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_格式塔意象再造
翻译美学视角下《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探析
翻译美学视角下《道德经》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探析发布时间：2022-03-28T02:11:19.610Z 来源：《教育学文摘》2021年9月总第385期作者：王正王炽兰[导读] 从已有的研究和译本可得知，《道德经》的翻译仍有以下不足，而这些不足正是本文力求改进之处：一是《道德经》的英译偏重个别章节和关键词。
武昌工学院湖北武汉430040国内外关于《道德经》的翻译可以总结为三次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1868——1905年)出现了14种英译本，旨在为来华教士宣传基督教，因此当时的译文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但是这种翻译策略没有对《道德经》这样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针对性。
第二次(1934——1963)产生了25种英译本，西方学者因两次战争的浩劫而对西方文化产生质疑，于是向东方寻找解救良药，如此一来，《道德经》便起到了这样一种社会作用。
这时期的翻译既注重对原著的忠实，又追求《道德经》独有的艺术风貌和东方神韵，这是对其风格转换的高层次追求。
第三次翻译高潮(1972-2004)是在帛书本出土后，这为《道德经》的英译提供了更准确的研究参照，期问共出现了78种英译本。
这时期的翻译是归化和异化两者的结合，在追求与原著对等的同时，尽量传达原著优美的语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已有的研究和译本可得知，《道德经》的翻译仍有以下不足，而这些不足正是本文力求改进之处：一是《道德经》的英译偏重个别章节和关键词。
二是翻译不应该只侧重于某章节和关键字，而应做到平衡发展，这样才能使读者全面了解《道德经》。
文学著作是世界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国的文学著作则浩瀚如海，璀璨如珠。
作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作，《道德经》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它是中国文化及文明的代表。
前人们已经历经艰辛，研究了《道德经》英译本的方方面面。
本文作者用新生的理论，以全新的视角来研究《道德经》的英译本。
本文以翻译美学为理论支柱来研究《道德经》中的文化负载词，着力分析《道德经》英译的审美再现过程。
论诗歌翻译中“三美”的再现
论诗歌翻译中“三美”的再现摘要:在解析诗歌翻译之意美时,涉及了“格式塔”创造这个美学范畴,其理论核心是整体决定部分,部分依从整体的性质,整体意向与个体意向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以及诗歌韵律形式与诗歌意义忠实并重和原诗整体意向的再造,将译诗的格式塔质纳入翻译关注的范畴。
在语言不断发展,丰富的今天,译者将担负起文化和美交流繁荣的使命,搭起一座中西文化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诗歌翻译;审美;许渊冲“三美”学说;格式塔理论中图分类号:F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812-2485(2009)06-0001-0001一、引言Robert Frost (1874-1963) 认为诗不可译,认为诗歌翻译的任务就是拆散(dismantle)原诗的语言材料,然后在目的语中“重组”(reassemble)这些语言符号, 译诗不是复制原文,而是创作相似的文体,是“种子移植”(transpalnting the seed)。
诗歌原文与译文很难做到完全对等,这里说的对等包括内容、形式、结构和韵律等方面的对等。
诗歌是一种高度浓缩且具有强烈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学形式。
诗歌翻译应坚持以诗译诗的基本原则,许渊冲提出的“三美”原则----意美、音美、形美(Beauty in Sense,sound,style),诗歌音译是最大的忠实,在于意境,情感和风格的传达。
“趋美”(aestheticwardness)是诗歌语言的特性。
美学,作为翻译学最新的联姻对象,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与翻译研究工作者的关注,引入美学关注后,翻译不再是技术性的转化,而提升为艺术层面的再创作,解放了诗歌翻译的文化束缚。
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其审美活动贯穿了翻译全过程,若没有审美意识的参与,译者的翻译活动是机械的,浅层的,无动于衷的,只能停留在“文字转化”的表象上。
而不同译者对同一诗歌原著美的再现会受其个人认知框架,心智成熟程度,目的语文化和原语文化以及译者对原诗的前理解,也就是先见等众多因素的作用和限制。
格式塔意象重构：话剧翻译美学
格式塔意象重构：话剧翻译美学之维一、话剧翻译的特性一直以来，罕有翻译学者关注戏剧翻译，尤其是话剧翻译(modern drama translation) 。
安德曼认为(Gunilla Anderman)，“这可能是由于舞台会给译者带来一些特殊问题”。
其实，虽然戏剧(包括话剧)属于文学的一种体裁，具有文学体裁的普遍性质，但它还有若干特性。
穆南(G.Mounin) 曾把翻译活动分为七种类型，其中包括按照舞台表演形式分类的戏剧翻译。
著名戏剧艺术家焦菊隐先生特别指出：“文学的其他形式如小说、诗歌、散文的写作，只要求和读者见面。
戏剧却还要要求同观众见面。
戏剧具有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延续的创作实践过程。
剧本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读起来动人，更重要的，是要演出来同样动人，或更加动人。
”这种特性也决定了话剧翻译的特殊性。
刘肖岩和关子安总结出戏剧翻译与其他文学体裁翻译的四点区别：(1) 戏剧翻译的服务对象不同，除案头剧专为阅读而创作和翻译外，“戏剧翻译的对象是剧院观众”，而“诗歌、散文和小说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读者”；(2) 视听性，“戏剧是一种视听艺术”，“戏剧观众既可以看见舞台上人物的表演，又能听到演员的声音”；(3) 无注性，“演出文本没有加注的可能”，所以“翻译中必须将应该加注的地方在文内处理”；(4) 通俗性，戏剧语言的通俗性同样是由舞台性决定的”，并体现在剧作家创作的人物语言适合舞台演出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话剧翻译作为戏剧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三个基本特性，即“直感性”、“诉求性”和“表演性”。
“直感性” (sensibility) ，即话剧翻译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受众①能否产生视觉、听觉和想象等感性效果。
“诉求性” (reactivity) 指话剧翻译要寻求受众发自内心的感受、反应和思考。
“表演性” (performability) 是指话剧译本用于阅读或表演时，能准确地再现原剧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和文化要素；尤其是在表演时，能符合舞台演出中参与人员的剧本要求，为舞台表演提供有力支持。
李煜《虞美人》两英译本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
第 34 卷 第 1 期2021 年 1 月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 of Jiangx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ElectricityVol.34 No.1Jan.2021李煜《虞美人》两英译本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刘烨秋（西南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摘 要：基于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对李煜《虞美人》的格式塔意象进行阐释；同时，比较分析两英译本在格式塔意象再造上的得失,结果表明，诗歌翻译的关键在于格式塔意象的再造。
为了成功地实现诗歌翻译，在理解原文时，译者需树立整体意识，宏观把握全文，以实现心理层面的格式塔意象构建；在创造译文时，译者需树立能动意识，对所选译语字斟句酌，以实现文字层面的格式塔意象再造。
