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
秦汉文学史之秦汉文学概述资料讲解
秦汉文学史之秦汉文学概述秦汉文学史之秦汉文学概述秦汉文学概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嬴政在相继灭掉韩、赵、魏、楚、燕之后，又派大将王贲从燕地向南挥戈攻齐，生俘齐王建，六国遂平，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自称始皇帝，建立了秦王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名符其实的大统一。
这种大统一不仅是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表现为军事统一，经济统一，文化统一，即所谓车同轨，书同文.从此以后，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大陆上，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就对自己的祖国，表现出了一种无比强大的向心力，虽经多次内乱与外患，但仍然分久必合，保持了文化文明诸方面从未间断过的连续性，使华夏炎黄子孙始终得以生生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种前所未有的大统一，不仅在更广阔的背景上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且也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但是，由于秦始皇和先秦法家一样，过分迷信武功、法吏而轻视文治，完全接受了法家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偏颇的理论主张，尤其在他晚年（公元前２１３年）在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社会危机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又错误地接受了不懂得如何守成的法家人物李斯的焚书建议，严酷地推行旨在愚民的文化专制政策，妄图以此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结果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
到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公元前２０９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王朝自建立只短暂的十六个年头，就在公元前２０６年被刘邦、项羽的起义大军推翻了。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
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
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
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建国以来，还出版了马非百的《秦集史》、林剑鸣的《秦史稿》、陈直的《汉史初探》、何兹全的《秦汉史略》、杨翼骧的《秦汉史纲》，都是关于秦汉史的综合性专著。
范文澜、郭沫若等所著中国通史，也都有秦汉史的部分。
近年来史学界着重讨论的问题，有社会性质问题、民族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除社会性质问题外，其余问题上文已分别论述。
社会性质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现在这里作一简要说明。
关于秦汉社会的性质，主要有封建社会说、奴隶社会说。
侯外庐是秦汉封建说的代表。
五十年代初，他撰著的《汉代社会史绪论》①是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代表作。
这本书是在他所著《汉代社会新论》的基础上写成的，保留了原稿中汉代生产手段的社会性质、汉代劳动力的社会性质、汉代社会编制的特征等部分，但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此外还增加了士大夫和思想的总倾向部分，对汉代社会性质作了全面的论述。
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封建制萌芽于商鞅变法，形成于秦的统一，而集其大成者为汉武帝的“法度”。
后来，他在《论中国封建制形成及其经典化》①一文中，对秦汉社会性质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
文章强调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
关于秦汉封建制的形成及其特点，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1）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
汉代关于“食货”的定义，是这种结合的法典化。
与“食货”紧密相关的是“租调”，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剥削形态。
租调制的法律化起源于秦汉，并在汉代取得了更固定的形式。
（2）秦汉土地所有制的支配形式是土地国有制，皇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
在秦始皇时，已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法律规定。
在汉代，握有土地占有权的是封建贵族与豪强地主，他们的土地占有权在法律上是受限制的。
（3）秦汉的直接生产者主要是作为编户齐民的小农，奴婢仅是残余。
秦时土断人户，缘人居土的郡县制的推广，意味着小农经济逐渐形成，而秦汉社会的领民户口制的确立，更意味着农民对领主的封建隶属，汉代的“户律”即为此种封建隶属关系更进一步的法典化。
秦汉史
秦汉史大体上说，本世纪之前的秦汉史研究经历三个阶段，即记录本朝历史的秦汉时期，以注解史书为特点的两晋隋唐时期，以考据辨伪辑佚为特点的宋元明清时期；其成就相应体现为提供了秦汉时期的基本资料，并作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从而为本世纪秦汉史研究工作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一、1949年之前的秦汉史研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学者承续清代朴学传统，注重秦汉文献的整理。
代表人物是王先谦。
