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落后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首次全面制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前提，这种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全面的全球生产。

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在1848年革命前夕所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英美法德这些文明国家里，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

”1874—1875年初马克思在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的批语中写道：“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

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

”基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当时理论，一个国家想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要首先完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但纵观历史，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再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都并未遵循这个规律，那么，是否说马恩的思想是不正确的？是否已经不符合近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又或者说，俄国与中国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偶然？首先，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问题，俄国的封建统治结束与20世纪初，资本主义势力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整体上对于国家权力的掌控能力还略显不足，再加上二十世纪初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壮大，同时拥有人民支持与充足的武装力量，所以在一声炮响中，布尔什维克摧枯拉朽般就摧毁了以科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罗斯临时政府。

再加上由于俄国原本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国家，人民关于民主与革命的思想淡薄，普遍思维还只是吃饱穿暖的小农思想，连年的重税以及对外战争不断地失利使得人民对于临时政府怨言颇多，所以在当时以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能够迅速的得到民心，进而在短时间内稳固革命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前的中国与俄国有着相似的情形但更为复杂，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中央集权政治极大地得到了稳固，即便在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情况下，底层的农民对于清政府仍存有幻想，革命意识及其淡薄。

自古以来，由于封建势力的根深蒂固，重官轻商思想观念的牢固，使得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举步维艰，中国的资产阶级实力微乎其微，资产阶级革命也就无从谈起。

二十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剥削不断加深的同时，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国也接收到了关于社会与制度的新的看法，有识之士对于改造社会的愿望也愈发迫切，最终结束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

在清政府垮台后，北洋政府作为一个新兴资产阶级政府没有及时的掌握国家权力，导致内部矛盾冲突严重，最后造成了分崩离析的军阀混战的局面。

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至中国，无产阶级先驱者们意识到在当前的局势下，无产阶级众多的中国社会同样可以向俄国学习与借鉴，而在随后的三十年中，在解决了众多内外矛盾后，中国共产党最终建立了以无产阶级政党所领导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中国和俄国之所以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在一系列的偶然中所产生的必然。

是在当时世界形式，国家内部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各种多方面的促成，不是单一的条件能够决定的，而是一个整体的问题。

毛泽东曾这样描述中国人如何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好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于是中国人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转向了十月革命。

”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历程，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大都发生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些落后国家大都流产。

是因为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另一方面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落后和不发达。

如果不是从世界的整体联系中，而是从单个国家的角度孤立地看发达与不发达，那就很容易把这两种状态看作仅仅是一国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

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就应当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的发展道路。

早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时期，这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就颇为流行。

20世纪30年代，帕森斯等人建立的结构功能论采取了传统性现代性的两分法。

50 60年代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把这种分析推向极致，它首先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中获得现代性的属性，然后又把对这些属性的获得设想为现代化的标准。

现代化理论家试图把历史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特殊价值观和制度普遍化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一切问题都会解决但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怎样向西方学习，大多都未能获得成功。

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依附论”就是作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而出现的。

依附论学者提出：为什么落后国家没有沿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常见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以及为什么它们一直没有进展或进展很慢。

对此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问题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状况。

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一大部分被掠走转移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

依附论学派的主要学者弗兰克也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是以其他地区的不发达为代价的。

发达与不发达的关系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

这两种状态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且是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

不发达并不是由于孤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所造成的。

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的同一个历史进程。

他在1998年出版的《白银资本》中指出：我们不仅在世界经济史方面需要这种全球视野，而且也是为了我们能够在全球整体的范围内给从属和参与世界经济的部门，地区，国家以及任何片断和进程定位。

因为它们都不过是这个全球整体的组成部分。

尽管依附论学者的观点未必都精当，但他们从经常被人们忽视的世界整体联系出发来探讨发展问题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正是马克思的方法。

人们在考察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力量时，往往把视线凝聚于城市的社会集团，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

其实，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初，尽管先进的思想来源于城市，但人口的大多数却在农村。

农民对现代化道路的影响比人们预料的要强烈得多。

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革命重心从西方转向东方。

东方国家大多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在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20世纪的农民革命在两个方面引起人们的关注，一是得农民者得天下。

在法国，俄国和中国情况都是如此。

在这三个国家内，农民多是自发起来推翻旧的农村政治和社会结构，夺取土地。

在乡村建立新的政治和社会体制。

没有农民的这种行动，这三个国家的革命不可能称之为革命。

二是农村变动与现代化走向的关联。

如果说封建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的联姻是西方民主道路蜕化为法西斯道路的转捩点。

那么共产党人集合起千百万对旧制度切齿盈愤的农民群众向反动统治秩序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则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

对于农村变革与现代化未来走向的关联，列宁在俄国民主革命时期就作过分析指出俄国农村变革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普鲁士式的道路，另一条是美国式的道路。

在前一种情况下，农奴制地主经济缓慢地转化为资产阶级容克式的经济。

这无论对农民还是对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来看都是最不利的。

在后一种情况下，用暴力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平分给农民。

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同时对农民也是最有利的。

这两种不同趋向虽然都停留在资产阶段制度范围以内。

但是它们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形式发展的速度以及进步影响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列宁主张走后一条道路使俄国资本主义在自由农民变为农场主的情况下获得迅速发展。

列宁写道：我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恰恰在于革命要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呢？还是通过地主对农民的胜利?俄国并没有出现走美国式道路的前景,而是通过农民对地主的彻底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上这条道路的决定性力量是工农联盟。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关于工农联盟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列宁发现了农民是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同盟军。

十月革命后，列宁联系俄国未来的发展，又先后提出了两条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相连的农村变革的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在十月革命前后逐步形成的，先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再通过集体农庄走向社会主义。

第二条道路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逐步形成的，通过合作社走向社会主义。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兴起与农民的关系尤其密切。

与西欧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不同。

十月革命前，俄国农村中的主要政治力量不是布尔什维克，而是社会革命党。

而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前已成为农村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的力量，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了政权。

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起步创造了基本的前提。

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和中国等国取得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类型独居的世界格局。

开辟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道路。

然而，落后国家在跨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如果不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就不能真正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面临的最大课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探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落后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时，与民粹派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他们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同大工业和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是同落后国家必须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落后国家虽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必须以吸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为前提。

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世界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

因此，社会主义不仅不应当破坏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而且应当自觉地驾驭和进一步发展这种全球的全面生产和全面的依存关系。

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在历史起点上不同于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

因而所处的历史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等方面都必然不同。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忽视了这个不同。

把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很短暂的阶段。

犯了急于求成和超阶段冒进的错误。

结果欲速而不达。

列宁晚年便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从而快速发展生产力来向共产主义来过渡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也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