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

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马双张劼朱喜内容提要：本文以1998—2007年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最低工资标准随时间变化的外生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与企业平均工资、企业雇佣人数的关系。

利用1998—2007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报表数据进行的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每上涨10%，制造业企业平均工资将整体上涨0.4%—0.5%。

借助2006—2007年福建省最低工资上涨的“准自然实验”本文也证实了该结论。

对于不同行业、不同人均资本水平的企业，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

最低工资将更多地增加劳动密集型或人均资本较低企业的平均工资。

研究还发现，最低工资每增加10%，制造业企业雇佣人数将显著减少0.6%左右。

政府在制定最低工资时应权衡其在收入分配上的积极效果以及其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工资就业一、引言最低工资制度是各国政府管制劳动市场的重要手段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确定了联邦最低工资，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为保障劳动者取得合理的劳动报酬，1993年中央政府也开始实行最低工资制度，随着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颁布，最低工资制度在全国得以全面实施。

通过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政府可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收益，维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水平；平衡雇主与雇员在劳动力市场的要价能力（Flinn，2006），调整经济成果中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缩小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使低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更多。

但是，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最低工资制度会增加劳动力成本，从而增加社会失业（Brown et al．，1982）。

①其次，最低工资制度还可能损害其最想保护的劳动者———低技术工人———的经济利益，使他们反而失去工作（Belman and Wolfson，1997）。

在劳动经济学中，对最低工资的研究已构成了该学科非常重要的内容。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研究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有其现实背景。

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增加低技术工人的收入已刻不容缓。

而最低工资制度作为众多政策措施中最直接影响居民工资水平的措施，它是否能在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上发挥作用值得研究。

另一方面，巨量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林毅夫，1999），支撑了我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但最低工资的上涨很可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降低我国的比较优势，减缓经济的增速。

那么，认清最低工资上涨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对该问题的讨论。

再者，我国的就业形势已然严峻，劳动力成本上涨很可能对就业形成一定的冲击。

认识最低工资上涨与就业的关系可以为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马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611130，电子信箱：shuangma2@gmail．com；张劼，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经济系，电子信箱：seraphj15@gmail．com；朱喜，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电子信箱：zhuxi97@gmail．com。

本文受西南财经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的资助。

作者感谢甘犁教授的悉心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当然，文责自负。

①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的情况下，最低工资不但不减少就业，反而可能会增加就业（Burdett and Mortensen，1998；Flinn，2006），并且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该结论（Card and Krueger，1995）。

231然而在我国学术界，有关最低工资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共识也远未达成。

在理论上，张五常（2000）、平新乔（2005）就认为，最低工资的实施或上涨会导致低收入的工人找不到工作、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以及资本外流等现象，因此政府应对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持谨慎态度。

相反蔡昉（2010）则指出，随着我国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政府应接受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事实，并通过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实现工资增长。

①他们的讨论对问题的解决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也都缺乏有力的经验证据。

而在实证研究方面，严谨的实证分析尚不多见。

罗小兰（2007，2009）、Ni et al．（2011）、Wang ＆Gunderson （2010）等均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最低工资上涨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罗小兰（2007，2009）发现最低工资上涨会降低农民工的就业水平，小幅提高各行业的工资。

但Ni et al．（2011）却得出，在总体上2000—2005年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与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减少就业的结论相反，在中部或西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反而促进就业，这与劳动力买方市场假设更趋于一致。

Wang ＆Gunderson （2010）在研究中则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有显著的负效应，但东部地区不存在这些负效应。

这些文章从同一数据出发却得到不同的结论，除了所关注的人群不同外，省级面板数据的粗糙性可能也是导致分歧的原因之一。

具体地，这些文章为使相关变量更加细致，都对变量进行适当调整，使变量的外延或内涵发生改变。

Xiao ＆Xiang （2009）使用市级层面的数据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他们借助北京、上海、天津等6个城市1995—2006年的数据分析得出，最低工资上涨对工资存在溢出效应，员工的工资差距将被缩小。

同时，在就业方面最低工资上涨显著增加员工的工作总时间与人均时间，但对员工的就业人数影响不显著。

该文区分了工作时间与工作人数，其研究结论非常有意义。

但与使用省级面板数据一样，该文面临人口流动以及地方政府基于当地就业、工资等状况选择性制定最低工资标准而导致变量内生的问题。

因此该文的研究方法虽值得借鉴，但研究结论还需进一步讨论。

对微观数据，变量的内生问题要小很多，正如丁守海（2010）采用粤闽两省439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

