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文学期刊2005年第1期综评

看《收获》天心本期《收获》中最具震撼力的小说是旅美作家王瑞芸的中篇《姑父》。

这篇小说有如一记重拳，穿过时间的河流，重重地击中了我们，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炼狱如何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和信仰，如何让高贵沦丧，令亲情避让，使一切价值倾覆无存。

它深入刻画了一个在极左年代里无辜遭受摧残的姑父形象，20年的牢狱之灾使一个曾经充满朝气、梦想和魅力的英俊青年变成了自私、懦弱、委琐的神经质老头。

即使出狱后，他也依然无法从梦魇中醒来，继续自顾自地生活在那无边的心灵黑暗之中，再也无缘享受任何阳光下的温暖。

在这个不幸的人物身上负载了太多时代悲剧，仿佛一个极端年代的烙印，提醒我们历史并未走远，记忆不应磨灭。

特别是那个意味深长的结尾，更令人唏嘘与感喟：“那一年，我正好也是二十五岁，意气风发，前程似锦，以为一个世界都是自己的。

”一句话将我们从那个历史语境中抛到一个永恒的时间长河中，撇下了一个令人心惊齿冷的问题：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像姑父那样呢？这是一篇经典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笔一划都中规中矩，仿佛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在本世纪的复活。

若用时下批评标准来衡量，小说难免有笔法老旧之嫌。

小说写得很单纯，却有一种单纯之美，其精准、扎实的写实力量深深震动了读者。

小说作者久居海外，研究的是西方现代艺术，却选择了最保守最经典的写实笔法来进行小说创作，的确有些耐人寻味。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派小说的进入引起了小说界一系列的叙事革命，传统现实主义写法不但被驱下了神坛，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实际逐出了学院派建构的“纯文学”领域。

时髦的叙事方式着实令人兴奋了一阵，但某些只讲究包装而忽视了针脚的做法也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这篇延续了80年代“伤痕”与“反思”脉络的小说在20年后的今天仍能唤起读者的共鸣，或许可以引起我们对守成与出新、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一些重新思考。

于晓威的短篇《圆形精灵》是一篇颇有灵性的小说。

与《姑父》的精雕细刻、力透纸背不同，这篇小说轻灵洒脱，饶有趣味。

作者虚构了一枚铜板的时间旅行，蜻蜓点水般地叙述了它在人间历险的历史：货币的使用价值随时间的流逝而日渐衰减，货币交换的偶然性昭示了命运的荒诞。

最有意味的是到了“文革”时期，用这枚一钱不值的铜板做的毽子却令一个小女孩丢了性命。

在那个时代荒谬的价值逻辑中，人们竟然会把国库里的两分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小说融合了传奇、笔记、史料、报道、议论等多种文本，通过颇具意味的拼贴组合在一起，举重若轻地探讨了时代的“魔症”，似乎超出了一个短篇的思想容量。

这种写作方式使小说跳脱了叙事的框架，具有某种跨文体的特色。

卡尔维诺认为，现代小说应该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件、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是一种“繁复”的文本。

我以为这篇小说正体现了这种追求。

尽管也有人指出小说在“实现上还不到家”，例如富有传奇色彩的前半部分不够“原创”，叙述语调有些“沉不住气”，我依然认为这篇小说值得推荐，因为它为当代中国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参考。

贾平凹的长篇《秦腔》本期只刊载了一半，从现有文字来看，这篇小说显示了贾平凹对他所熟悉的乡村题材的高超驾驭能力。

乡村生活在他的笔下风生水起，神采飞扬。

他生动地写出了这个时代的乡村政治与伦理精神，也写出了对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

《秦腔》可称是继《废都》之后贾平凹创作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相比于《废都》中对城市生活夹生化的把握和猎奇性的表达，《秦腔》显示了作者对农村世情的通透理解和深情关怀。