他撰集的《汉书补注》，集历代67家的考订要义，是为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的基本着作。
此外，王氏与其门生还着有《后汉书集解》，在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接受，唯物史观也成为研究秦汉历史的一个重要理论。
对这一历史时段的宏观探讨和规律性认识顺理成章地成为推进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
在1929年至1937年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秦汉社会性质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秦汉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还体现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学术流变方面。
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自刊）和《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沈家本《汉律摭遗》、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卷，1930年）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着作。
具体领域研究的持续发展为通贯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到本世纪40年代，两部具有学术深度并对后学产生很大影响的秦汉通史着作相继问世。
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是国内第一部秦汉通史。
次年，开明书店出版吕思勉《秦汉史》。
总起来说，本世纪上半叶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成就是研究者自觉运用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西方新的史学理论方法探讨历史，完成了对旧史学的批判继承，构建起当代秦汉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1949年至1966年的秦汉史研究这一时期，秦汉史研究主要围绕秦汉社会性质、秦汉经济和秦汉时期的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
近代时期关于秦汉史的研究
近代时期关于秦汉史的研究秦汉史的研究，可以说从汉初就开始了。
陆贾的《楚汉春秋》、贾谊的《新书·过秦》，是这方面有名的著作。
此后，司马迁、班固、范晔的书，裴骃、司马贞、张守节、颜师古、李贤的书，都是研究秦汉史的巨著。
这些书，是以叙述的形式或注释的形式出现的。
在它们之后，还有不少这样的著作。
到了近代，秦汉史的研究要比以前兴盛。
有的研究，是就历史的进程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有的研究，是就残阙、隐晦的资料发掘出具体的历史面貌。
这都是以前研究工作中很少见的。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西方考据方法的输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起到了不同性质的作用。
王国维、顾颉刚、吕思勉、劳榦王国维、顾颉刚、吕思勉和劳榦是近代从不同角度研究秦汉史而有显著成就的史学家。
王国维重视考古新发现的材料，并把它同文献材料相结合，在秦汉史的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见解。
还在20 世纪初，当敦煌汉简发现后，即引起他的注意，认为汉代简牍材料对于西北史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他所著《流沙坠简》①等著作，对于汉代简牍和西北史地研究，均有开创之功。
王国维对秦汉制度的考证方面，发表了一些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
其中如《汉魏博士考》②，是通过对博士制度考证来研究汉代经学演变的文章。
文章不仅对汉代经学博士、博士人名、博士职掌及博士弟子等，作了全面的考证，而且论证了汉代经今古文学的“代谢”及其“枢纽”之所在。
《秦郡考》③和《汉郡考》④，对《汉书·地理志》前后自相矛盾和后人的争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他对匈奴史的研究有重大贡献。
所撰《鬼方昆夷ǎ狁考》⑤，是近代国内第一篇研究匈奴族源的名作。
文中把钟鼎彝器铭文与古书记载互相释证，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昆夷、獯鬻，西周末的ǎ狁，入春秋后的戎、狄，战国以降的胡，皆与匈奴是一个系统，为同族异名。
匈奴的先祖鬼方等，原来活动地区达于黄河岸边，后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其活动地区逐渐向北退至长城以北。
自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提出匈奴先祖乃“夏后之苗裔”说后，学者多相信此说。
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读新版林剑鸣著《秦汉史》
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读新版林剑鸣著《秦汉史》第24卷第2期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vo1.24No.22004年3月AcademicForumofNanDu(Journalof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Mar.2004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读新版林剑呜着《秦汉史》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091)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断代史系列"终于出齐.这一系列包括:王玉哲着《中华远古史》,胡厚宣,胡振宇着《殷商史》,杨宽着《西周史》,顾德融,朱顺龙着《春秋史》,杨宽着《战国史》,林剑鸣着《秦汉史》,王仲荦着《魏晋南北朝史》,王仲荦着《隋唐五代史》,陈振着《宋史》,李锡厚,白滨着《辽金西夏史》,周良霄,顾菊英着《元史》,南炳文,汤纲着《明史》,李治亭主编《清史》.