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审美人类学主客位视野中的壮族歌圩及其文化符号意义

审美人类学主客位视野中的壮族歌圩及其文化符号意义

罗远玲

一．引论

壮族歌圩源于对偶婚时代，凝结着壮族人民的诗性智慧，是壮民族精神、审美意识、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壮族人民自己的文坛。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壮族歌圩的研究成果颇多。这些成果大致可分为专著类和论文类两大部分。专著类成果主要有黄勇刹的《歌海漫记》、《壮族歌谣概论》、潘其旭的《壮族歌圩研究》等。论文类成果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1．对歌圩源流的探讨，如农学冠的《壮族歌圩的源流》等：2．对歌圩流变的整体梳理，如周作秋的《论壮族歌圩》等；3．专门探讨歌圩与婚姻、宗教、意识形态等的关系，如张铭远的《歌圩与壮族婚姻》、黄秉生的《歌圩与壮族的审美意识》、陆干波的《壮族歌圩文化延续原回初探》等；4．关于歌圩的语言学探讨，如蒙宪的《歌圩壮称的语言民族学探讨》等。[l]此外，我国的民俗学之父钟敬文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对壮族歌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写下了《刘三姐传说试论》、《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等论著，提出“社会风俗为集体创造的产物”，“刘三姐乃歌圩风俗之女儿”等重要观点。[2]

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歌圩的起源、发展、功能、内容、形式，以及歌圩中的“歌”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梳理了歌圩的发展流变过程。但歌圩是属于广大民众的，以往研究的“他者”视角拉开了歌圩与民众之间的距离，研究者没有太多地关注歌圩主人的反应，造成了“我者”的缺席。本文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整体观、时空观，把壮族歌圩的发展流变看作一个文化变迁的时空延展过程，并用主客位互换和解释人类学的方法透过种种变迁的现象，力图探寻壮族歌圩发展的文化规律并提升壮族歌圩的符号象征意义，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壮族文化的这一重要载体和象征提供新的角度。

二．文人一官员——一客位视野中的壮族歌圩

壮族歌圩在不同时代不断发生变化。原始氏族社会里，大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对它毕恭毕敬。每到祭祀的日子，氏族成员全体出动，载歌载舞，向神祷告，祈福禳灾。歌圩的雏形在宗教外衣的包裹下逐步发展。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演进过程，随着神的地位的淡化，人的主体意识的增强，最初的祭祖活动成了一项以青年男女互相酬唱为主的文化活动，歌圩在唐代得以真正形成。明清时代的歌圩规模已经很大，较大的歌圩参与者达千余人，人们“唱和竞日”。到了清代中叶，由于“改土归流”在壮族地区大力推行，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封建统治者把群众自山歌唱为乐、男女自择婚配视作“伤风败俗”，明令禁止。到了民国期间，禁歌更为严厉。官方甚至派军警来驱散歌圩场上的人群，逮捕唱歌人，但壮族歌圩仍然禁而不绝。1949年以后，歌圩又获重生。随后几经波折，20世纪80年代以来，歌圩终得以自山发展。可是，民间的歌者似乎少了。“歌王”方希德的儿于也没有继承父业，他直言：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

喜唱山歌了。尽管如此歌圩却依然从乡野走向都市。1993年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广西国际民歌节”。1999年，广西区党委、政府决定将举办了6届的“广西国际民歌节”改名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每年由南宁市人民政府主办。至今，南宁国际民歌节己成功举办了三届，力争发展成为广西的优秀文化品牌。

短短数语，无法囊括歌圩流变坎坷历程的个中滋味。壮族歌圩在封建社会里“禁而不止”，越禁唱歌人越多；而改革开放以后，歌圩有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歌者却渐少：官方大力提倡，民间“以歌代言”的习俗却鲜为人见了。原因何在？依照人类学的观点，“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即事件参加者本人和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作出科学的、客观的评价。前一种研究文化的方法称为主位研究法，检验主位研究法的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在于那些记述和分析是否符合当地人的世界观，是否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有意义的、恰当的。后一种研究法称为客位研究法，检验其记述和分析是否恰当，只看它能不能就有关社会文化异同的原因作出科学的理论。”[3]从这两种不同的角度全面地看待同一事物，可尽量避免研究有失偏颇。因此，本文将从传统文人一官方、传统百姓、现代官方、现代百姓四个角度去展示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作用下，“主位”和“客位”的视角转换中不同的壮族歌圩。

1．传统文人眼中的歌圩

在传统社会里，掌握文字文化的是文人，广大中下层人民没有识字的权利，但他们充分地运用了说唱文化，即回传文化。歌圩现象就是壮族民众说唱文化高度发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文人对歌圩的看法散见于各种文献中，他们的观点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文字文化”对“说唱文化”的看法。

