还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出国后再回北京，是1993年了吧，这一下北京给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不同了，主要两方面：城市大拆大卸，沿长安街匆忙建造那些设计上我认为是设计概念弱智的部委大楼，海关、妇联、银行总部之类，比“文革”拆城墙建地铁的弱智水平大大超越；第二是发现说自己有文化的北京人多了，因为我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进出北京，“文化”是要扫荡的东西，旧文化是要消灭的东西，因此，那十来年，大家都怕说自己是有什么文化的，那可是找麻烦、惹事的说法。

“文革”以后，有一段大家都热衷学习外来的文化，所谓“启蒙时代”，翻译过来的哲学、美学、心理学都畅销，那时候的人不说自己有文化，但是很努力学习文化。

而我当时见到的领导，经常是八路出身，更大一点的官是红军出身，开口就是“我是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

这时候回北京，发现当官的、经商的，都说自己有文化，给你掰学历，跟你侃文化，但是实质上真有修养、有文化的人却成了逐渐消亡的一代了。

那年在北京，我见到好多人对权力、对利益的张狂达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一些我在1960年代看着他们在学院里面打教师、斗领导的极端红卫兵，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政商各界的领导了。

而被称为“八十年代”的那一代50年代出生的精英们却大多流亡出去，或者在什么地方悄悄的活着，也就是说精英们依然没有多少话语权，不过是有了一点可以苟且偷生的空间。

而那些“文革”中冲锋陷阵、“文革”后突飞猛进的一代，却几乎把握着一切，糟糕的是原来他们不把持的学术、文化、艺术也都由他们管起来了。

这群人比当年的土八路管文化、学术、艺术要坏，因为他们多少懂一点，知道什么是节骨眼，知道在哪儿下手使坏。

那时，在北京见到了好多身光颈靓、出国镀过金、能讲点点外语、有个名校学位、对自己前途的踌躇满志分分钟流露在脸上的人，部分和我差不多年纪，更多的是比我小几岁或十几岁的一些人。

听他们讲话，我只有倒抽冷气的份了。

那些年，我因为答应帮忙筹办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分院，因此每年放假都回来，也有不少人劝我趁机回来“发展”，我还是犹豫，因为怕这个北京，怕自己在这批人中间没有生存的能力，也怕看一座辉煌的古城给大卸八块的悲壮。

美丽的白塔倒映在北海上，每当看到它，耳畔就会响起那首从小耳熟能详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这几年看了一些书，好像章怡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感触最大的是里面的那些大右派，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立“主流”立场有多大区别就不必说了，他们的建国主张是对是错，已经由历史作出了评价。

让我感动的是，他们不但在自己的学术或业务上，是真正的专门家，而且是有正义感、有道德观、坚持自己理想一代。

我的父亲也是右派，还有他的好多朋友也都是，这些人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有热情，我父亲刚解放的时候风尘仆仆地从香港赶回来，挎上盒子枪，下乡搞土改去了。

那时他正风华正茂，刚从世界青年节上获奖回来，书记让他参加鸣放，让他帮党整风，结果奖状还没拿到手，“中国的柴可夫斯基”（获奖回国时国内报上对他的溢美之词）就成了右派。

我基本是在一个右派的圈子了长大的，仅我认识的那些在1957年被批斗的右派，他们的学术功力、道德文章，现在都看不到了，这批人基本全过世了！黄昏，从北京酒店里出来走走，天冷黑得早，胡同里路断人稀，路灯摇曳，想想那一代道德文章之人，居然就没了，真觉得可怕。

因为原来好像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好歹也能够留下一点点精彩的人啊！现在都没有了，剩下的，在那文化位置上占着的，好多都是徒有虚表。

不说王国维、杨度、梁启超那一代人，也不说胡适、鲁迅这一代人，就是我认识的李可染、郑可、庞熏琴这一代人也没了，他们下面的这一代，好像靳尚宜、钟涵、杜健这些人，也都到了风烛之年，下面就是我们这一代，无论西学国学和上面那三代人没有办法比，讲道德文章更加没有根基。

我们下面的这几代，恐怕更不如了，要命的是还都自我感觉特别好。

不说国学西学，就说个礼貌态度吧，没啦！谁给你讲礼貌啊？几十年前，市民有市民的基本礼貌，点头哈腰、“您要搭把手吗？”，上头的礼貌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