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不能消除腐败(辩论示例)

法治不能消除腐败从立法的角度讲，立法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而腐败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所以“消除”在时间的角度上不成立。

从产生的顺序上讲，法治思想产生于战国时期，但是在战国之前的夏商周，这些奴隶制国家，已经存在“政治和经济”，腐败一样不可避免。

例如商朝腐败,周朝伐纣的案例，再如前781年,周幽王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的历史记载。

腐败早于法治。

立足本国的政治实践，倡导反腐败要坚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而不是消除腐败。

邓小平的法治治腐思想同样贯穿着综合治理的理念，和消除腐败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观念。

从法治的重大作用中一样可以看出并不是单纯依靠法治，比如：坚持“两手抓”的法治思想，是辩证统一的，同时强调建设和改革开放；写入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的“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这点也指出廉政建设法制不是唯一的手段；反腐败必须依靠法治的思想，这点强调法治思想的主导作用，但是也可以理解为手段的多方向性。

借鉴发达国家的反腐败经验，可以看出反腐败经常运用宗教、道德、学校教育等综合手段，将反腐败作为一项社会工程。

建议：我国反腐败倡导坚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在法治占主导的情况下，引入道德、教育、市场机制（市场经济体制为民主政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依赖法治，法治也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从反腐败的经济措施讲，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就意味着垄断的减少）、舆论监督、高薪养廉。

对方显然模糊并弱化了一个概念：即消除。

何谓消除？消除即使之不存在。

它必须作到两点：1.现实中存在的被消除。

2.潜在可能的完全丧失。

因此，所谓消除腐败必须是标本兼治，斩草又除根。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对方立论：第一点，法治可以通过犯罪前的威慑力来实现对腐败的预防。

对方说道威慑力，可我们知道一个伟人说过：如果有100%的利润，有些人会怎样怎样；如果有了200%的利润，有些人又会如何如何，一旦有了300%的利润，他们还会怎样怎样。

如此说来，威慑力只不过加大了犯罪的机会成本，但对方能够论证这个成本一定大于其谋取的不当得利吗？除非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面对腐败，抓了就杀，逮着就毙，可是这还是个法制国家吗？这分明是国家恐怖主义嘛。

第二点：说可以通过对犯罪后的惩罚来消除腐败。

对方说严惩，也就是通过事后的打击了。

可是打击能等同于消除吗？如果打击就等同于消除，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什么意思就请对方待会为我们解释一下好了。

第三点：说法治也可以通过唤起人们的良知从而消除腐败。

那对方也就是再说法治也可以完全解决人腐败主观上的原因了。

可如果说法治也可以完全解决人主观上的问题，那德治是用来干什么的我们就不清楚了。

充其量对方说法治德治二者有重合的地方，那反过来，是不是说，二者不重合的地方，法治就鞭长莫及了呢？所以，对方今天立论三点，最多只能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在面对腐败这种现象的某些地方法治也许比其他的方法效果要好。

示例二：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对概念有了清晰的界定我们才能展开一场有意义的辩论，所以我将对以下几个词做一个解释法治：依法治理，依法治国，是一种过程中对结果实施作用的行为方式，其并不能代表产生的结果本身。

消除：是消灭，除去，使之消除为零。

的意思俗话说的好，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而腐败是一种人性贪欲引起的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心理及其行为，属于人性恶的方面，人性的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二：论点在对这些词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将从以下几点阐明法制是不能消除腐败的观点1 腐败包含腐败的心理和腐败的行为，其本质是一种对利益的无限欲望，所以只有根除这种欲望本身，才能消除腐败。

而法治的本质决定了法治只能遏制腐败的再发生，通过对腐败行为的制裁，起到一个心理上的威慑作用。

但只要人性中恶的方面没有根除，那种无节制的欲望就还会存在，所以腐败就不可能被消除。

如果人类没有了欲望那还是人吗？2 从局部上看，法治只是在腐败行为发生后，对其进行制裁，所以法治从作用上来看从来都没有消除过腐败，它仅仅是在已经发生腐败行为后去惩罚有腐败行为的人。

这样又如何能称法治可以消除腐败呢？3 从总体上看，法制只能在客观上为消灭腐败开一个头,指明一个方向.而最终要将腐败彻底消除需要的是健全的社会体制作保障.法制并不能消除腐败,那是因为腐败的原因不在于法制,法制只能约束腐败,而不能将其彻底的铲除掉.一个具有文明的社会必然具有相应的社会体制.体制的不同也能直接反应出当时社会的现状.不同时代的社会体制是不同的,就像封建社会和我们现在社会的体制是无法拿来比的.同一个时代的不同社会也具有不同的体制.资本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体制的法制也各不相同.对方辩友可以比较一下,在我所举的几个社会体制里腐败的程度.相信你也想到了,法制是由社会体制所决定的,而一个社会体制的副产物之一就是腐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法制和腐败是在一个平台上的,那法制还能彻底消除他吗?当然了,我们也没说一个完美的社会体制将不会产生腐败,只是不同的社会体制腐败程度不同而已.至于法制,只能像是镇痛药,当腐败太猖狂时,约束一下,解决一时问题.要想究起根源的消除腐败,也就只有不断完善社会制度、体制.当一有天,腐败再也钻不到社会体制的空子,他也就自生自灭了，所以我方坚持认为法制不能消除腐败这一观点可采取思路从腐败产生的根源作为切入点比较容易（个人意见），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

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

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

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

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

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

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

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

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

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

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

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

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

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

（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

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

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

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

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

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

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

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

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

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

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

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

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

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

（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

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

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

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