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法治思想多维透视

韩非法治思想多维透视作者：魏义霞来源：《知与行》2016年第07期[摘要]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法治思想系统而完备。

在立法原则上，秉持功利主义的价值意趣，追求功多、事半、废私；在法治境界上，不仅禁言、禁事，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且禁心，并以禁心为尚；在法治路线上，作为对先前法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强调法术势相互配合，三位一体；在具体操作上，坚持奉法、执法和守法的相互配合，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公平原则和赏罚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

韩非的法治思想体现了法家与儒家不同的治国理念和人生追求，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即使在当今社会，韩非的法治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关键词]韩非；法治；多维透视[中图分类号]B226.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7-0005-05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法治思想系统而完备。

“法者，事最适者也”不仅使韩非坚信奉法而治是治国理民的不二途径，而且以事功为目的建构了一套与之配套的行政举措和法治机制。

有鉴于此，“法者，事最适者也”在韩非的法治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牵涉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初衷，而且与他的法治思想的建构息息相通。

一、功多、事半、废私的立法原则韩非法家集大成者的美誉不仅来自其法治思想的系统完备，而且来自其奉法而治的毅然决然。

进而言之，这一切并非因为韩非好法，而是因为功利的现实考量，归根结底取决于“法者，事最适者也”。

在他看来，法具有工具价值，而为了使法的价值最大化，必须在价值领域树立法的绝对权威。

有鉴于此，韩非从不同方面极力渲染法的功效性，进而为法治张目。

首先，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韩非呼吁用法术治理国家，并不隐讳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

法家之所以弘扬法术，并非好法而法，而是迫于对功利的追逐。

在这个问题上，韩非也不例外。

他之所以游说君主奉法而治，是因为相信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法是满足人功利追求的有效手段。

其次，韩非认为，君主依法治国理民，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因此，韩非反复重申：法者，事最适者也（《韩非子·问辩》）。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

法有立而有难，权其难而事成，则立之；事成而有害，权其害而功多，则为之（《韩非子·八说》）。

在韩非看来，正如圣人经过利弊的权衡而选择奉法治国一样，法是治国理政最行之有效的手段。

如果说霸主是人君之大利，富贵是人臣之大利的话，那么，法则是君臣共同获利之利器。

由此不难想象，君主依法治国，便可以用事简而收效繁。

对于这一点，韩非下面这段话提供了最好的注脚：“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

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

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

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

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

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韩非子·六反》）这就是说，推行法治，法治能够有效地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君主可受其利。

在韩非等法家人物的眼里，君与臣之间并不存在惠或礼，权衡的唯一尺度是国君的利益——一己之私。

再次，韩非认为，法具有废私的作用。

他断言：“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废矣。

私者，所以乱法也。

”（《韩非子·诡使》）为了说明这一点，韩非给人们讲述了公仪休的故事：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

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

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

虽嗜鱼，此不必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

既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借助这则故事，韩非旨在说明，美味佳肴，非不欲得，况且还是自己之至爱。

尽管如此，公仪休面对投其所好的送礼者，考虑到枉法、守法之利弊，在权衡了利弊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为守职而不受鱼。

法让公仪休保住了廉洁，或许他内心里拒绝贿赂的理由并不那么伟大或高尚。

然而，因为有了法的利剑，杜绝了贪污受贿，不好吗？总之，在韩非的视界中，“法者，事最适者也”。

由于具有工具性，法在实行中事半功倍，在效果上立竿见影。

正是“法者，事最适者也”坚定了韩非奉法而治的决心，也影响了他奉法而治的思路和举措。

二、禁心、禁言、禁事的法治境界韩非相信，“法者，事最适者也”，君主奉法而治，就可以达到天下太平、国富民强的理想境界。

具体地说，法治有三个不同的层次或境界，从高到低依次是禁心、禁言和禁事。

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韩非子·说疑》）从中可见，法治达到极致不仅可以约束人的行动、言论，而且可以规范人的思想。

或者说，虽然禁心、禁言和禁行代表着法治由高至低的三个不同境界，但是，韩非依靠法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不仅是行动规矩，而且包括更重要、更高级的思想纯正，韩非称之为“太上禁其心”。

这表明，他相信，法治具有端正思想（禁心）的功效。

在法治达到的理想社会中，不仅人的行动或言论井然有序、规规矩矩，而且思想端正、没有邪念。

进而言之，为了达到法治不仅禁行而且禁心的理想目标，韩非对于法律的普及和宣传极为重视。

他提议政府派遣专人主管法律的通报工作，以便使境内之民及时知晓法律法规。

这一点与韩非强调法的公开即“法莫若显”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法之公开的必然要求或使法公开的必要手段。

