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戏曲艺术研究的人类学转向_李银兵

第29卷第4期中国戏曲学院学报Vol.29.No.4 2008年11月Journal of Nati试论戏曲艺术研究的人类学转向■李银兵　甘代军摘　要:在传统的戏曲艺术研究中,研究者一般把研究重点放在戏曲“纯美学”的研究上,这样就使戏曲艺术研究陷入了研究的“纯思的困境”、“美学的困境”中。

而人类学以从实践出发的学术价值取向、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价值溯源、实现艺术审美和文化研究间会通中的并接的理念介入戏曲艺术研究则恰恰能使传统戏曲艺术研究脱离其身陷的困境,开创一条新的戏曲艺术研究的有效途径。

同时,戏曲艺术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也产生出了多重的研究意义。

关键词:戏曲　人类学　必要性　可能性　意义传统戏曲艺术的研究普遍存在着把研究对象视为诠释既有的理论观点、学术范式、意识形态、研究者的固有观念之注脚的弊端。

在这种研究模式下,艺术生活、文化事象、艺术人物等都变成了由研究者根据其需要任意剪裁的纸片或可方可圆的面团而不是作为鲜活或灵动的艺术世界中的嬗变体。

这种程式化的戏曲艺术研究致使研究成果的急剧膨胀与成果的探索革新之间形成弱相关关系的学术泡沫现象严重。

有鉴于此,以参与观察、描述与解释具体文化为出发点的人类学介入戏曲艺术及审美问题研究,在美学与人类学之间架构起的一个跨学科领域或人类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戏曲人类学(Theatre Anthr opol ogy)就顺势而出了。

而正在培育与建构之中的戏曲人类学牢固树立从实践出发的学术价值取向、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价值溯源、实现艺术审美和文化研究间会通中的并接的理念去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生产出了有效、有益、有用的戏曲艺术新知识和新观念,进而实现了作为中华文化瑰宝的戏曲艺术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建设模式。

这样,戏曲人类学就让戏曲艺术“从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美学回到琐屑但却鲜活的艺术实践以及审美经验”①中去了,其不失为戏曲艺术发展与革新的一条有效路径。

一、戏曲艺术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必要性分析戏曲艺术是观众通过戏曲演员的表演去享受赏心悦目的“乐”与“美”的艺术形式。

在其中,“观物取象”的审美观照、“写意摹情”的戏剧观、“意象”的形象思维、“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段、“诗化”的审美核心、“传神”的审美追求、“中和”与“圆”的形式美感等融合的传统美学精神集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

这些精髓都是在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戏曲艺术创作的稳定因素。

同时作为一门舞台艺术,戏曲还在不断把握戏曲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审美观念的契合点中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总之,戏曲艺术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在追求美的本质与艺术的本质中不断前行。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戏曲艺术研究中出现了难以举步前行的“高原现象”。

因为过去“美学热”研究中对“美”的本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思辨和无谓争论的层次,这样对美的本质的研究就没有留下太多的空间了。

特别是拿中国各少数民族的艺术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艺术或民间艺术去验证一些“美”或“艺术”的定义时,发现它们的解释力非常有限。

著名学者郑元者认为在追求美的学科中面临至少两个问题:一是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有一个根本的致命缺环,即对世界各民族的艺术以及现代中国的民间艺术和民间经验缺乏富有生机的美学思考。

所以,中国的美学原先所面对的主要是一种贵族式的经验或精英式的经验,忽视了民间的东西。

二是中国现代美学几乎是西方美学思想体系在中国的推展和演绎,其理论和思想的原创性程度作者简介:李银兵,玉溪师范学院教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艺术人类学;甘代军,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民族学、伦理学。

《戏曲艺术》2008年11月　很低;而西方的很多哲学家、思想家,习惯于直接从他们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演绎出一些有关美和艺术的抽象理解,营构出种种美学理论,但对人类艺术的历史事实及其复杂性问题的认识则往往有严重缺失。

②这也就是学者何明所说的“美学的困境、‘纯思’的困境”。

③这样从艺术实践和审美经验出发,对有关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具体问题做出解释或回答的学科的呼唤就迫在眉睫了。

相应地,作为对美的诉求的戏曲艺术研究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转化十分必要。

“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戏剧是离人最近的艺术。

”④从发生学角度看,尽管学界对艺术起源问题的探讨众说纷纭,但关于艺术这一文化形态乃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认识却是没有问题的。

而在经历了西方学院知识体系梳理建构后,“艺术”以庞大、思辨的美学理论和专门化的技巧体系为支撑,成为一类特殊的、逸出日常生活、超越大众并带有特权意味的文化现象。

在学科自足的发展过程中,戏曲艺术不但在大众视野和认知中被神圣化、神秘化,同时也不断强化了与其他人文学科间的知识壁垒,专业知识隔阂成为学者在问津艺术现象时面对的直接困难。

虽然戏曲艺术最重要的虚拟性和程式性特征决定了戏曲艺术是高于生活的艺术,但是高于生活的艺术,并不表示是脱离生活的艺术。

戏曲艺术本身是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交融的产物,只是在时空中戏曲艺术打破了生活的无限而表演的有限的禁锢。

因此,脱离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生活世界的戏曲艺术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格罗塞就明确指出:“艺术科学的研究应该扩展到一切民族中间去,对于从前最被忽视的民族,尤其应该加以注意。