贾平凹借这部小说颇为理直气壮地表达了对农民价值观的认同，在对农民趣味的描写中，甚至表现出某种欣赏和自得。

作者似乎有意抛开了以往知识分子写农村题材时不可避免的精英立场，而附身于一个似疯半傻的农村混混“我”，加入到乡间人情政治中来演绎一场农民话语的狂欢。

到处都是生动地道的民间地方口语，洋溢着农民的风趣、幽默和智慧。

比之《怀念狼》等作品中一贯存有的“贾氏传奇”气息，《秦腔》中显示了一个更贴近乡土的贾平凹――精细而忠实的写实笔法渗透于全篇的各个角落，对农民心理的刻画入微传神，对农村社会情状的描摹清晰可信，简直就是一个当代农村的工笔长卷。

这种对土地的亲和感，在许多乡土作家笔下已经丧失多时。

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平凹这部长篇力作的创作转型令人欣喜。

《秦腔》中也见出贾平凹在叙事上求新求变的努力。

作者没有用以往习惯的方式“讲述”故事，而是更隐蔽地躲在幕后，依靠较为客观的“显示”来推演情节。

小说几乎通篇由对话组织，人物之间的交锋皆通过话语的机锋呈现。

这些对话里蕴涵了极丰富的戏剧感，每一段对白都是一场好戏，人物的性格、心态跃然纸上。

小说还不时穿插着戏文、秦腔曲谱、民谣，显示出某种“互文”的复调效果，对于懂秦腔的读者来说，当获得更会心的阅读享受。

但小说所采取的艺术形式也真是一把“双刃剑”，大量冗长的对话也挤压掉了小说舒展的空间，内容便显得过于紧促，密不透风。

由于缺少叙述和描写的穿插铺垫，事件之间没有必要的过渡，也使小说的节奏显得缓慢单一。

与其说《秦腔》是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更像一个充满了台词的长篇剧本，这种风格的变化体现了作者不断挑战写作难度的追求，也确需要读者耐心地与阅读疲劳抗争，才能领教它的好处。

《收获》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王瑞芸《姑父》；于晓威《圆形精灵》。

看《人民文学》王颖《人民文学》第1期总体平平。

第2期头条是钟晶晶的《家谱》（中篇）。

这是一部“笑中带泪”的作品。

开篇讲述当年远逃台湾的大伯回乡探亲，以平易生动的拉家常式的口吻，在每个充满生活趣味的小细节上回旋点染，锐利地剖析了人情世故。

随着叙述的展开，小说由现实进入历史。

大伯此行名为“修家谱”，实为寻找一位对二伯（在“文革”中入狱，出狱后被家人避弃，最后惨死）生前有恩的陌生残疾女人。

多年来这个隐秘已变成不能碰触的伤疤被幸存下来的人刻意遗忘，极权主义对人的压迫，不仅造成了个体身心的巨大创痛，更造成了至亲间无法挽回的隔膜与伤害。

当年远走台湾的大伯对亲情的执着追寻构成了对亲人们无声的谴责，愈发彰显了普通人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怯懦愧疚和无可奈何。

作者借父亲的叹息写出了来自灵魂深处的颤抖，审判者的声音其实不是来自任何人而是来自我们的内心。

全文一直暗含当下之轻和历史之重的巨大落差，以此形成一种间离的效果，这就使作者对人物的审视，不是单纯的批判和谴责；人物对自身的逼视，也不是单纯的忏悔或内疚。

文末父亲忆起幼时二伯抱他看爆竹的画面，将现实和历史联结，物是人非的强烈对照令人读后百感交集。

整部小说笔触由轻及重，戏谑中有庄重，嘲讽中有深情，谴责中有理解，理解中带有哀痛。

《家谱》在题材上与《姑父》（《收获》2005年第1期）有相近之处。

如果说《姑父》的力量在于单纯，《家谱》的特点则在于复杂。

作者将一个完整的故事打碎，捻起多条线索重新拼接，从各个侧面周详描述众多人物及其关系，复杂的意蕴隐在文本深处。

不过，小说也有一些针脚粗疏或叙述功力不逮的地方，如用过多叙述代替细节；从现实进入历史的语势转变太快，致使两个故事之间的接缝生硬；以父亲之口直接说出“内疚”等描写似嫌直露，若能用艺术手法曲折表现，也许会更好。