关键词：格式塔意象再造；李煜《虞美人》；诗歌英译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0097(2021)01-0109-020 引言“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因刻画“愁”的形象而经久不衰，因而在秉承弘扬优秀中华文化、大力促进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下，本词的英译也颇受国内外译者关注。
国内包括许渊冲［1］（2007）、徐忠杰（1986）等，而国外属 Fränkel（1976）的译文较有代表性。
词属于诗歌的范畴，语言凝练且意蕴深远。
基于此，为了实现成功的诗歌翻译，在译诗中再现原诗意象，并传达其丰富内涵就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纵观国内外该词已有的英译版本，能成功再现原诗意象的并不多，译者在创造译文时往往容易忽略对诗歌原文的宏观把握，难以实现原诗整体意象上的再造。
针对此现状，姜秋霞［2］于2000年提出了可运用文学翻译的格式塔意象模式——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为进一步研究文学翻译（包括诗歌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从该理论出发，选取李煜《虞美人》两不同英译本进行分析，并针对诗歌翻译如何实现成功的格式塔意象再造提出建议，以期为译者提供参考，使之能较为准确地再现原诗真正的内涵。
论诗歌翻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以余光中汉译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为例
尔 夫 冈 ・ 勒 （ ｌ ａｇＫ ｈｅ） 库 尔 特 ・ 夫 卡 苛 Ｗｏｇｎ ｏｌｒ和 ｆ 考
（ ｕｔ ｏｆａ 。格 式 塔 ， 德 文 “ ｅｔｌ 一 词 ， Ｋ ｒＫ ｆ ） ｋ 即 Ｇｓ ｔ ａ” 中文 音 译 为 格式 塔 ， 意指 形 状 ， 完 形 心 理 学 中则 有 本 在
象 当作 一 种静 态 的存 在 、 本 中 的客 观存 在 物 ， 文 而 忽 略 了读 者 在 阅读 中对 意 象 的感 知 过 程 。韦 勒 克 在其《 学理论》 文 中就 明确 指 出 ，意象 是 一 个 既 属 “ 于心 理 学有 属 于文 学 研 究 的题 目。在 心理 学 中 ， 意
象一 词 表示 有 关过 去 的感 受 上 、 觉 上 的经 验在 心 知 中 的重 现 和 回忆 。“” ” 在这 里 ， 韦勒 克强 调 了读 者在 阅读 阐释过 程 中 的主 体地 位 ， 是 通过 读 者 与文 本 正 间 的互动 ， 文学 作 品 中 的意象 才 得 以重 现 。诗 歌 文
第２ 卷第３ ２ 期
２ １ 年 ９月 ００
西 昌 学 院 学报 ・ 会 科 学 版 社
Ｊ ｕ ａ ｆ ｃ ａ ｇＣ ｌ ｇ ・ ｏ ｉ ｌ ｃｅ ｃ ｄ ｔ ｎ ｏ ｒ ｌ ｈ ｎ ｏ ｌ ｅ Ｓ ｃａ ｉｎ ｅＥ ｉ ｏ ｎ ｏ Ｘｉ ｅ Ｓ ｉ
Ｖ０ －２． ｌ２ Ｎ０３ Ｓ ｐ．２ ０ ｅ ， ０１
格 式 塔 心 理 学 的框 架 之 后 ， 象 就 具 有 了 一 种 “ 意 完 整性” “ 或 整体 性 ” 质 。格 式塔 意象 将意 象 看作 一 特
本 可 以说 是 语 言 形 式 最讲 究 、 意象 最 丰 富 的文 本 ， 而 欣 赏诗 歌 的过 程则 包 含 了感 知 、 验 意象 的审 美 体 过 程 。 因此 ， 歌 翻译 就具 有 一 个超 越语 言 成 分 之 诗 外 的意 象 转 换 过 程 。姜 秋 霞认 为 ，意 象 的 转换 是 “
李清照词英语译介的美学“重构”与“再现”
李清照词英语译介的美学“重构”与“再现” 作者：李成静来源：《现代交际》2019年第20期摘要：从李清照词译介述评出发，运用格式塔质对其文本英语译介的美学特质进行梳理和研究，提出：翻译美学与格式塔意象“建构”方式，并从整体性与客观美、闭合性与简约美、简约性与形式美、连续性与意象美四个方面“再现”源本文美学特质，以期为外译选材和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格式塔意象李清照词翻译建构美学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0—0088—02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李清照（1084-约1151）作为宋词婉约之宗，是宋词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李清照词，词文绝妙，明白省净，风格独特;婉约无柔靡，清秀而逸思;协音律、文雅、铺叙、典重、情致别树一帜，无与伦比。
李清照以创作风格清新奇隽和其美学内涵备受推崇。
本文对李清照词英语译介进行考量，梳理其译介的现状，分析其译者的美学取舍观，研究其译介的美学效果并剖析其根源，对于促进李清照词对外译介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和借鉴意义。
同时本文对译者如何重塑源语文本美学特质，实现不同风格翻译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伟大战略的实现有借鉴和启示。
一、国内译者与李清照词译介述评清末民初王国维等人将西方美学的思想方法、学科体系引入中国;随后获得快速发展，陆续出现了实践美学、艺术美学和翻译美学等几个重要分支，李泽厚、胡经之、邓晓芒和毛荣贵等学者就是杰出代表。
目前，我国对李清照的研究大多是对其词作的赏析和对其生平的简介等，对外推介的研究不多。
李清照词英译始于1926年冰心发表论文《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与编辑》。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多位中外译者翻译李清照诗词并逐渐推介到北美。
国内如杨宪益、林语堂、徐忠杰、许均、王守义、许芥煜、王洪全、龚景浩、卓振英、杨纪鹤、王涧中、王椒升等，但全译本不多，选译本多集中在《如梦令》《声声慢》《永遇乐》等。
格式塔理论
主要内容
1
有关“翻译美学”的专著
2
中国译论的美学渊源
3
格式塔心理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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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有关“翻译美学”的专著 《实用翻译美学》 傅仲选 《翻译美学导论》 刘宓庆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悉永吉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 姜秋霞 《翻译美学》 毛荣贵 《英汉诗意的主体审美论》 刘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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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体性原则及德语的音译, 表示“形状, 形式”之 意。格式塔的心理学最大的特点即是强调研究心理对象的 整体性。整体性强调整体组织的分析反对对单个元素的剖 析, 并强调主题知觉活动对整体构建的重要性。知觉理论 强调主体知觉具有主动性和组织性, 能够用尽可能简单的 方式从整体上去认识外界事物。格式塔的知觉组织原则主 要有临近原则, 相似原则等。阿恩海姆认为, 艺术是建立 在知觉的基础上的, 知觉是一种直接把握对象整体结构的 活动, 这就同时说明了知觉活动对艺术鉴赏的重要性。惠 特海默认为只有从整体上考虑心理对象才能产生创造性, 他认为创造性思维也是整体决定部分的观点。在翻译诗歌 的意象时, 译者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 而是通过主体认知 活动把握整体特征及性质, 了解全诗的背景知识,将一个个 单独的意象连接起来重新进行创造性组合从而形成一个完 整意象, 只有这样才能品味到诗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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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格式塔心理学视角
格式塔心理学又称“完形心理学”，是20世纪初发轫于 德国的一个现代心理学派别，后在美国广泛流传和发展。 它是一种研究经验现象中的形式与关系的心理学。该学 说反对美国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元素主义, 强调经验和行 为的整体性, 认为结构不是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相加, 整 体应大于部分之和, 部分具有整体不具有的特性。 格式塔心理学派提出的“整体性”， “闭合性” , “异质同构”及“顿悟”等理论, 不仅在心理学上具有 科学性, 而且在文艺领域特别是翻译领域具有重要的现 实指导意义。 其创始人是德国的心理学家韦特默、考夫卡和苛勒。在 美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阿恩海姆。
