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审判法官论坛·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综述

“家事审判法官论坛·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综述2017年5月5日，“家事审判法官论坛?未成年人保护分论坛”在上海举行，本次论坛由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华东政法大学共同主办，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协办，中美老龄问题研究中心承办。

上海市法学会常务副会长林国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祥青、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顾功耘等领导，以及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徐建，华东政法大学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来自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山东、安徽、江西等多个省市法院的法官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

与会代表围绕“未成年人保护”这一主题，分别就“家事审判制度改革”“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离婚案件抚养权”“离婚案件探望权”“亲子关系认定”等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与深入探讨。

一、家事审判制度改革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庭长王建平提出，为了奠定今后少年审判规范化运作、可持续发展乃至于立法完善的基础，建议建立符合少年家事审判规律的诉讼程序，进一步规范现有的离婚纠纷审理法则；谨慎处理抚养权归属纠纷；探索建立诉讼期间先予执行探望权制度、绿色通道制度、多元调解制度、圆桌审判制度、不公开审理制度、社会观护制度、诉讼引导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心理干预制度以及回访帮扶制度等；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监护权方面的法律规定，以应对《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遇到的新问题。

王建平庭长认为，少年家事审判工作涉及政府和多个社会领域，需要各方通力合作，进一步完善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一条龙”的工作机制。

除此之外，还要根据案件审理中反映出的政府管理、社会管理、社区管理和学校管理等问题，适时提出司法建议，帮助有关机关和单位堵漏建制，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各项措施，强化司法预警、引导和保护功能，增强办案效果。

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认为，当家事诉讼中涉及未成年人利益时，现行立法与诉讼程序已难以有效契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主要体现为：第一，未成年人无独立的诉讼地位，诉讼能力不足；第二，法官单纯消极居中裁判，易导致未成年人利益受损；第三，刚性的审理程序难以抚慰家事诉讼中遭受情感损伤的当事人及未成年人；第四，诉调对接与调解机制尚待完善。

王伟法官建议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审判模式进行如下改革：第一，转变审理思路，变更审判模式，将能够帮助控制、转变非理性情绪的审理要素纳入到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审理中去。

第二，将诉前调解作为涉未成年人家事诉讼的起点，利用调解更易于被接受、更具柔情的性质，有效发挥居中人员的能动性，实现调判的有效衔接。

第三，在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的审理中，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身心发展、认知能力的不同，在诉讼引导和释明上作相应区别对待。

另外，还应当贯彻社会观护制度和心理干预与矫治制度，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夏孟宣等人认为，当前涉未成年人家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诉前重视父母离婚自由而轻视未成年人的主体地位；诉中重视身份和财产关系的处理而缺少对未成年人人格和情感的保护；诉后重视约定协商的内容而轻视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内容的实际履行效果。

对此，夏孟宣法官等人建议，在婚姻关系上，从家庭自治到公权介入，限制有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明确界定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在诉讼程序上，从平等对抗到弱势倾斜，建立特殊的家事证据裁判规则，强化法官审理案件的职权探知；在位阶次序上，从权利本位到义务先行，从离婚自由向涉未成年人保障优先转变，父母探望由权利向义务转变，抚养费由道德约束向强制转变；在权利保障上，从涉未优先到利益最大化，突出未成年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设未成年人独立代表人制度，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夏孟宣法官提出，虽然家事纠纷本属家庭内部自治的范畴，但一旦进入诉讼程序，法院则应从保障弱势群体尤其是未成年子女角度出发，强化职权主义，打破家庭自治和个人协商的状态，实现国家公权力对家事诉讼的合理介入，促成离婚自由前提下未成年子女权益的最大化。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李佩指出，离婚案件的处理不仅要解决当事人的情感纷争，而且要承担起调整、修复和治疗家庭关系等功能，维护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

但是我国目前离婚诉讼制度中关于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维护现状堪忧，原因在于：第一，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第二，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离婚诉讼中主张、保障未成年子女被抚养、教育权利的具体措施和途径；第三，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未成年子女权益不能得到救济的法律后果；第四，长期以来将子女问题作为离婚案件附属问题的审判思维和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为此，李佩法官提出离婚诉讼中未成年人救济制度的构想：第一，在婚姻法中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第二，细化未成年人在离婚诉讼中的权利；第三，在离婚诉讼中建立未成年人权利救济制度，协调好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宝勇、江或超指出，随着我国监护制度公法化步伐的前进，如何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促使监护人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对监护失当的未成年人给予司法保护，是当前司法实践的热点与难点问题。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陈宝勇法官和江或超法官在分析了我国现有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提出以下设想和路径：第一，构建亲权与监护制度相区分的立法体例，将父母与其他监护人进行严格区分。