”⑤其实,格罗塞的意思就是说艺术科学研究必须回到社会生活的实践中去,因为无论是处于物质资料不足的匾乏社会还是生产过剩的消费时代,人类总是在生活世界中体验着艺术,创造着艺术,进行着审美。

有鉴于此,从生活的实践出发“就是要洞穿阻隔学术世界与生活世界的‘柏林墙’,让艺术人类学担当起直面、描述、解释与批判生活世界的神圣使命,在艺术和审美研究领域开启出被遗忘的生活世界的广裹田野”⑥。

同时,戏曲艺术研究回到生活世界的实践中去还有利于戏曲艺术“摆脱传统美学对精英艺术的过度关注和对民间艺术、群众性艺术漠视的狭窄思想束缚,拓宽美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使美学得到民间审美经验和大众审美经验的启发、汲取边缘文化的活力和来自听觉艺术的审美经验,从而弥合美学与草根文化之间的裂痕,激活中国美学对本土艺术与现实文化的理性思考”⑦。

而这一切是如今戏曲艺术研究中的薄弱之处,但恰恰是人类学研究的长处,因为“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属性是实践”⑧。

不可否认,过去在对中国戏曲“纯艺术“的研究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比如在戏曲的发展史、舞台艺术、戏曲理论史、演员角色、风格流派等方面的成果足以证明之。

但学者王建民认为“应当倡导从技术和艺术形式层面开始对艺术进行深入的解释,完全离开艺术本体进行研究也许并不是一种可行的途径。

但是,决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技术和艺术形式层面的讨论,而要努力由技术和形式了解艺术创造者们的文化理念,发现背后的概念系统和意义体系,认识与之相关的其他许多因素。

”⑨中国艺术研究院刘祯研究员也指出,在“纯”戏曲研究中,民间是没怎么纳入学者们的学术视野的。

当然,也有学者注意到民间,比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南戏的考证勾稽,对象是真正民间的,但关注的视角和方法还是传统的,并没有建立起民间的主体地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戏曲研究硕果累累,戏曲几成显学,但从发展与未来趋向看,真正有一种回归民间的新势是最值得我们注目的。

在“纯”戏曲研究中,民俗文化似乎与之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戏曲早期在民间的演出活动是很难从民俗事项、民俗活动中剥离出来的,“纯”戏曲是戏曲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被士大夫接受后的一种生存状态。

戏曲与民俗文化的关系似乎已渐行渐远,但民俗文化原本是戏曲具有原生态性质的存在基础,戏曲需要回归民间。

⑩这些都说明了戏曲艺术是来自生活世界的,也应该回到生活世界中去。

但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说明了戏曲不仅仅是一门艺术,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民俗文化,因而也应该把其作为民俗文化去研究。

因为戏曲“纯艺术“的研究一方面会影响戏曲研究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戏曲研究的单一、空洞、抽象,甚至使戏曲研究最后走向枯竭的地步。

而戏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则能弥补这些研究局限,因为人类学就是通过研究文化来理解人性的学科,或通过研究时空和结构中的异文化来理解人类共性、自性和他性的学科。

λϖ这样,在对作为文化的戏曲艺术的研究中就有人类学转向的必要了。

二、戏曲艺术研究的人类学转向的可能性分析针对戏曲艺术研究出现的缺陷,笔者认为其向人类学的转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人类学自身的品质决定了其能承担起戏曲艺术研究所赋予的重任,因为田野调查的实践观、对他者生活世界的关注以及文化的整体分析等都是人类学　第29卷第4期李银兵　甘代军:试论戏曲艺术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武器。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也称为实地调查或“参与式观察”。

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住居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

λω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具有如下要求:第一,亲历性;第二,整体性;第三,边界性;第四,内在性。

λξ以前戏曲艺术的研究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其追求的是普适性的规律,是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

这样的研究方法容易走向空泛,容易在所谓的“艺术的本质”、“艺术的起源”、“艺术的自律性”、“艺术的他律性”等问题上转圈。

而创建戏曲人类学就是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方法引入戏曲艺术和审美问题的研究之中,根本目标是解决当代美学本体论即“美的本质”、“艺术的定义”、“艺术的特征”等消解之后提出的有关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具体问题的分析尤其是实证性研究需求,开辟一条从经验事实和实践出发研究艺术及审美问题的新途径。

这也是创建戏曲人类学学科的基本依据和价值所在。

而人类学的实践把戏曲理论和方法与人们的经验生活结合起来,实现实践本身所要求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融。

作为主体的戏曲理论在实践中被客体化,接受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洗礼。

同时,在实践中的戏曲理论和美学观也找到了开拓和创新的武器。

格尔茨这句话就最能体现人类学介入戏曲艺术研究的可能性:“必须关注行为,而且要有某些精确性,因为文化形态正是在行为之流中得到表达的。

当然,它们同样也在各种人造物和各种思想状态中得到表达;但它们的意义来自它们在现行生活模式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来自它们互相之间的任何内在关系。

” λψ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他者,关注的是他者的日常生活;人类学是通过对他者的研究来反思自我的学科。

戏曲艺术要回归生活世界,走一条生活化的道路。

这样,对生活世界的意义和价值诉求的研究就把人类学和戏曲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一方面,生活化的戏曲艺术能很好地打破横亘在所谓“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间的界限,在艺术与生活中达到一个共融。

也就是说,在主体间的生活世界中艺术家和民间艺人、演员与观众都能受到共同的艺术美的熏陶,感受艺术美带来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