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泳铮宋代《中庸》兴起与佛教的先觉a

宋初《中庸》的兴起与佛教之先觉何泳铮摘要：《中庸》本是《礼记》的第三十一篇，在北宋时随着新儒学的兴起，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四书之一。

对此有说法认为是儒家学者遍读《六经》，经过仔细权衡最后才决定将《大学》、《中庸》两篇挑选出来作为儒家最重要的文献，又或者认为是直接从韩愈、李翱的文字中得到启发。

然而通过历史的考究我们发现《中庸》的兴起更加可能是来自佛教的先觉。

面对自儒家唐代以来的排佛运动，这时期的佛教徒开始重新思考儒释的关系，他们承认儒家在治天下的作用，但是“心”却是道之本，佛教在正其心方面贡献要大于儒家。

这思路首先体现在释智圆将龙树的《中道》与《中庸》比附，认为儒释“共为表里”；其后释契嵩对《中庸》的改造，促使儒释合流，开创了儒家士大夫谈禅之风，而这些好禅的士大夫则把《中庸》回流到儒家中，并且在笃信佛教的赵宋皇室的背景下，科举考试也加入《中庸》的题目。

在这几种合力下《中庸》才得以兴起，而且开启了宋学谈论“内圣”“外王”之道的语境。

关键词：中庸；理学；释智圆；释契嵩一、引言《中庸》本是《礼记》的第三十一篇，其作者以及成书年代从宋代王柏开始便有争议，①一般认为为子思所作，成书年代不晚于战国时期。

至少在秦汉时期，《中庸》还只是礼记中的一篇“传”性质的文章，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重视。

《中庸》作为单篇列出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到了唐代，《中庸》开始受到了重视，李翱曾经作《中庸解》一卷，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在其《复性书》中则可以看到用心性论来解读《中庸》，但是这种重视也仅局限于某些学者之间；然而到了宋代，《中庸》地位陡然上升，进士唱第赐《中庸》篇，复由宰相当众宣读，①而且省试中也出现了与《中庸》相关的题目。

②然后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始合称为四书，③再到南宋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最终将《中庸》定为四书之一，成为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对后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庸》在宋代兴起，有一种极为流行的说法，即推重韩愈、李翱的先驱作用，尤其是李翱《复性书》中对《中庸》的重新阐释；在宋代佛教特别是禅宗依旧占据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儒家不得不继续辟佛，阐明心性的学问，以完成韩、李未竟之业。

另外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自胡瑗以来的宋代儒家学者遍读六经，然后挑选出来最适合的典籍来重新阐发孔孟之道。

④依照这些说法，道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一是韩愈的“孤明先发”二是佛教势力的长盛不衰。

宋代的道统论中就提出了这些看法，可谓根深蒂固，其后的哲学史论述中也不断重申了这些看法，因此流传广泛影响颇广。

“继韩”和“辟佛”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其重要性和有效性无可争议。

然而，思想史的吊诡性在于有时候自身会遮蔽自身，道学的叙述史把佛教对道学（或理学）形成的贡献自动遮蔽起来。

陈寅恪最早指出了佛教僧人对道学起源的贡献：“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

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翱）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

北宋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

其年代犹在司马君实作《中庸广义》之前。

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

二者之间其关系如何，且不详论。

然举此一例，已足见①(元)脱脱等：《张知白传》,《宋史》卷三零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据(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二十，《四部丛刊》本:《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可知。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在也。

”①我们一般认为司马光（君实）是第一批研究《中庸》的宋代儒家学者，而陈寅恪这段话则指出在此之前便有佛教僧人对《中庸》进行了研究，而这种研究很有可能影响了后来宋学的发展，故谓“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这个说法是否成立？如果成立的话最早的佛教僧人如何阐释《中庸》？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了后来的儒学发展？本文顺此思路考察北宋初期《中庸》兴起与佛教的关系，以求阐明北宋初期儒家与佛教的关系，理解《中庸》兴起的背景。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陈寅恪先生提出“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这一猜想后，却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太多重视，所以其后七十年尚未有给予系统的论证，宋初《中庸》如何兴起的历史线索以及佛教僧人如何成为新儒家之先觉这些问题被研究得并不多，有的虽然已经涉及，但其结论似不能让人满意，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下面首先对有涉及的文献进行初步梳理和述评：首先，我们需要对《中庸》兴起的时期作出一个界限，并且找寻出其中的代表人物，夯实历史学的基础。

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第四章和第五章大致勾勒出这个历史时期，也就是从宋太宗到宋仁宗期间（939-1063），发掘了宋学形成前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渗透、沟通及其向纵深处发展，上接了陈寅恪先生的猜想，一方面考察了智圆的学术思想并比较了《中论》和《中庸》的中道观，指出儒释融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察了与智圆同时期的儒生晁迥，认为晁迥同样看到了儒释理论的共同点，并且在修养论上吸收了佛教静坐等的观点，开启了新儒学的先声。

②这些观点无疑进一步论证了陈寅恪先生的猜想，并且深入研究了经过智圆用《中论》解释后的《中庸》思想。

但是虽然智圆与晁迥分别代表着这一时期佛教和儒家的融合的观点，但是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①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M]，《今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51。