（l）汉代的王选在《楚辞章句》中记载：楚国南部之邑，源湘之问，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2）明代的邝露在《赤雅》中记载：“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名山，五丝刺同心结，百纽鸳鸯囊。选峒中之少好者，伴峒官之女，名曰天姬队。余三三五五，采芳拾翠于山椒水泥，歌唱为乐。男亦三五成群，歌而赴之。相得，则唱和竞日,解衣结带，相赠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中秋节。”

（3）《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1450卷记载：明朝时，统治者在壮族地区大肆推行封建礼教，“凡冠婚、丧祭渐遵文公礼”，但是传统习俗在那些“穷乡下邑”仍然保持强大的势力。连统治者也只好哀叹：“可见因袭之弊久矣，久则难变也。”

（4）清代赵翼的《檐曝杂记》第三卷“边郡风俗”记载：“粤西土民及滇黔苗、倮风俗，大概皆淳朴，唯男女之事不甚有别。……当圩场唱歌时，诸妇女杂坐。凡游客素不相识者，皆可与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载圩场，夫见其妻为人所调笑，不嗔而反喜者，谓妻美能使人悦也，否则或归而相诟焉。”

（5）《庆远府风俗考》记载：“当地民族……‘婚不避姓，时节日男女答歌苟合。”

（6）《镇安府风俗考》记载：“本府……正月男女抛球答歌，渎戏婚娶，不分亲疏，唯随所欲，稍件其意，砍木刻，为高书，各自改配。”

（7）雍正《广西通史》卷 92记载：“男女婚嫁亦凭媒妁……至若倚歌择配之俗，虽迩来

遵禁，而溪峒之，尚间有之。”

（9）清代王士祯在《池北偶谈》卷16 （粤风续九》记载：“粤西风淫佚，其地有民歌瑶歌浪歌壮歌蛋人歌浪人扇歌布刀歌壮人舞桃叶等歌。种种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谑之词。”

（10）清乾隆二十九年修纂的《柳州府志》四十卷记载：“按，粤西旧俗，行春之日例传猺女踏歌，其各乡每岁俱挨次而来，诣公堂唱毕，各给盐少许。其好回里，随有媒说亲；虽女子原不歌，俱系老要妇代唱，咿哑嘈杂，殊不可听。今府城久已革除，而各属尚有行之者。夫女子未出闺门，先令在公庭唱歌，廉耻何在？揆之父母，斯民之道，不宜若是，勿谓以要俗而不之禁也。”

传统文人眼中的歌圩多是客位的，”他们习惯于把歌圩现象归入正统的文化观念中进行考察，视用文字表达感情为正宗；而“歌”是言志的，“歌”与生活之间有着被观照的距离。因此，文人眼中的歌圩意象是：未能上升到文字高度的一种民间活动，是没有文化2．现代官员和文人眼中的歌圩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的发展成为政府部门考虑的首要问题。而旅游业的兴起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特别是在民族文化发达的壮族地区。壮族歌圩作为壮族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之一，是政府大力扶持和宣传的文化品牌。其文化意义也因此而凸现，得到学者和文化工作者的首肯。

（l）潘琦（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从1998年开始自治区政府拨出3000 万元专门用于旅游项目的建设……南宁市花了不少钱搞了一个民歌节，现在产生的效益非常好，中央电视台有六个频道播放了，第四频道是对外播放的，而且是在黄金时间播放，它所产生的效益不是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能买到的。所以广西应该有志气，要像王任光讲的，不干就不干，要干就干好，让领导满意，群众满意。不要用小农经济的办法，老是小打小闹，修路今天修两车道，明天修三车道，挖路不止。这几年我们搞旅游是先交朋友，第二才搞生意，第三才赚钱，朋友都没有就想赚钱是不好干的。我们的促销活动首先是交朋友，宣传自己，这是一个有力的措施。[4]

（2）林国强（南宁市市长）：一个企业树立形象要做广告，为了企业形象，他们可以投入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元。企业尚且如此，作为一个城市，更应在树立形象上进行必要的投入。如果把南宁看作一个大企业，那么民歌节的投入显然是值得的，这种投入不仅有近期回报，还会有长期回报。这个长期回报就是南宁的知名度和对外开放的新形象。[5] （3）冯艺（文化工作者）：民歌是广西文化的财富，是财富便应该是先进的文化，先进的文化也是生产力，这是众多人们的共识。我认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主办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利用了广西丰富而独特的人文资源来带动经济发展，又能使广西的民歌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发展。这就是民族文化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的难得的机遇和美好的前景……20年来从事文化了作的经验值我认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不能一味地依照一个观点一种模式一成不变地去理解，不能一味地强调它的“民族性”，而忽略了它的“现代性”，实际上民歌形成了今天这种形式也是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发展而来的。……民歌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不应把政府的投入和社会的赞助作为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它应该成为南宁、广西新的经济增长点。[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