完整的"中国断代史系列"的推出,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无疑是一个喜讯.这一系列13种断代史研究专着中,林剑鸣着《秦汉史》是完成较早的一种,曾经产生比较好的学术影响.2003年4月新版林剑鸣着《秦汉史》则又改善了装帧,精选了图版,可以说面貌一新.比如新近出土的秦石铠甲图片的采用,即体现出编者对新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特别关注.在林剑鸣教授结束学术生涯6年之后这部新版《秦汉史》面世,可以看作对林剑鸣教授的最好的纪念.秦汉史研究专家,法律出版社原总编辑林剑鸣教授曾经在西北政法学院,西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曾任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任,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曾经赴日本关西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高等学府研究,讲学,任客员教授.曾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史大辞典?秦汉卷》主编, 《中国法制史?秦汉卷》主编,《中国经济史?秦汉卷》主编. 林剑鸣教授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致力于秦史研究,所着《秦史稿》及有关一系列论文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意义,曾经产生了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关于秦汉史的综合研究,关于简牍研究,关于秦汉考古与文物研究,关于中国法制史研究,林剑鸣教授也都有学术水准相当高的论着发表.林剑鸣教授学术生涯近4o年间,出版学术着作1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主要有:《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983年);《秦国发展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85年);《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台湾谷风出版社1987年);《秦汉社会文明》(合着)(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台湾谷风出版社1990年,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秦汉简史》(合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吕不韦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以及《试论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西北大学》1978年2期);《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的地位》(《人文杂志》1982年5期);《秦代官爵制度变化的奥秘》(《光明日报》1983年5月25日);《中国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的两条途径》(《历史研究》1984年4期);《从秦人价值观看秦文化的特点》(《历史研究》1987年2期);《西汉时代生产关系的特点》(《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2期);《秦王朝统一后的社会各阶级》(《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2期);(西汉戊己校尉考)(《历史研究》1990年2期);(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4期)等.可以看到,秦汉史研究,是林剑鸣教授学术工作的主攻方向,也是他学术收获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林剑鸣教授突出的学术贡献之一,是在秦汉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和宏观考察方面多有成就.他曾经发表《我的两部(秦汉史)》(《深圳特区报)1994年7月9日)一文,介绍了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学术心得.他的《"考察之功"与"独断之学"》(《光明日报)1992年2月26日)一文,也曾经申明了自己注重综合之功,坚持宏观视角的学术倾向.林剑鸣教授很早就曾经参与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的编撰,负责秦汉史部分.《秦史稿》的着成,也体现出对历史总体进行科学观察,对历史规律进行认真探索的能力.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秦汉史》第一章"绪论"中"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秦汉史基本史料介绍","秦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等节,以及最后的"结束语"中"主旋律与变调","中外文明的碰撞","挑战和进步"等节,都表现出作者长于进行综合工作的学术特点.比如这部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者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专制制度的形成和文化思想的统一","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结论是大体允当的.尽管今天的许多研究者可能已经不再完全赞同用"封建"的说法概括中国古代的社会特征,但是考虑到作者着书年代的学术背景,这样的表述是可以理解的.对一个历史阶段进行断代史的总体的描述,需要把握基本的历史线索,主要的历史事件,突出的历史特征.总结整个历史过程,也要有适当处理详略,重轻,主次诸问题的考虑.林剑鸣着《秦汉史》在这一方面的成功,是得到学界大多数研究者的赞赏的.至于重视新出考古资料的利用,也是林着《秦汉史》超过许多同类专着的地方.收稿日期:2003—12—28作者简介:王子令(1950一)男,河北武安人,教授,博导,中国秦汉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秦汉史.。
史学论文写作第六讲秦汉史研究热点与资料索引
三、基本史料