浅析中国翻译美学的发展历程
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
中国翻译由最初借助美学思想意识呈现自身特征，逐步发展为自建理论框架，最终成为一门新的、独立的科学――翻译美学。
从翻译美学的发展过程中能清晰的看到，中国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该文采取历时的研究方法，对翻译美学在中国的不同发展时期的状况进行概述，呈现中国翻译美学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中国古代译论中的隐形美学从我国古代译论中，不难发现美学的踪迹，可以说是自有翻译经验和翻译观点，便有美学思想与之共存。
由此看来，翻译与美学从一开始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古代最朴素的唯物观，认为越接近事物的自然状态越能发现事物的“真、善、美”。
此观点反映在翻译理论上就要求译文要忠实原文的内容，反对用浮夸和华丽的句子，就是要保留原文的“真”。
我国的翻译实践始于古代的佛经翻译。
一般认为，三国时期的支谦编写的《法句经序》是距今最早谈论佛经翻译理论的文章，书中有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记录，从中可以体会支谦的翻译主张“因循本质，不加文饰”的美学内涵。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原则；玄奘主张“五不翻”；彦琮追求“宁贵木而近理，不贵巧而背源”主张等，都是古代最具代表的翻译理论。
以上几种翻译观点都体现了我国美学的思想意识，即追求事物的“真”，在翻译领域就是通常认为的“质派”（直译），其对立面“文派”（意译）始于从西域入关的鸠摩罗什，推出“案本而传”和“辞旨文雅”的翻译主张。
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显性美学中国翻译经历了佛经翻译带来的第一次翻译高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迷时期。
直到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时，中国才迎来第二次翻译高潮。
在严复之前，马建忠就提出“善译”论，要求“知其意旨，摹其神情，仿其语气，心悟神解”，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
严复的“信、达、雅”理论中，“信”要以“达”为前提，“雅”是主要特征，要求译文讲究“修辞”，要有文采。
格式塔探究诗歌翻译意境表现——以《春望》三译本为例
语言新探格式塔探究诗歌翻译意境表现——以《春望》三译本为例黄雯莉 华东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摘要：英汉语言的思维和审美存在差异，对世界的认知也同样如此。
格式塔心理学主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本文通过格式塔理论来看古诗英译过程中的意象再造，分析格式塔理论对古诗英译中意境表现的指导作用。
以杜甫古诗《春望》杨宪益戴乃迭，许渊冲以及吴钧陶三个版本的译文为例，对比分析译文中的意象表现形式，总结得出译文对格式塔理论的反映，以及格式塔理论在古诗英译中意境表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格式塔意象再造；古诗英译；意境表现古诗是中华名族的文化精髓之一，充分体现了汉语的意境美，重意合的特点，运用简单的事物意象凸显深刻的内在心理，抑或是让人感怀的环境，例如元代词人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简单的意象表现了凄凉的场景，令人感伤，又如李白《清平调》所写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简单的云，衣裳，容貌等意向呈现了一种整体的花团锦簇，突显了杨贵妃的美丽容颜。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运用格式塔理论分析译文对诗词中意象的处理，分析译者对原诗词中意象整体的理解与表达，能够更好地体现不同译者的不同翻译风格，在另一方面，译文也反映出格式塔理论对诗词中意象的翻译指导作用。
一、格式塔理论德语“Gestalt”意为“形状”或者是形状的同义词语，这一词音译过来即“格式塔”。
格式塔心理学又称为完形心理学，主张行为、经验的整体性，描述了整体和部分间的关系，认为整体不仅是部分的相加，而是大于部分之和，而部分在整体的意义下才具有独立的意义。
格式塔心理学注重人们对某个输入信息的整体认知过程，相应产生的对该信息的主动解释。
二、格式塔理论对意境表现的作用所谓意境，是一种令人感受领悟，却又无法明确阐释的意蕴和境界，“意”是情与理的统一，“境”是形与神的统一，因此意境它是形神情理的统一、虚实有无的协调，既生于意外，又蕴于象内，意境源于意象。
从翻译美学看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三个原则
从翻译美学看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三个原则一、本文概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在文学领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涉及到语言层面的转换，更需要在审美层面上实现原文的艺术再现。
翻译美学，作为研究翻译审美问题的新兴学科，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
本文旨在从翻译美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三个原则，以期深化对文学翻译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提高翻译质量，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将对翻译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进行阐述，明确其在文学翻译中的指导意义。
随后，结合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案例，详细分析审美再现的三个原则：忠实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和可接受性原则。
忠实性原则要求翻译在传递原文意义的保持原文的美学特质和风格；创造性原则强调翻译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艺术再创造；可接受性原则则关注译文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文化背景，力求使译文易于理解和接受。
通过对这三个原则的深入探讨，本文旨在揭示文学翻译审美再现的内在规律和机制，为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本文也期望能够引起更多学者和翻译工作者对翻译美学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共同推动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二、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础翻译美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其理论基础主要源自语言学、美学、文艺学等多个学科。
在语言学方面，翻译美学强调语言的美感和表达力，关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中美的传递和再现。
美学和文艺学则为翻译美学提供了审美判断和评价的标准，帮助我们理解文学翻译中如何保持原作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
翻译美学的理论基础还包括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结合。
翻译理论为翻译美学提供了指导和支持，帮助我们理解翻译的本质和规律。
而翻译实践则是翻译美学的实证基础，通过具体的翻译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和总结出翻译美学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和效果。