与时下许多通奸题材的小说不同，映川的《下一个是你》（短篇）让真正的“通奸”故事一直在场外发生，在文本里它仅是作为背景或谈资在人群中不停地被叙说，“谣言”才是这篇小说的真正主题。

小说不仅展示了大学校园里的知识分子在卸下了为人师表的外衣后，日常生活的无聊和猥琐，也揭示了现代人对“闲话别人是非”的沉迷，交织着办公室政治微妙的权力斗争和人们的集体窥私欲。

小说在结尾提醒人们，谣言永远不会停息，惟有故事的主角左右轮换而已，谁都逃不掉，很可能“下一个是你”！作者很聪明，以诙谐戏谑的叙述嘲讽当下生活，让人物转了一圈又回到原地――只是这种结构太似曾相识了，与作者去年在《人民文学》（第10期）发表并获该刊年度奖的《不能掉头》如出一辙。

相对而言，《下一个是你》的细节更贴切生动，大概是作者这方面的生活经验更丰富。

不过，那种富有特色却又内核简单的结构模式实在不宜重复使用，否则，不但作品质量会被大打折扣，作者的发展潜力也会令人怀疑。

本期“新浪潮”刊载了张悦然的《水仙已乘鲤鱼去》（中篇）和努力嘎巴的《鹦鹉》（短篇）。

《鹦鹉》像一场阴郁的梦游。

只有将其看作梦游，才可以理解小说在叙述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大量的心理戏因为缺少逻辑而突兀；结尾的魔幻笔法使用得更为任性、古怪。

《水仙已乘鲤鱼去》是张悦然号称“还纯文学以真面目”的“力作”，但读后的感觉是，这是迄今为止张悦然所有作品中最像言情小说的一部，并且模仿痕迹严重。

比如，小说中“母女对抗&温情继父”的主体情节是近年来畅销小说惯有的模式，远可以追溯到香港亦舒，近可以在安妮宝贝的小说里找到模本。

张悦然在这篇小说里大量地使用“亦”，估计也是受了安妮宝贝新作的影响，而安妮宝贝则是在胡兰成《今生今世》畅销后才“亦”了起来的，显见是学了那种旧文人的鸳蝴气。

这篇小说有向《花溪》、《女友》等时尚杂志大量刊登的情感小说转化的嫌疑。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仍是“张悦然现象”。

《水仙已乘鲤鱼去》本是作家出版社2005年1月隆重推出的长篇小说，一个月之后，又在《人民文学》这样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不同之处只在于变成了中篇。

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小说界》2004年第5期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的《红鞋》，其实就是3个月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图文小说《红鞋》的文字稿。

此外，《花城》、《小说界》同期（2004年第5期）发表的《谁杀死了五月》，也在曾收入3个月前出版的畅销小说集《十爱》（作家出版社2004年7月版）。

是什么原因促动这些著名文学期刊一窝蜂地争发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的作品，甚至不惜打破最基本的刊发原则？张悦然真是“超级大腕儿”了，她和出版社扔什么，我们的主流期刊就接什么。

如此情形不禁让人预想，当这股“80后”的旋风吹过以后，出版社和小作者们都将各有所获，到那时需要承担后果的，大概只有六神无主的文坛。

《人民文学》2005年第1期推荐篇目：空缺；2005年第2期推荐篇目：钟晶晶《家谱》。

看《当代》隋无涯2005年第1期的《当代》封面设计焕然一新，长篇小说的作者也是一个新鲜的面孔――贵州青年作家王华。

不同于许多“三农”题材的作品将焦点放在农民现实层面的苦难，也不同于阎连科《日光流年》等作品那样从整体的角度来解读“受苦人的绝境”，来自基层的作者王华将笔触深入到农民的内心世界，着力表现他们的精神伤痛。

因为工厂的污染，桥溪庄的男子都患上了不育症，这仿佛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们的头顶，使得所有对幸福的追求都变得脆弱不堪一击。

小说把几对青年男女及他们之间的情感写得非常细腻生动，然而，越是如此，因为不育而难成眷属、彼此折磨的处境就越是悱恻、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