1．前三史《史记》、《汉书》、《后汉 书》及其注解。
• 宋裴骃撰《史记集解》一百三十卷 • 唐司马贞撰《史记索隐》三十卷 •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集历代67家的
考订要义，是为研究西汉历史和《汉书》 的基本著作）他和他的门人写的《后汉 书集解》
三、基本史料
五、研究的主要论题
3．秦汉政治制度 • 80年代以前，秦汉封建专制主义是研究的重点。
程树德《汉律考》（1919年自刊）、沈家本 《汉律摭遗》、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 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钱穆《刘向刘歆 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卷，1930年） 和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 1935年）等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作。
五、研究的主要论题
6．其他。秦汉史学、经学诸子、科学技 术、周边民族、中外关系等等也是研究 方向。
总而言之，秦汉史研究的主要方向：（1） 秦汉出土文献的整理和利用。（2）思想 文化史。 （3）地域史。 （4）研究不要局限秦汉史。
五、研究的主要论题
• 思想文化。王子今《秦汉区域思想文化研究》 四川1998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则 对以往较少注意的汉代下层社会观念进行了尝 试性整合。
一、秦汉史的特点和地位
• 2．中国社会基本结构模式在此时奠定。 例如政治体制、土地制度、社会类型等 都为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3．基本思想文化特质在此时奠定。如教 育制度、风俗习惯、思想、文化等。
• 4．中国历史上非常强盛的一个时期。
二、秦汉史研究的难易
1．三不易：史料少、文字难、研究者多； 2．三有利：新时代：研究角度可以有很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关于秦汉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建国以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相当发达，多学科的历史，如天文学史、数学史、农学史、化学史、建筑学史、美术史、文学史以及一些其他科学技术部门的历史都有了专书，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成就比较显著。
思想史关于秦汉思想史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
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撰著的第一部秦汉思想史专著。
作者的研究原则和方法，是以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着重于综合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把思想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研究。
同过去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相比较，本书有以下特点：（1）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两汉时期思想发展的历程，其中包括两汉的正宗思想与异端思想的对立斗争，正宗思想的神学性质，经今古文学斗争的哲学实质，以及豪门大族汉末清议的意义及其向魏晋清议的转向等。
指出思想史的这种斗争，可以从地主阶级中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即豪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他们之间存在着差距（矛盾）中找寻原因。
庶族地主往往有与劳动人民利益相关联的一面，使他们的思想有所区别于豪族地主。
（2）论述了封建经济、封建政治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书中从汉法度的森严中探讨正宗思想的经济政治基础，论述《白虎通德论》统一今文学异议的学术意义与政治意义，从汉末经师的通融古今，不搞师法，探索了其所由产生的经济政治原因。
指出封建思想之定于一尊，其根据就在于专制帝王的土地所有制。
最高皇权就是最高族权。
正宗思想的神学性质，三纲与神学的联系，表明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四大绳索的互相结合。
（3）强调以法典作为判断社会性质的标志。
认为法典全面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社会各阶级的地位作了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白虎通德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具有法典的作用①。
《中国思想通史》的出版，对秦汉思想史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八十年代，出版了一批有关秦汉思想史的专著。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秦汉），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
全书五十八万字，把秦汉哲学发展分三个阶段叙述。
秦汉中国与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综论
① 秦于公元前 ２ ２ １ 年 统一 中国， 而罗 马在 公元前 ２ ０ ０年左右 统一 了地 中海 。两大古典政治体都 自居世界之 中心 ，
视周边 民族为“ 野蛮人” 。
② 这段伪史 迫使 余英时 、 葛剑雄 、 邢义 田等学 者站出来澄清历史真相 。Ｙ ｉ ｎ ｇ ｓ ｈ ｉ Ｙ ｕ ， “ Ａ Ｎ ｏ ｔ ｅ ｏ ｎ Ｈ． Ｈ． Ｄ ｕ ｂ ｓ ， Ａ Ｒ ｏ ｍ ａ ｎ
Ｔ ａ ｎ ｇ ｄ ｕ Ｊ ｏ ｕ ｒ ｎ ａ ｌ
Ｓ ｅ ｐ． ２ ０１ ７ Ｖｏ １ ． ３３ Ｎｏ． ５
第３ ３卷第 ５期
【 历 史文化研 究 】
秦 汉 中 国与 罗 马 帝 国 比较 研 究 综 论
张 朝 阳
（ 上 海 交通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 上海 摘
一