在翻译美学的理论框架中，审美再现是核心问题之一。
审美再现指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美学特征和审美价值，使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获得与阅读原作相似的审美体验。
从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视角看《春江花月夜》英译
从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视角看《春江花月夜》英译作者：何霞来源：《校园英语·中旬》2016年第01期【摘要】本文透过格式塔意象再造的理论，对初唐诗人张若虚的名篇《春江花月夜》不同英译本的分析研究，阐释其翻译的特色和风格，尤其是对《春江花月夜》的各个英译本对译作在处理格式塔意象再造现象包括心理实现和语言实现两个方面的做法进行审视。
【关键词】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春江花月夜》英译本意象之说起源于《周易系辞上》：“圣人立象以尽意”，《易传》有“观物取象”。
这里所说的“象”是形象、物象，它是一个载体，由它来承载“意”。
然而，通常文学上关注的是语言艺术上的意象和意象性。
意象之说难以以一种统一的标准衡量，但其重要性却不言自明。
一、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格式塔心理学又译作完形主义，是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倡导者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三位年轻教师，韦特默，苛勒和考夫卡。
1912年，他们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验室最终建成其基本理论，并创立了完形心理学派。
本文论述的格式塔意象再造理论则是由南京大学的姜秋霞博士在其2002年出版的《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一书中提出的。
其主要观点：基于格式塔意象再造的文学翻译模式分为两步，理解原文：格式塔意象的心理实现和再造译文：格式塔意象的文字实现。
本文将从格式塔意象的心理实现和语言实现两个方面审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三个英译本之间的差异。
二、《春江花月夜》简介初唐长篇诗歌《春江花月夜》原是乐府《清商曲辞·吴声歌曲》中最明媚的曲调，“吴中四士”之一的初唐诗人张若虚，将幽美恬静的春江月夜图与游子思归的离愁别绪及充满哲理的人生感慨完美结合，烘托出清幽，宁静，深邃的意境，奠定张若虚唐诗史上“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卓越地位。
三、心理实现根据姜秋霞的观点，译者在翻译原文本的过程，构成了格式塔意象，并以目标语的形式将其表示出来。
从格式塔心理学和文本理解的角度，我们可以推测出格式塔意象在诗歌翻译中的心理实现其实是译者对文本理解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译者和原文本之间的互动的过程。
中国散文翻译研究历程
中国散文翻译研究历程在过去的30 年里，我们的文学翻译研究者积极地进行理论探索，在文学翻译基本原理探索、文学翻译批评和文学翻译研究领域拓展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
文学翻译基本原理是指将文学翻译研究视为翻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对文学翻译的性质、原则、标准、过程、方法，以及对文学翻译研究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理论范畴、体系结构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的理论。
张今（1987）的《文学翻译原理》提出了文学翻译的定义，从哲学和美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分析了文学翻译理解过程中的六对矛盾和表达过程中的十对矛盾。
蔡新乐（2001）的《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将含意本体论引入文学翻译研究，运用现象学的理论观点从精神、文化和语言等多元层面研究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特征以及翻译过程，研究了文学翻译与精神之间、精神的境界与翻译的语境之间的关系。
郑海凌（2000）的《文学翻译学》明确地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区别开来，以文学翻译的艺术问题为中心，用一整套概括性较强的概念系统及独具学科特点的知识框架，借助文艺学、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对文学翻译现象和命题做了理论勾勒，对文学翻译的审美观念、审美标准、译者的再创造、创造心理和文学翻译的方法原则进行研究。
从综合视角关注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的概论性著作还有王金玲（1999）的《文学翻译新论》，张成柱（2002）的《文学翻译研究》，成昭伟（2007）的《文学翻译概论》，胡显耀、李力（2009）的《高级文学翻译》, 李冰梅（2011）的《文学翻译新视野》和周方珠（2014）的《文学翻译论》等。
许钧（2015）的《历史的奇遇：文学翻译论》对文学翻译本质、文学名著译介与评析等方面进行了综合思考，从忠实、叛逆和再创造之间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文学译者的身份认同，从意愿、现实与道德等三个层面对翻译活动中制约翻译主体的因素进行了宏观的考察和具体的分析，还结合翻译所承担的使命论述了文学翻译过程中“译什么”“怎么译”的各种选择，从翻译的文本生命历程入手对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进行了新的观察，以确立译作应有的历史与文化地位，另外还讨论了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
文学的召唤结构和其翻译中的再创造--以《红楼梦》的两英译本为例
文学的召唤结构和其翻译中的再创造——以《红楼梦》的两英译本为例The Appealing Structure and its RecreationIn Literary Translation----Taking the Two English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for Illustration学科专业：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ABSTRACTReception aesthetics with fresh viewpoints exerts a unique influence upon literature as well as literary translation circle. The striking feature of this theory is that it is a study focusing on reader. As a leading scholar of this theory, Wolfgang Iser builds all his theori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ader and text. He places greater stress on the reader‘s creative participation in reading text. His many articles about appealing structure and reader‘s aesthetic response made sensations throughout the theoretic circles among scholars and students as soon as they were born. His appealing structure holds that there are ―gaps‖ and“indeterminacies ‖ in the meaning of text，which will stimulate reader to fill in the gaps, and decode the indeterminacy with his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The basic structure composed of gaps and indeterminacy in a text is called an appealing structure，which