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之比较研究_刘蕊

［摘要］刑事简易程序有着十分重要的刑事程序分流作用，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同时也面临着程序公正与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问题。

我国大陆与台湾均在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二者在启动、审判以及救济程序等方面有着相同相通之处，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文中就大陆与台湾刑事简易程序的上述几个方面进行异同比较，包括历史沿革、程序的启动、审判、救济程序等。

根据分析结果并结合大陆地区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刑事简易程序的修改，对我国大陆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如注重并加强对被告人选择权的保障、建议进行程序分级等。

［关键词］刑事诉讼；刑事简易程序；简易判决处刑；简式审判［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628（2013）04－0000－00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追求审判的公平、公正，因此设置了直接审理原则、言词审理原则、公开原则等基本原则来约束普通审理程序，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

但国家司法资源具有有限性，诉讼经济也是程序法追求的价值之一，为了合理、有效的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保证诉讼效率，实现诉讼经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了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是相对于刑事普通（通常）程序而言的，是指法院不经普通的审理程序而径行对案件定罪科刑或按简易审判程序审判案件的诉讼程序。

”［1］我国大陆地区以及台湾地区也无例外的设立了刑事简易程序［2］，当然二者的刑事简易程序有着诸多异同之处。

台湾地区近年来数度修改刑诉立法，总体上朝着“扩大适用范围”的方向前进。

而大陆地区在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更是对简易程序部分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不仅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而且增加被告人的同意作为启动简易程序的要求。

确实，我国大陆地区此次刑诉法对于简易程序的修改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是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我们也不能仅凭台湾修法中存在的问题就断定其刑事简易程序无可借鉴之处，而要看到其制度的诸多合理之处。

因此，下文的论述，笔者将分别对二者的刑事简易程序做出论述，并分析其亦同。

一、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历史沿革与结构（一）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历史沿革1.大陆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历史沿革我国大陆地区在1979年之前没有《刑事诉讼法》，而在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中，仅规定一些简单轻微的案件可以由法官独任审判，但仍未设置专门的“简易程序”。

在1983年9月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中，针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案件，建立了一种与法定程序不同的“速决程序”，这就是实践中的“严打程序”［3］。

虽然立法机关并未对这一“速决程序”明确定性，但其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的刑事简易程序［4］。

虽然这一程序确实起到了加快了刑事司法速度的作用，但同时又使其他更为重要的价值目标受到侵害，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之比较研究刘蕊（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收稿日期］2013-04-28［作者简介］刘蕊，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在读生。

第28卷第4期2013年7月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OURNAL OF GUANGXI ADMINISTRATIVE 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Vol.28.No.4July 2013111使诉讼效率、程序公正等方面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不仅破坏了现代刑事诉讼包括控审分离等多项原则，而且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甚至基本人权。

基于“速决程序”所带来的上述消极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要求废除这一程序，建立专门、健全的刑事简易程序的呼声日渐高涨。

在理论界的呼吁［5］与刑事受案率逐年上升［6］、被告人权利保障不力等现状带来的实践需求下，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开创性的规定了“刑事简易程序”，同时废止了实行十几年的“速决程序”。

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简易程序作为专门一节，规定在审判程序一章，仅6个条文，对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审判方式、审限等作出规定。

至此，我国大陆地区正式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刑事简易程序。

但是因为条文数量过少，无法满足刑事司法程序在实践适用中的需要，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及规定相继出台。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共有14个条文，对刑事简易程序的实践适用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增加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审判程序的具体要求等。

到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司法部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做出了进一步细化。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司法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意见），规定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程序，即“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

但是，因为适用范围较窄、程序规定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实践中地方法院适用简易程序率普遍较低但案件压力却逐年上涨，而普通程序简化审程序又存在正当性等问题，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中对简易程序做出根本性的修改。

2012年《刑事诉讼法》整合了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已有司法解释中关于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有关规定，将二者规定在简易程序中，扩大了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7］，新增不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的规定，并对审理程序等做出修改及细化。

2、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历史沿革1967年台湾刑事诉讼法历经全文修正，并更名为《刑事诉讼法》而成为现行法。

