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路径

15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路径*孟　建　伟（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摘　要：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大致有三条路径：一是从“格物致知”到“经世致用”的路径；二是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的路径；三是从“科玄之战”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讨论的路径。

从这三条路径入手，我们不仅能够探索和揭示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的深厚传统和鲜活主题，而且还可以阐述和描绘科学文化哲学在中国富有个性和特色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 中国路径 传统 主题 前景〔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6-0015-05科学文化哲学有西方的进路，也有中国的路径。

当我们将目光瞄准西方对科学文化的哲学研究的同时，也有必要回顾、反思和展望一下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路径。

一般说来，西方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大都倾向于知识论的，因而往往很难将其归于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文化哲学”，而中国传统的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则大都倾向于文化论的，因而更加靠近“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

一、中国的传统如果将“科学文化哲学”的概念拿到西方，可能难以被理解，但是，将其放到中国的文化背景中则非常容易被理解，因为在中国的确有科学文化哲学的传统。

长期以来，中国对科学的理解总是同“文化”和“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具有极强的“科学文化哲学”色彩。

所谓科学文化哲学，说到底就是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文化，然后对科学文化做哲学探究。

〔1〕从“格物致知”到“经世致用”，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科玄之战”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讨论等等，都无不包含极其浓厚的科学和文化色彩，都包含着对科学文化的哲学理解。

在这里，既显示了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路径，又体现了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传统。

1.从“格物致知”到“经世致用”“格物致知”是一个最切近西方科学认识论的概念，但又非常不同于以实证和逻辑方法为主导的西方科学认识论。

“格物致知”包含极为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包括儒家的“德性知识论”〔2〕（即知识源于德性，又服务于德性）；心学与理学（即向内心世界求索和向外在事物求索）的诠释；“尊德性”和“道学问”的双重含义；等等。

“经世致用”是一个非常切近西方科学价值论的概念，特别是与培根的学说有相近之处，但“经世致用”也包含极为丰富的中国文化内涵，包括经国济世、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形而上”内涵，也包括以实为宗、尽其所用、注重实效的“形而下”内涵。

如果说，“格物致知”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科学认识论，那么，“经世致用”则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科学价值论。

从“格物致知”到“经世致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科学从“心学”、“理学”向“实 第三十四卷 总202期 自 然 辩 证 法 通 讯 Vol.34, Sum No.2022 0 1 2 第6期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 ATURE No.6, 2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0BZX025）。

〔收稿日期〕2012年6月1日；修回：2012年9月12日〔作者简介〕孟建伟（1955-）男，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文化哲学和教育哲学。

e-mail: mengjw@学”的转变，从而有可能同西方科学“接轨”。

当然，“格物致知”不仅是一种科学认识论，更是一种文化认识论；同样，“经世致用”也不仅是一种科学价值论，更是一种文化价值论。

“格物致知”的“知”，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知识，更是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的“学问”；同样，“经世致用”的“用”，也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知识的运用，更是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学问”的运用。

科学知识只是所有“学问”中的一个方面，而且，它的产生、发展和运用同其他“学问”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在这里，更倾向于从文化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知识的角度来理解各种“学问”，包括科学。

“德性”、“心学”、“理学”和“实学”等等这些概念，不仅折射出中国传统中的文化和中国传统中的科学，而且也折射出科学文化哲学的中国传统。

2.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如果说，“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分别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那么，“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则代表着早期中西文化的碰撞，特别是西方科学同中国文化碰撞所擦出的“火花”和折射出的文化心态。

尽管“西学中源”有诸多问题（例如，强调“中学”优于“西学”），且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它毕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中学”与“西学”在源头上究竟有何关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联？而且，它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史、科学史和文化史都有深刻影响，并且先后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和守旧派所利用。

当然，“西学中源”中的“西学”，指的不仅仅是科学，而是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因而属于典型的科学文化哲学的范畴。

“中体西用”是对“西学中源”的强化与发展，是洋务派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核心命题。

〔3〕如果说，“西学中源”只是从源头上说西方学术源于中国，从而强调“中学”优于“西学”的话，那么，“中体西用”则进一步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前者属于文化史学观的范畴，而后者则是属于文化观的结论。

