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划符号是怎样演变成文字的

刻划符号是怎样演变成文字的？

马贺山

【一】刻划符号的由来

最早的刻划符号，见于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书中的一段话：“卜骨城子崖遗址发见十六块卜骨，都带钻痕。推想当时可能有一种叫做巫的人，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时代转移到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帜，城子崖遗址发见了文字，虽然还不能肯定它是夏朝文字，按照殷墟文字已经达到的程度，上推夏朝已有原始的文字，似乎也是有理由的。”在这里范先生强调了文字对文明的产生的重要性，肯定了夏朝有文字，肯定了城子崖遗址的刻划符号是文字，并提出了原始文字一词。1959年和1960年郭沫若先生两次到半坡遗址参观考察，在第二次去的时候，曾写下一首诗，“彩陶形制美，画纹亦多殊。或则呈人面，或则呈双鱼。农耕既普及，人群已聚居。护壕深二丈，其广亦相如。奈何遗址中，独不见文书。”诗中表达了郭沫若对半坡遗址彩陶文化，由衷的赞美和感叹，唯一遗憾的是独不见文书，不见文书就是不见文字。可见当时的他头脑是冷静的，判断是准确的，没有私心。12年后，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时，1972年，他在考古杂志上发表了【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首先提出了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是原始文字的孑遗，汉字起源于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距今有6000年的时间，并提出文字非一人一时所造，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今天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是对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场空前的扫荡和毁灭，而郭沫若先生却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为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摇旗呐喊，占脚助威。文化大革命中发表的文章，都是配合政治形势，符合四人帮的政治路线，否则决不会出炉。郭沫若先生曾写过一首诗，当着江青的面，读给她，歌颂她，赞美她，向她表忠心，一副媚骨。1973年，著名的古文字专家于省吾先生在文物杂志上发表文章，对半坡遗址出土的刻划符号，进行了破译，拉开了把刻划符号当原始文字研究的序幕。于省吾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对刻划符号的解读，无疑是很权威的，他拿刻划符号与甲骨文比对，本身就不科学，刻划符号不是小蝌蚪，而文字也不是青蛙，显然两者之间无任何关系。将无任何关系的两种工具，生说是一个有因果关系的体系，于省吾先生算是开了一个先河。

【二】刻划符号是怎样变成文字的？

最著名的论断，莫过于鲁迅先生的{门外文谈}中所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是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史官一采集，就可以敷衍记事了。中国文字的来由，恐怕逃不出这例子。”在这里，鲁迅先生说的不是刻划符号，而是图画，刀柄上的图，门户上的画，经过心心相印，口口相传，就变成了文字。在这里，鲁迅先生象一个魔术师，只用了八个字，图画就变成了文字。说句实在话，鲁迅先生并不知道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也未做过深入研究，只凭感觉，就断定图画可以变成文字。实际上，他的推测错了，文字并不起源于图画。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唐兰先生就有他的一套理论，请看他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象”。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于上面说的“虎”和“象”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久而用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着，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这是一个著名的古文字专家对文字来源于图画的解释或推测。他的说法与鲁迅的说法一样，将刀柄上的图和门户上的画，换成了虎和象，请注意，鲁迅用心心相

印，口口相传八个字，就将图和画变成了文字，而唐兰用久而久之，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称为图画文字，再发展则成为象形文字。二人的说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共同回避了一个问题，是谁让图、画变成了文字，是鲁迅和唐兰二位魔术师，还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究竟用什么方法，使图画久而久之的就变成了文字？难道真的象鲁迅和唐兰假设的那样，文字真的是由图画演变而来的吗？

我认为，图画永远是图画，正像刻划符号永远是刻划符号一样，它们自己不会变，它们没有变成文字的任何条件和可能，任何人也没有能力将这些图画和刻划符号改造成文字，图画和刻划符号与文字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图画不是蛾子，文字不是蝴蝶，两者不存在任何演变关系，书画同源，但又是各自独立的，平行的，不搭界的，成熟的传媒工具。另外文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它确实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劳动人民造字说是特殊年代的政治口号，没有任何事实和根据，不可信。简单说，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都记载着仓颉本鸟迹为字，无一条写劳动人民造字，劳动人民也从未说文字是自己造的，劳动人民从不掠人之美，劳动人民都说文字是仓颉造的，只有郭沫若先生说，文字是劳动人民造的，我自认自己比郭沫若先生更熟悉和了解劳动人民，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我更熟悉陶工刻在每一件陶器上的那一个单独的符号，它的作用及价值，它就像结绳记事所系的疙瘩一样，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它的含意，任何人的解释和猜测，都是一种政治表演，就像郭沫若当年在江青面前，肉麻地唱赞美诗表忠心一样，让人感到假戏真做。

刻划符号就是刻划符号，它与仓颉造的文字不沾边，有人总想找到刻划符号演变成文字中间的那个关键环节，实际上，那个关键的中间环节，永远不会找到，为什么？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个所谓的环节，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陶工仍在陶器上，继续刻着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是什么含义的单独符号，为什么四十年派不再对春秋战国时期陶片片上的刻划符号，进行介绍和破译了呢，因为魔术师在往下表演，就露底穿帮了，真相大白会使四十年派闹剧立即收场。

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仓颉造字，仓颉造大篆，仓颉造六书，今人对仓颉造字的否定，是站不住脚的。真相就是【仓颉书】、【夏禹书】、【禹王碑】、【莱丘铭】是夏朝和黄帝时代的传世文字，曾力先生收藏的三碑书及谢东凌张益群先生等收藏的夏代玉版是黄帝和夏朝的出土文字，除此之外，夏朝还有甲骨文、象牙文出土文字，可以说，从黄帝到夏朝已有成熟的系统文字，任何人也不能够将之拒之门外，任何人也不能将之视而不见，真相大白天下不会太远，请君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