很难证明得了佛教是新儒学的先觉者；而且《中庸》经过智圆的阐述后如何回到儒家中这一条线索依旧没有清晰指出。

在史料考证方面另一本重要的著作是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在该书的《绪说》中，通过对宋代科举题目的考察，从最早出现于《中庸》相关的试题“自诚而明谓之性”追溯出其出题者为好禅的士大夫杨亿和刘筠，认为这种倾向必然与他们平时与佛教僧人谈禅相关；而且这种好禅之风更是源自宋皇室，在乾兴元年（1022）进士唱第赐《中庸篇》，复由宰相当众宣读，这必是当时大事，预示着《中庸》的上升。

从这些例子背后余英时得出结论说，在儒学化与士大夫化的过程中，高僧大德往往从自己的观点出发，选择适合需要的儒典，进行深入的了解并提出某些看法。

这些看法则在他们与士大夫的交往中辗转传进儒学的世界。

他们这些看法不必为儒者所接受，甚至遭到拒斥，但仅就将儒者的注意力引导至某些特定的经典这一事实来说，他们的作用已经很大了。

①余英时的历史考究让我们对《中庸》兴起的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且看到了儒家士大夫和佛教僧人之间如何互动，这已经很接近问题了，但是因为这是历史学著作，并没有太多涉及到《中庸》与新儒学、佛教《中论》的思想比较，而这一点正是下文需要详细展开的。

此外关于《中庸》中儒释思想如何融合的论述则主要见于一下几本博士论文中，一是王晓薇博士论文《宋代<中庸>学研究》，她是漆侠的学生，在其对漆侠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的思路进行了总结并加入了僧契嵩的《中庸》思想。

这篇论文论述了宋代中庸学的发展脉络，把宋代《中庸》学分为兴起、发展和演变过程。

在兴起阶段，儒释开始融合，佛教徒对《中庸》产生了兴趣，并且在释智圆和释契嵩努力改造下，《中庸》的义理与佛教的思想开始结合起来；发展阶段主要是有王安石和张载完成，形成了理学派；到了发展阶段则是二程和朱熹，吸收了释道两家的学说而统一起来的《中庸》新解。

①这篇论文则主要从义理角度论述《中庸》的发展，从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佛教僧人对儒家学者的影响，但是缺乏相应的历史考究显得有点空泛。

解颉理的博士论文《<中庸>诠释史研究》则运用了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对古代《中庸》的诠释史进行分析，总结了邓玄、李翱、朱熹、王夫之和康有为对《中庸》的不同诠释。

②这篇文章有利于理解《中庸》的义理，但是却缺乏与佛教的互动论述。

韩毅的博士论文《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则结合了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把目光聚焦在僧人的角度，探讨了佛教僧人在面对儒家辟佛时的应对，并且论述了僧人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如何改造佛教思想使得其避免与儒家伦理道德碰撞。

③这篇文章从僧人的角度来看儒学，是对上面文章的补充，而且提示了很多佛教面对伦理冲突时候对教义的更改，使其更贴近儒家，但是文章对《中庸》的讨论则比较少涉及。

此外还有一些对这个时期的关键人物的研究，对我们理解《中庸》兴起的过程也有极大帮助。

钱穆的《读智圆闲居编》和《读契嵩镡津集》重点从这个时期的两个核心人物智圆与契嵩的代表作来论述这儒释两家在当时的交锋。

④这里可以提示我们当时的复杂环境，而这些僧人在论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会随着双方力量的强弱而有所侧重，我们在理解他们思想的时候要注意其所处的背景。

关于这两位名僧的其他研究著作还有篠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的《ZhiYuan’s Autobiographical Essay:”The Master of the Mean”》⑤、黄启江（Chi-chiang Huang）的《Experiment in syncretism:Ch’i-sung and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m》①王晓薇：宋代《中庸》学研究[D],中国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5/6）。

②解颉理：《中庸》诠释史研究[D],中国博硕士论文数据库,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10/4）。

③韩毅：《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D],中国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河北大学博士论文（2004/6）④钱穆：《读智圆闲居编》,《读契嵩镡津集》[M],《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7-52。

⑤[美]篠原亨一：ZhiYuan’s Autobiographical Essay:”The Master of the Mean”[M],Phyllis Granoff and Koichi Shinohara (eds.),①、邱小毛《北宋释契嵩的生平及文论》②、吴忠伟《忏悔与自讼——孤山智圆的身心技术与宋初儒佛思想的整合》③、孙力平和袁九生《孤山智圆生平及著述考》④……这些文章都从单个人物的角度来探讨佛教与新儒学之间的关系，对我们研究单个人物时候有所裨益。

三、宋代《中庸》兴起与佛教的先觉陈寅恪先生提出“佛教……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的假想有两个含义，一是佛教对《中庸》内涵的发掘在时间上要先于儒家，二是儒家其后的思想进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为了阐明这一问题，我们先从史料上分别考察佛教僧人与儒家学者最早讨论《中庸》的情况，然后再对比这两个过程中儒家思想的改变，如果佛教的思想真的成为了儒家的先觉，那么后期的儒家思想中就必然会有佛教的影子。

(一）北宋初期佛教僧人对《中庸》的研究北宋初期佛教对《中庸》的研究发端于何时？而儒学对《中庸》研究又从何人开始？在邓广铭的《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文中介绍了北宋仁宗期间的一名儒生晁迥(948-1030)，认为他“熔冶了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一个人”，称他为这一学术时期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