其中将1967年之前借鉴德国的处刑命令程序规定的刑事处刑命令程序，修改为“简易判决处刑程序”。

时至今日，这部法律已经历多次修改，原来的处刑命令程序也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成为今天的简易处刑程序。

近年，台湾修法频繁，刑事诉讼法也历经数度修法变革［8］。

至此，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事简易程序包括刑事简易处刑程序，以及2003年增加的“简式审判程序”，其中对于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案件范围、科刑限制、不宜适用建议程序等均做出了规定，从而形成了今天台湾刑事简易程序的多元格局［9］。

（二）我国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结构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简易程序在“简易判决处刑程序”的基础上，经2003年增加“简式审判程序”修改使刑事简易程序呈现多元化特点。

从横向上看，台湾地区的刑事简易程序包括简易判决处刑及简式审判程序。

从纵向上看，包括侦查中现存证据证明了的简易程序适用、侦查中被告人自白情况下的简易程序适用、审前被告人认罪的简易程序适用［10］。

大陆地区经过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之后，简易程序部分仍然是一元格局，无论是审判程序，还是案件适用范围均较为单一标准，并无“层次化”特征，而这也是历年来简易程序受到学者争议的一点［11］，但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并未在这一点上做出突破。

台湾地区历经数度修法，总体趋势是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而大陆地区此次刑诉法修改中也将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扩大至基层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

立法机关作此修改的目的均在减少法院审理案件压力，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是这种修改如果不经充分的正当性论证以及严格限制，极有可能成为法官规避繁复的普通（通常）程序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程序，从而对诉讼的公正性以及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产生极大危害。

而台湾地区及大陆地区在刑事简易程序上的规定是否在这两个目的间寻求平衡，在下文中将进行具体论述。

二、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内容比较（一）刑事简易程序的启动1.刑事简易程序的启动方式台湾地区刑事简易程序的开启，包括两种方式：（1）依检察官之声请而启动，根据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51条“简易判决之声请”的规定，“检察官审酌案情，认为宜以简易判决处刑者，应112即以书面为声请。

”该书面声请准用第264条关于起诉的规定，并且与起诉具有同一效力。

根据第449条、第445条－1的规定，两类案件以该种方式启动：第一，依侦查中之现存证据，已足以认定其犯罪的案件，由检察官声请适用；第二，依侦查中被告人之自白，已足以认定其犯罪的案件，由被告请求检察官提出声请，检察官同意的，以被告之表示为基础，向法院求刑或为缓刑宣告之请求；（2）法院径行启动，根据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99条Ⅱ的规定，对于“被告人在侦查中之自白或其他现存之证据，已足以认定其犯罪之案件”，而检察官未声请简易程序而依通常程序起诉，“经被告自白犯罪，法院认为宜以简易判决处刑”。

这是1995年修法时增加的内容，赋予了法院径行将通常程序转化为简易判决处刑之权限。

另外，2003年修法中增加了“简式审判程序”，根据第273条之1“简式审判”的规定，该程序的适用在符合法定条件下，由法院决定，即亦为法院径行开启简易程序适用的方式。

根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208条的规定，大陆地区的刑事简易程序也有两种启动方式：（1）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意见合致，且被告人无异议。

即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建议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但是否适用，还需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包括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以及人民法院也决定适用；（2）人民法院决定适用且被告人无异议。

这是在没有人民检察院建议的情况下，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获得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决定适用。

我国大陆地区《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简易程序的启动方式有很大不同：台湾地区或者要检察官与法官对适用简易程序“合致”或者仅依法官径行决定适用；而大陆地区在此次修法中赋予被告人选择权，强调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的同意。

笔者认为这是比台湾地区相关规定先进之处，体现了被告人权利及诉讼公正的保障。

台湾学者也认为在简易程序的启动中，应有“被告人同意”的要求［12］，这是保障比例原则与听审原则的要求。

另外，台湾地区对于“法官径行决定”的授权也欠妥当，这无法防止发生法官滥用这一权利规避案件审理压力的情况发生。

但是大陆地区赋予“被告人选择权”的做法虽然合理，但是可能发生其他问题，如这一规定使“被告人的同意”成为开启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这在实践中可能发生对被告人口供的重视，使其重回“证据之王”的地位。

因此，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审判人员应当询问被告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意见，告知被告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确认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