exposes an ultimately open scope and attracts every reader to explore and create the deep meaning of a text according to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knowledge and values. Coincidentally, the appealing structure has also been cherished by Chinese authors inlong literary history. Zhu Liyuan has made a thorough research on Iser‘s appealing structure, and extended his theory. He takes the view that the appealing structure should cover a broader area. According to their opinion, this dissertation mainly deals with the recreation of appealing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Literature, an aesthetic reflection on real life, first and foremost must live up to the aesthetic standa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as an art is in line with this standard, the ultimate aim of which is to satisfy readers‘aesthetic requirements. Literary translation entails a translator to cope with all kinds of questions arising from language, culture, author, text, reader, and so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n actual recreation of aesthetic art, which is not only the wisdom of ancient translators, but also the common view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ors. Of course, the recreation is a limited creation fettered by the faithfulness to text and reader. Recreation covers a variety of areas and concerns many factors. Here, this dissertation, taking the two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for illustration, mainly discusses the recreation of the appealing structures in the language in literary writings and in the meaning of a literary text for the purpose of reader reception.Firstly, the author deals with the recreation of the appealing structure in literary language. Undoubtedly, literary language is very significant, as it is the root of all the appealing structure such as mean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n art of language, namely the art of reproduction and recreation in another language. When the original is translated, the appeal of source language will be lost to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Only when target language appeal is reproduced, can it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ppealing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In doing so, a translator should use the pure target language to substitute the pure source language, and strive to preserve the beauties of source language including its rhythm, fuzziness, indeterminacy and connotation. This doesn‘t exclude foreignized language, for it owns its appealing traits by breaking reader‘s habitual expectation horizon. Personall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domesticated language should be a main body, and the foreignized language, a supplement.The emphasis of this dissertation is laid on the recreation of textual meaning‘s appealing structure. Translation is to translate meaning; the whol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s to treat meaning. Different from non-literary works, literary works are rich in gap, fuzziness, multi-meaning and indeterminacy. A translator is expected to recreate the original appealing structure in his translation. He, above all, should recreate the corresponding context and appealing open space in the chosen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meanwhile guard against the over-loaded translation and under-loaded translation. However,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or himself, perhaps a translator can‘t identify the original appealing structure, and therefore make it lost or distort in his translation. Moreover, as one of the readers, a translator is likely narrow the appealing open space of the original, who will translate the indirect into the direct, the implicit into the explicit, and so on. If so,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would not appreciate the beauty hidden in the original as the source language readers do.In the recreation of the appealing structures in the literary language and textual meaning, a translator should bear the notion of reader need in