韩非呼吁：“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五蠹》）可见，为了推崇法的至高无上性，防止其他思想观念妨碍人们对法家思想的接纳和认同。

其实，透过韩非力陈的推行法治的理由不难看出，法家推行的法治与儒家的德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治策略。

具体地说，道德给人提供的是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

儒家推行德治仁政、礼乐教化，理论前提是人性的不忍恻隐、相亲相爱。

儒家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旨在给人提供一种最高的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

韩非的法突出一个“禁”字，“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便是明证。

这表明了法律与道德的不同之处。

对于这种禁止，任何人都不例外，也就是说，谁都不能违背。

至于在这个最低起点上，还想做些什么更高觉悟的事，那由你自己决定。

换言之，法从不应该的角度规定了人能够做什么，尽管是最低限度的，又只能这样做；否则，就要受到制裁。

法律的这一特点和原则在韩非那里具有充分体现：不仅法治的境界是以“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在法治的推行中既有劝导之赏，又有禁止之罚。

更有甚者，虽然韩非声称国君奉法而治，依靠的是刑德二柄，赏罚并用，但是，他侧重的则是罚。

这极大地凸显了法的禁止作用和功能，以至于使“法禁”成为一个重要概念。

有人说，法律是“先小人而后君子”，道德则防得了君子而防不了小人。

这种评价或许偏激，却道出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在阶级社会中，法律往往比道德更有力量，故而更行之有效。

大致说来，道德为人提供了无限的可塑空间，使人充分发挥其内在潜能，自由挥洒，变得富有理想。

韩非的思想则更为现实和功利。

他断言“法者，事最适者也”，并且为凭借法治可以治国平天下提供了依据。

三、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法治路线“法者，事最适者也”不是像先秦法家那样分别对法、术、势予以推崇，而且对三者一并推崇，并且强调三者的成龙配套、相互配合。

在确立了奉法而治的法治理念之后，以何为法的立法原则和法治路线便提到了议事日程。

对于这个问题，韩非在借鉴先前法家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建构伸张了自己的法治路线和立法原则。

众所周知，法家学派源远流长，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先秦法家的总结者和集大成者。

韩非的法学建构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先驱，是对先秦法家思想吸收和借鉴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法、术、势三位一体是韩非法治思想的逻辑构架和理论创新，然而，法、术、势并非韩非的独创。

历史上，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正是在继承这些思想的基础上，韩非建构了以法、术、势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进一步强化和固定了法、术、势的地位。

在借鉴前人思想资料、进行含英咀华的过程中，韩非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创新：第一，强调对于国君而言，法、术、势一个都不能少。

“法者，事最适者也”使韩非对法青睐有加，在立法上，兼顾法、术、势。

第二，强调法、术、势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韩非不仅对法、术、势兼容并蓄，而且让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

因此，法、术、势在韩非那里不是各不相干的，而是三位一体的。

这意味着在立法和实施中，法、术、势必须成龙配套，相得益彰。

在韩非那里，尽管法、术、势对于国君治国理民一个都不能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三者的地位或作用相同，可以对三者等量齐观。

按照他的说法，法、术、势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在法、术、势的相互配合、三位一体中，必须以法为核心和灵魂。

于是，他这样写道：“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子·有度》）这就是说，对于国君来说，康庄大道只有一条，那就是：奉法而治。

这是因为，国君只有推行法治，才能使国家成为强盛的国家。

对于术的重要性，韩非论证说，在物与物之间的竞争中，有利器者必胜，无利器者必败，老虎以爪牙制服犬类证明了利器对于动物生存以及获胜至关重要。

对于人而言，利器尤为重要。

这是因为，人性自私趋利、相互争斗，这使利器成为人制胜的法宝。

特别是对于国君来说，要想制服群臣、威临天下，手中一定要执握利器。

具体地说，术便是君主的利器，君主只有掌握一套课能、禁奸之术，才能制服臣民。

韩非进一步论证说，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法、术、势不可或缺，一个都不能少。

缺少任何一个，都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进而言之，若使法、术、势相得益彰、相互配合，必须观照各自的特色，采取正确的方法。

具循着这个思路，在强调法、术、势相互作用、三位一体的同时，韩非注意到了三者之间的不同。

在他看来，法、术、势的不同不仅表明三者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表明三者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有鉴于此，韩非一面强调法、术、势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一面强调法、术、势各不相同，故而对三者进行严格区分。

他声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也。

”（《韩非子·难三》）这表明，法与术具有本质区别，作用方式更是相去霄壤。

归纳起来，法与术的区别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适用主体来看，法为臣民所师，术是人主所执。

第二，从作用机制来看，法之作用的发挥要通过君主的制定、官府的颁布、百姓的知晓、依法行事等一系列的落实。

这用韩非本人的话说便是：“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