第二，取消由群众自治组织和单位??任监护主体的规定。

第三，明确监护人资格条件，并应以列举的方式规定监护人的消极资格，以便于实际操作。

第四，设计关于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特殊诉讼程序。

第五，完善、细化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并充分发挥当地基层组织的指导和监督作用。

第六，完善监护监督制度，及时发现监护不当和侵权行为，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卞文林、张钰梅认为，有必要建立监护人失责处分制度，责令对未成年人放任不管、缺教少护、教而不当的监护人承担必要的行为责任。

其中，处分的种类包括公开训诫、强制接受亲职教育培训、罚款，并纳入监护人的个人信用记录。

具体而言，公开训诫的内容通过报刊或互联网等媒体予以公示；罚款则是责令失责的监护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其教而不当行为的惩罚，以此督促监护人履行管教职责；强制接受亲职教育培训，则是责令失责的监护人到指定的教育机构接受一定期限的亲职教育辅导。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林晓萍认为，我国目前对困境未成年人（指正在遭受或可能遭受暴力、危险、疾病、遗弃、虐待和其他形式伤害的未成人群体）的监护制度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对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如何进行监护补位这一问题存在立法空缺。

第二，没有规定委托监护中监护人、被监护人和受委托监护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

第三，单位监护徒有虚名，难以操作。

第四，对监护情况缺乏监督和管理。

对此，林晓萍法官提出将社会监护制度作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快予以修订完善：第一，将监护主体划分为自然监护人和社会监护人；第二，将监护方式划分为法定社会监护、指定社会监护和意定监护；第三，在社会监护的介入上，应明确设立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人；第四，在现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础上补充制定可操作的法律条文，建立完整的监护权变更、撤销、转移、恢复等制度。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曾雪梅针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国家应当将每个未成年人都纳入监护的范围；第二，应当将监护机关划分为监护权力机关、监护执行机关、监护监督机关和监护保障机关；第三，国家监护制度应当包括监护监督、监护救济和直接监护等内容，构建监护事件发现报告制度、社会调查评估制度以及紧急救助制度等监护辅助制度。

福建省长泰县人民法院法官姚毅奇和天津师范大学教师冯源认为，对儿童监护事务的处理，应该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替代儿童优先原则，建立家庭与国家之间分工协作的模式。

姚毅奇法官和冯源老师针对改革监护能力评估机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细化尊重儿童的自决权，结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尊重儿童对于监护模式、监护人选择的意见表达；第二，家事审判逐步引入心理测量、评估、分析、治疗等方法；第三，聘任符合相应条件的群众担任家事调查员，协助开展家事纠纷案件的调查和调解工作。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郑玉平认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务工，导致监护缺失，会使家的屏障作用弱化甚至消失，从而导致留守儿童没有安全感，直至出现厌学、校园欺凌、女童遭受性侵害、交通事故、自杀等严重后果。

为了保障留守儿童的权益，在法律层面应当进行三个方面的完善。

第一，赋予未成年人探望权，将未成年人列为探望权的主体。

第二，健全委托监护制度。

我国的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并不完善，现有的规定没有明确委托监护的性质以及委托监护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等。

因此，应当对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合同的订立、内容、变更与终止，委托监护中的责任承担等进行全方位的探讨，努力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促进未成年人委托监护制度的完善。

第三，对长期不探望未成年子女的父母适用撤销监护资格制度，但是要规范适用流程和条件，且要征询未成年子女的意见。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法官陈程认为，我国缺少家庭教育专门性立法，家庭教育的法律地位长期得不到确认，由此导致家庭教育工作人员的选任与管理、家庭教育市场的发展与培育、家庭教育工作经费的投入与保障、家庭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等都难以得到有力支持。

为此，陈程法官针对家庭教育立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立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包括三类家庭教育法律关系，即家庭教育实施（狭义的家庭教育）法律关系、家庭教育指导法律关系、家庭教育指导管理法律关系；第二，立法应明确政府和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和管理中的相关责任；第三，家庭教育法的制定应突出倡导性、原则性条款，不宜出现较多的惩戒性、强制性条款。

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杨晓萍法官指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因主体的边缘性受到了长期的忽视，其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受到严重威胁。

杨晓萍法官认为，我们需对预防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犯罪问题予以特别关注。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群体的犯罪预防工作，应当以福利关怀为主，审判机关通过一系列服务管理措施来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

具体而言，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犯罪的主要原因包括：第一，模仿效应。

未成年人很有可能认同父母的价值观，模仿父母的犯罪行为。

第二，标签效应。

服刑人员子女被标签化为潜在犯罪者，他就逐渐自我修正，真正成为犯罪者。

第三，受挫后的攻击效应。

现实的社会排斥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心理受挫，报复社会。

对此，杨晓萍法官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在立法层面：第一，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保障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权利；第二，设立专门的机构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第三，发展寄养制度，发挥民间组织的功能；第四，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重视执法的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