mind, which would influence his adoption of words, and make his version different. The immediate aim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to endow reader with aesthetic enjoyment by enabling him to decode the text through read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reception aesthetics, literary works are created by both author and reader. Comparatively, reader more than plays a crucial part in literary recreation; he is an actual pivot of the whole recreation. It is unimaginable for a literary work to survive without reader participation. So, when reader need clashes with the original, a translator should translate flexibly to cater to reader. It is no exaggeration that the importance of reader overrides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translation. However, t his doesn‘t deny the fact that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 limited recreation on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ould be faithful both to reader and author. Undoubtedly, reader reception is so important that the focu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21st century will be shifted to reader.Hong Lou Meng is known to every household with universal praise, whose glamour and popularity lie in its limitless appealingness. In this dissertation, takingthe two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for illustration, the author made a tentative pursuit into the recreation of the appealing structures in literary language and textual meaning for the sake of the reception of rea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ception aesthetics. To summarize, in this dissertation, ―recreation‖ is the focus, and ―reader reception‖is the target, with the ―translator subjectivity‖as a prerequisite and the ―faithfulness‖as a constraint. These aspects are correlated intrinsically and integrated into an organic whole unit.Key words: literary translation; reception aesthetics; recreation appealing structure; expectation horizon;appealingness内容摘要接受美学一产生，就在国内外文艺理论界激起巨大的反响。
翻译美学理论对唐诗英译意境再现的指导作用
翻译美学理论对唐诗英译意境再现的指导作用张玉兰【摘要】翻译美学对唐诗英译意境再现有重要的认识和实践指导作用.格式塔心理学对唐诗英译有认识上的指导作用,即审美转换中要注重文本的整体和谐统一,并对微观上的字、词、句、段、篇的转换起制约作用;接受美学和跨文化研究对唐诗英译有实践指导作用,即在意境再现中,译者要有对意象和译文读者审美情感和心理的文化考量.翻译美学能有效解决多年来存在的唐诗英译意境再现问题,促进中华文明在全世界的传播,并提高中国翻译界在世界翻译论坛的地位.【期刊名称】《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2【总页数】5页(P57-60,72)【关键词】意境;翻译美学;格式塔心理学;接受美学;跨文化研究【作者】张玉兰【作者单位】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5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一、引言在我国传统文论中意境最早作为美学范畴被提出来是在唐代，诗人王昌龄曾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1］近代的王国维深入探讨了“意境”的涵义，在《人间词话》等一系列著作中道出对“境界”的精辟理解:“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
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否则谓之无境界。
”［2］意境是“通过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能够把读者引入到一个想象的空间的艺术境界。
意境的基本构成在于情景交融，它包含着两个方面，即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作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前者叫做‘境’，后者叫做‘意’，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浑然交融而形成意境”［3］。
“诗贵意境”，译诗如不能再现其意境，好比“画龙不点睛”，因此唐诗英译意境审美再现很重要，但意境再现是跨语言、跨文化的审美转换，牵涉到中西方审美价值观、审美心理和情感等很多因素，因而意境再现一直是唐诗英译中比较棘手的问题，翻译美学能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指导作用。
格式塔意象再造:古诗英译意境美之道——以柳宗元《江雪》译本为例
格式塔意象再造：古诗英译意境美之道——以柳宗元《江雪》译本为例辛红娟;覃远洲【摘要】“格式塔意象再造”作为一种新的翻译模式,能够通过音、言、象、意及其结构的高度整合,实现对原诗意义及意境的再现.格式塔意象与古诗意境具有共性,译者需对原诗形成格式塔意象,再将其转换为译文语言.以许渊冲和Witter Bynner两者的《江雪》译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恰当的格式塔意象再造有助于古诗译作局部选词与整体意境相谐和,更有效地传达原诗意境之美.【期刊名称】《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14)002【总页数】5页(P92-96)【关键词】格式塔意象再造;古诗英译;《江雪》译本;意境美【作者】辛红娟;覃远洲【作者单位】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15.9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灵魂与核心，是诗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诗歌作品中契合交融所形成的艺术境界。
作为古典诗学概念，“意境”始见于唐代诗人王昌龄所著《诗格》：“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
”[1]此后，意境说经由释皎然、刘禹锡、司空图、王国维等学者的著述而得到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古典诗论中重要的美学范畴。
在古典诗歌英译过程中，传达原诗意境之美十分重要，正如林语堂所言，译诗需“意境第一，自不必说”。
[2]但由于意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虚缈空灵质感，翻译中传达诗歌意境美并非易事。