尽管“中体西用”也有诸多问题，尤其是它同封建意识形态和文化保守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它对“西学东渐”，特别是对于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来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至少，它以“用”的名义使包括科学在内的西学传入中国合理化和合法化。

“西学中源”和“中体西用”不仅是理解“西学东渐”的两个重要节点，而且也是理解中国科学文化哲学传统的两个重要节点。

它们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屏障，又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在某种程度上不仅开启并加速了“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而且也开辟了中国科学文化哲学新的视野和内涵，即从单纯的“中学”拓展到“西学”，尔后再考察“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

3.从“科玄之战”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讨论如果说，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这一路径，还是代表着以“中学为体”、“中学”为主导的“西学东渐”过程的话，那么，从“科玄之战”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讨论，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时，“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的观念都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冲击。

于是，导致“科玄之战”。

从表面看，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之战”似乎只是“科学派”与“玄学派”之间的学理之争，但其实质已经深深地触及到“中体西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

也正是通过“科玄之战”在很大程度上结束了“中体西用”的历史，开辟了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新的历程。

从此，科学在中国不仅作为一种“器物”的力量登场，而且作为一种“启蒙”的力量登场，使科学承载更多的文化意义和文化价值。

20世纪90年代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看作是“科玄之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它将“科学与玄学”之间的关系扩大到“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上升到形而上高度加以讨论。

讨论的结果是，不仅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科学及其精神的理解，也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人文及其精神的理解，而且还大大深化了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解。

二、中国的主题从以上科学文化哲学之中国传统的三大路径看，可概括出中国科学文化哲学的三大主题。

1.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问题16从“格物致知”到“经世致用”这条路径，所围绕和展现的就是关于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这一主题。

当然，中国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同西方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有着很大的差异。

其一，西方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根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而中国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根源于中国古代的人伦哲学。

例如，《礼记・大学》所说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说到“格物”和“致知”。

因而前者从一开始就靠近科学，而后者从一开始似乎更靠近人文。

〔4〕其二，西方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从根源上就有为求知而求知的传统。

这个传统非常容易导致主客二分，以实验和数学方法为主导的客观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观；而中国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从根源上就将求知与养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一直来同德性和心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难以走向近代西方意义上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

其三，尽管“格物致知”和“经世致用”包括科学和技术意义上的“知”和“用”，但是，远比西方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的涵义要宽泛得多。

这里的“知”不仅包括科学和技术知识，更包括所有“学问”；而“用”不仅包括技术上的有用性，更包括那种“有益于国事”，以达到“国治民安”实效的有用性。

因此，这个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实质上不仅仅只是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而是包括所有学问在内的“学问”认识论和“学问”价值论。

这里的“学问”，包括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及其所有有益的经验。

尽管后来从强调“心性穷理”的“心学”和“理学”走向强调“经世致用”的“实学”，但是，中国自身始终难以将科学从“学问”那里分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这是中西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的重大差异。

正是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独立发展，从而难以走上西方近代科学的道路。

也正是这种差异，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比西方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价值论，包含更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气息。

这是科学文化哲学所要研究的重要的思想资源。

2.关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史）问题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这条路径，所围绕和展现的就是关于“中学”和“西学”之间的关系（史）这一主题。

“西学中源”有两层涵义：一是属于科学史的范畴。

例如，最初由黄宗羲、方以智和王锡阐就数学和天文历法方面所提出的“西学中源”的概念，基本上尚属于科学史的范畴。

这个观点有否道理需要由科学史学家根据历史依据来回答。

二是属于带有很强意识形态特征的文化观范畴。

例如，将本来属于数学和天文历法领域中的“西学中源”概念，放大到所有的西学都源于中国。

这就属于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意识形态了。

尽管作为意识形态的“西学中源”说后来遭到普遍怀疑和否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和“突破口”。

如果说，“西学中源”还有一点科学史学意味的话，那么，“中体西用”则完全变成了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观。

它以“中学为体”的名义，实质上还是要维护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

因此，它比“西学中源”更加直接地切入二者的本质和要害。

但另一方面，它又以“西学为用”的名义，为“西学东渐”，尤其是在“救亡图存”背景下，找到了一个更为强有力的“理由”，从而从根本上突破了以“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大大动摇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