他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将对农民工就业形成冲击，并且随着《劳动合同法》引起的监管环境的变化而强化。

但尽管如此，由于样本量的限制，他的结论不易推广。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利用1998—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最低工资对企业平均工资、雇佣人数的影响。

该数据收集了全国所有国有企业以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在工资、雇佣人数、经营状况以及财务状况等方面的信息。

信息量大，指标较完整。

构成本文识别基础的是我国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在时间和地区上的差异。

在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时间效应以及地区随时间变化的一些特征后，根据目前文献的处理方法，该差异相对于微观数据是外生的。

本文在以下几方面略有贡献。

第一，样本代表性更强。

本文首次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最低工资对平均工资、就业的影响，结论更具普遍意义。

第二，最低工资数据质量更高。

我们手工收集了全国各市（地区、自治州、盟，以下简称市）1998—2007年最低工资标准数据。

②数据层面更细，数值变化（variation ）更大，能够很好地反映不同地区最低工资制度的变化，为研究提供可靠的识别基础。

第三，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更合理，结论更稳健。

本文借助最低工资随时间，随地区的变化差异来识别最低工资上涨的影响。

相对于微观数据该差异可以视为外生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通过加入市平均工资、市就业情况等变量解决了政府基于当地平均工资、就业状况等考虑而导致的最低工资内生问题。

第四，结论更稳健。

本文借用“准自然实验”的思想，通过福建省2006—2007年最低工资上涨的事实构造了不同的实验组与控制组，对结论进行稳健性检查。

331①②近年来，一些新背景使该问题更显复杂。

例如，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按照蔡昉（2007）的观点，我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接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即将结束。

本文忽视了地、市以内各区县最低工资的差异。

在数据收集中，我们往往取地市范围内最低工资标准的最低档。

二、文献综述国外有关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非常丰富。

一方面，部分研究显示最低工资的实施将增加劳动力成本，改变员工工资的分布。

例如，Belman＆Wolfson（1997）用美国数据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工资的分布有显著影响。

首先，最低工资消灭了一些低技术的工资岗位，提高了在岗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使得工资分布更加平均。

第二，最低工资的提高，使原来工资略高于最低工资但生产率更高的工人更有吸引力，使这部分工人的工资上升，并产生微弱的溢出效应。

第三，最低工资的提高可能对更高工资工人的工资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另一方面，更多的文献集中在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影响上。

其中，早期的理论大多从竞争性劳动市场假设出发，认为最低工资上涨将降低就业。

①Stigler（1946）指出在同质化和竞争性的劳工市场上，人为地支持高工资会使市场无法出清，劳动供给大于需求。

随后Welch（1976）、Gramlich （1976）和Mincer（1976）等将其扩展到两部门，即考虑受最低工资约束和未受约束的部门，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就业的负面效果可能没那么严重，因为未覆盖部门会吸收更多的就业。

Abowd＆Killingsworth（1981）、Heckman＆Sedlacek（1981）考虑了劳动力技术的异质性，他们认为最低工资上涨会使低技术劳动力受到就业冲击，而技术稍高的劳动力会因此受益。

在实证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献很好地支持了竞争模型。

1981年美国政府成立的最低工资研究委员会专门对此进行实证研究（Brown et al．，1982），他们通过对1980年之前相关论文进行详尽综述后得出：“最低工资上升10%，青少年就业下降约1%—3%。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文献，Neumark＆Wastcher（2006）总结后发现，约有85%的经验结论也支持最低工资上涨减少就业的结论。

然而，最低工资与就业的关系在学术界还远没有达成共识。

Card（1992）、Katz＆Krueger （1992）、Card＆Krueger（1994）分别利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以及新泽西与宾夕法尼亚州的快餐行业数据，使用“准实验”（quasi-experiment）的方法得出最低工资上升可能对就业产生一定的正效应。

②这促使学者转而考虑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垄断（monopsony）性质，即若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完全垄断的能力，企业面对的平均劳动成本与边际劳动成本发生分离，企业雇佣人数将少于市场出清时的就业人数。

此时，政府设定最低工资，企业的边际劳动成本曲线发生改变，企业最优的雇用量将随最低工资的增加而增加。

现实中，劳动力市场企业完全垄断的假设很难成立，因此搜寻模型（search model）放松了这一前提。

Burdett＆Mortensen（1998）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search friction）会产生类似买方垄断的均衡，③最低工资最终能够增加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