学界已就诗歌意境美翻译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侧重于微观方法论层面，如意境的可译性[3]与不可译性[4]的论战、意境美的传译技巧[5]、诗歌意境翻译批评[6]、意境再现[7]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屡见报刊，但目前鲜有诗歌意境美翻译方面的专著问世。
在实践方面，已有以许渊冲为代表的古典诗歌英译名家的数本译作出版，为传达古诗意境美做出了示范。
《诗经》爱情诗的格式塔意象重构——以许渊冲译本为例的开题报告
《诗经》爱情诗的格式塔意象重构——以许渊冲译本为例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与意义作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诗经》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文献。
其中，以爱情诗最为传世，深受后世文人的推崇和模仿。
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诗经的内容、形式、语言等方面并不易于现代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在爱情诗的赏析中更为明显。
因此，对于诗经爱情诗的格式、塔意象进行重构及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揭示诗经爱情文化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为人们重新审视和理解古代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选题对象及内容本文选择了许渊冲先生所译的《诗经》进行研究。
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注重对古诗的意象和语言的还原，并透过译文对原文内容进行阐释，使其更加接近现代读者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
因此，本文选用许渊冲先生所译诗经进行研究，对爱情诗的格式、塔意象进行解析和重构。
三、研究目的和方法目的：通过对《诗经》爱情诗的格式、塔意象的重构，探究古代文化对于爱情的理解和表达方式，进一步挖掘故代文化的情感意蕴，以期为现代人提供更为深入和具有启发性的文化思考。
方法：本文主要以文本分析和实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方法如下：1. 解析和梳理诗经爱情诗的格式和写作方式，包括韵律、节奏、句式等方面的特点，并分析其与古代文化背景的关系。
2. 剖析诗经爱情诗的塔意象，寻找其中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并对其进行重构和解读，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古代文化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
3. 通过对许渊冲先生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挑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例，进一步探究诗经爱情诗的形式和意象对于翻译的影响和挑战，以期深入理解《诗经》的翻译和接受问题。
四、预期研究结果本文的预期研究结果包括：1. 对诗经爱情文化中格式和塔意象的解析和重构，进一步挖掘故代文化的情感意蕴，为现代人提供更为深入和具有启发性的文化思考。
2. 通过对比分析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探究文化差异对于翻译的影响和挑战，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接受《诗经》提供借鉴和参考。
翻译的审美过程
翻译的审美主体(aesthetic subject)：译者 • 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应该具备的审美条件：文化素养； 审美意识；审美经验 • • 1．审美主体的文化素养是最基础的条件，因为 它对审美意识具有启蒙作用。人对美的认识是人类文 明发展的结。译者的文化素养越高，他对原文的美的 审判力和再现力就越强，反之亦然。 • 2． 审美意识：是对美的感知，对美的敏感性。 它源自直觉，但如果译者的文化素养高，这种感知和 敏感性就会向理念发展而得到深化。 • 3． 审美经验：指通过反复审美活动而产生的审美 感知和认识。
翻译练习：
• Tomorrow will be a reflection of tonight • Nighttime is a special time, a time of rest and renewal. Your body begins to relax to unwind from the activity of the day and slip into the softer rhythm of the night. It is when your body turn the energy needed for the smiles and laughter of the day into the magical replenishment of the night. This is the time your skin needs special care. • Night of Olay is special night care cream, created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magic of the night. It is greaseless and remarkably light to tough, a sheer pleasure on your skin, allowing it to breath naturally while it absorbs this special nighttime nourishment. • Hour after quite hour all through the night. Night of Olay enhances your skin’s own natural renewal by bathing it in continuous moisture, easing tiny dry wrinkle lines and encouraging the regeneration of softer younger looking skin. • Night of Olay tonight will be reflected in your youthful radiance tomorrow. • Night of O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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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12期(总第128期)
南京大学
博 士 姜秋霞
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
对文学翻译中审美过程的探索是一个尚待开发的新领域。
本项研究通过“格式塔意象的再造”这一视点对文学翻译中的审美方式进行了一定层面的考察。
众所周知,文学作品包含有语言逻辑成份以外的美感因素,文学翻译便具有美感因素的体验、美感因素的再现两个主要形态,即有一个意象转换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意象的转换是建立在整体体验上的,每个个体(词或句)均产生各自的意象,经综合所产生的新的层面上的意象是译者体验与转换的基础和关键。
这一层面上的意象不是个体意象的相加,而是超越各个局部生发而成的新的整体———格式塔。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对整体意象的审美把握意味着对文本各个局部语言意义之外美感因素的体验,这一体验有助于原文本的结构和意义在译者大脑中形成有机的整体,并有助于文本意义的有效转换。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提出了文学翻译过程中“格式塔意象”这一转换模式。
有别于以往译学研究所提出的语言转换翻译模式(奈达)和认知思维模式(贝尔)。
此模式着重强调文学翻译转换过程中原文艺术形象的整体形成及其再现。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在进行语言结构及各个成份意义的转换时,建立在整体意义上的艺术意象产生于对原文的理解,并作用于译文的再造。
这一艺术意象是译者对原作的整体把握,对某一艺术形象相对完整的审美体验。
翻译是一个从原文到译文的转换过程。
在此过程中,译者通过审美与认知双重方式能动地接受原文,在大脑中形成一个具有语言意义和艺术意象的整体图式,进而对此图式用译文语言结构重新建构,最后形成译入语的文本。
值得一提的是,原文和译文之间没有机械的结构对应,即从原文的接受到译文的建构不是一个“刺激———反应”的结果,而是经过一个整体图式生成和转换的过程。
译者在认知文本语言意义的同时,也获得对原作某一场景、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所蕴含的情感、氛围、语调等有一个审美体验。
这一认知和体验同时作用于大脑,形成一个认知意义和审美体验相结合的整体图式。
译者在转换过程中体现的不是词语或句式的对应,而是整体意象(image gestalt)的再现,即用译文语言建构整体概念。
语言结构的对应须建立在这一整体意象的转换基础之上。
再现过程中,或有结构形式的对应,这种对应是意象格式塔再生成过程中出现的偶合,是人类语言共性的体现,同时也是译者再创造过程中心理趋向的结果。
论文首先从“格式塔意象”入手,提出了区别于普通意象概念的格式塔意象,并对意象成份以及内在结构作了全面分析,尤其对实现与转换的内在性质进行了哲学的思考,得出了意象转换产生于本文与读者相互作用这一观点,从而肯定了译者在意象转换或审美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对于译者与本文的关系,本论不主张以本文或主体单方面为中心。
文学翻译既不是单纯从一种有形结构———原文到另一种有形结构———译文的静态转换,也不是由译者任意发挥和创造的纯主体作用过程,它是译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原文的意义及其传递的情感因素蕴含在文本中,原文以它特有的结构和内容呈现给译者主体,即以它语言符号的习俗意义及特定语境内相对稳定的结构被译者接受;另一方面,在这个接受过程中,译者主体通过现有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能力认知文本的意义,尽可能建构与作者相近的审美感受,并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创造性的转换。
原文有其固有的结构意义、美感因素,但有待于译者积极的认识,有效的转换;译者的认识与转换又依附于原文,并受制于译出语与译入语两种不同的结构。
这是一个双向建构过程。
有关格式塔意象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本论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格式塔意象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和所产生的美学效果,重点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格式塔意象有助于译文结构的自然与和谐。
在文学创作中,任何一个艺术形象的创造都首先体现在语言结构的完整与和谐。
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组成成份之间和谐统一在一起。
由于翻译在两种不同语言形式之间进行转换,局部成份的对应有时有损于整体形象的建构,而建立在格式塔意象上的再创造则有助于译文语言结构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自然和谐的新的整体。
第二,格式塔意象的转换意味着审美体验的有效传达。
译者在理解原文语言意义过程中,建立一个格式塔意象就意味着对原文某一相对独立的整体进行审美体验,获得相对完整的情景氛围、人物情感、或语气色调。
在译文的再造中移植这一
审美体验,从而使译文以一幅完整的艺术画面出现在译文读者面前,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审美体验。
对于文学翻译来说,这种整体美感体验来源于译者对原文的格式塔意象再造,它不是任何一个语言个体成份或个体的相加所产生的,而是艺术形象整个画面所呈现的。
第三,格式塔意象对译文词义的选择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
对于译文词义的选择,早有众多不同角度的理论研究,这一直是译论十分关注的问题。
本论从审美角度提出格式塔意象与词义的密切关系,肯定了格式塔意象对词义选择的重要影响作用。
译文的实现过程,或者说艺术意象的语言再造,是每个局部意义有机结合的结果。
然而每个局部个体美感色彩的选择均取决于它所依附的整体,一个词或一个短语可以有多种意义,也可以包含多种情感色彩,只有当它与特定的语境、特定的意象格式塔相组合,才能体现最和谐最恰当的作用。
由此,格式塔意象在译文中的再造体现在各个局部词语的有机结合;同时各个局部的作用又依附于它所从属的整体意象。
格式塔意象与局部词语之间是一个互为影响、互为依存的关系。
此外,为了对再造格式塔意象有一个全过程的了解,论文的第二部分着重探讨了格式塔意象的心理实现方式,深刻分析了译者作为一个特殊的审美主体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局限性。
译者在将原文语言意义和审美意象转化为译文语言形式结构时,
,语言意义
,由于译
尤其当原作是译者的非母语文化时,图式结构会有更大的差别。
译者在意象的实现与转化过程中,须充分发挥审美想象、审美思考等心理机制:一方面调整已有的图式,建构与作者相似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遵从译文图式结构,实现符合译文习惯的自然有效转换。
“格式塔意象再造”这项研究不仅探寻了译者在意象再造过程中的心理实现规律,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对艺术审美过程的认识。
(通讯地址:260093 南京大学外语学院)
(上接第51页)语音、词汇等方面)的一些标准著作,例如,艾博特,《莎士比亚语法》(E. A.A bbott,A S hakespearian Gram mar,1897),奥尼恩斯,《莎士比亚注释词表》(C.T.O2 nions,A S hakespeare Glossary,1986),施米特,《莎士比亚用词全典》(A.Schmidt,S hakespeare-Lexicon,第四版,二卷, 1923),柯克里兹,《莎士比亚的发音》(Helgek keritz, S hakespeareπs Pronunciation,1953),以及斯匹瓦克编纂的《哈佛莎士比亚语词索引》(M.S pevack,The Harvard Concor2 dance to S hakespeare,1973)等。
同时,他还参阅了大量的英美出版的莎剧权威版本,例如,英国的《新亚登版》(The New A rden S hakespeare,1982),《新牛津版》(The New Oxf ord S hakespeare,1982),《新剑桥版》(The New S hakespeare,
1921—1961),以及美国《新集注本》(The New V ariorum, 1908—1928)的部分卷册和吉特里奇的著名莎氏全集(The Com plete Works of S hakespeare,edited by G.L.Kittredge and Irving Ribner,1971)等。
1996年4月,刘炳善教授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学大会,并在会上宣读了他写的论文《为中国学生编纂一部莎士比亚字典》(Com piling a S hakespeare Dictionary f or Chinese Students)———这篇论文后来刊登在《英语世界》,1996年第9期。
刘炳善教授的这部《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既有学术价值,又针对我国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实际需要,为他们提供了一本入门的工具书,值得表扬。
(通讯地址:100871北京大学英语系)
“普通的东西是个别的”这一命题所表述的判断,是就其内容说,那个内容在宾词中是个别化了的规定,在主词中是规定的总体;“个别的东西是普遍的”另一命题表述了形式,形式是由命题本身直接提供的。
———在直接的肯定判断中,两端还是单纯的,因此,形式和内容也还是联合起来的。
换句话说,判断不是由两个命题组成;在判断中所发生的双重关系直接构成一个肯定判断。
因为它的两端是:1)作为独立的、抽象的判断规定,2)借助于使它们相关的系词,每一方面都被另一方面规定。
但因此其结果就是,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在判断中自在地呈现着,而且“个别的东西是普遍的”这前一命题所包含的东西属于形式,因为这命题表述了判断的直接规定性。
反之,“普遍的东西是个别的”,或说,主词被规定为普遍的,而宾词则被规定为特殊或个别的东西,这另一命题所表述的关系,却涉及内容,因为它的规定由于自身反思才得提高,直接规定性由于自身反思也被扬弃,从而形式把自身造成是一个进入自身与形式区别对立而长在的同一,即内容。
———黑格尔:《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