作者 简介 ： 张朝 阳 ， 男， 陕西 西安人 ， 上 海 交通 大学人 文 学院历 史 系副教授 ， 史 学博 士 ， 主要 从 事秦 汉 史 、 中西历 史 文化 比较研 究。 秦 汉王 朝 与罗 马帝 国大 体上 同时兴起 于 亚欧 大 陆的两 端 ， 分别 统一 了各 自所 代表 的 区域文 明 ， 拥 有 地球 １ ／ ４的人 口（ 五六 千 万人 ） ， 占据 四五百 万 平方公 里 的领 土 ， 对后世 产 生过 极其 深 远 的影 响①。这 两 大 古 国的相 似 与差异 激 发 了当代 好古 之 士 的无 穷 想 象 。虽然 两 国基 本 上 没 有 直接 接 触 ， 但 在各 种 民间 论 坛上 ， 常 见到 罗马 军 团大 战秦 兵汉 骑 的幻想 。更 有 甚者 ， 个 别 中外 人 士 还 联手 建 构 了一段 浪 漫 伪史 ，
秦汉罗马话题在沉寂近20年后又出现在艾森斯塔德shmueleisentadt19232010的代表作011如全球史思潮的代表作全球通史斯塔夫里亚诺斯就以新大陆被欧洲人发现为标志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前后两大段强调人类历史就是由各自独立发展的文明走向欧美主导的现代体系的演进历程２ ０ １ຫໍສະໝຸດ ７年 ９月 唐 都 学 刊
西方唐史研究概观
西方唐史研究概观西方唐史研究作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将对西方唐史研究的概观进行梳理，以展示这一领域的丰富成果和学术价值。
一、西方唐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西方唐史研究始于19世纪末，随着欧洲汉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
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学者纷纷投身于这一领域，通过翻译、解读中国古代文献，对唐代历史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西方唐史研究的主要成果1.唐代政治史研究西方学者对唐代政治史的研究成果丰富，涉及政治制度、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方面。
如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美国学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对唐代政治变革的研究等。
2.唐代经济史研究西方学者关注唐代经济发展，尤其是唐代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商业贸易等方面。
美国学者伊佩霞（Patricia Ebrey）对唐代家庭经济的研究，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唐代科技与经济发展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3.唐代文化史研究唐代文化史研究是西方唐史研究的重点，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面。
如美国学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对唐代诗歌的研究，法国学者布尔努瓦（Jacques Gernet）对唐代佛教的研究等。
4.唐代社会史研究西方学者对唐代社会史的研究，关注社会结构、阶层变动、社会生活等方面。
如美国学者贾志扬（John Chaffee）对唐代士人阶层的研究，法国学者谢和耐（Jean-Pierre Diény）对唐代城市生活的研究等。
三、西方唐史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影响1.提高了国际汉学的研究水平西方唐史研究的发展，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推动了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2.促进了中西学术交流西方唐史研究不仅为国内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还促进了中西学术交流，加深了双方对唐代历史的认识。
3.丰富了唐代历史研究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唐代历史进行研究，丰富了唐代历史的研究内容，为我们全面了解唐代历史提供了更多线索。
秦汉文献综述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下诏书曰：“立号为皇帝。
”建立了封建集权大一统的秦王朝（公元前221~前207年）。
“汉袭秦制”，汉朝建立后（公元前206~公元8年为西汉；公元25~220年为东汉），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打通了横贯亚洲的中西陆路交通。
自此，西域音乐的东渐和歌舞伎乐形态的盛行，成为中国音乐两大新的时代潮流，直至隋、唐王朝的一千余年岁月中，缔造了一个以多民族歌舞音乐并存为其特征的灿烂辉煌的音乐多元化时代。
据《史记．秦始皇本紀》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允入之。
”说明秦朝是六国音乐的载：“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集成大者，这种辉煌的文化成果的取得并非单纯出于胜利者掠夺的结果，而是有着善于吸收各国文化的传统基础。
早在秦始皇十年，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即有“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说明当时秦国对异国音乐是不排斥的，而且民间音乐、乐舞还非常盛行。
秦代的宫廷音乐的规模与水平不比曾侯乙随葬乐器所证实的曾国宫廷音乐之下。
甚至骊山秦始皇皇陵中说不定保存着可以和举世瞩目的兵马俑相媲美的秦代宫廷音乐排场，秦王朝全盛时期无与伦比的音乐规模有朝一日或许会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先秦的弦乐器，无论是抚弹的琴、瑟、筝，还是击弦的筑，全部都是横放在案上或膝上演奏的，而后代广泛使用的抱于怀中演奏的弦乐器还没有出现。
秦朝的音乐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可秦始皇的暴政,秦二世的昏庸,导致秦王朝的衰败,秦朝的音乐发展收到了瓶颈。
随后便迎来了汉朝,在汉朝,音乐的发展则又是增加了一个高度。
秦汉音乐是以歌舞伎乐为主流形态的历史新时期。
“歌舞伎乐与乐舞”不同之处在于，它已经脱离了乐舞阶段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早期形式，而是在歌唱、舞蹈、器乐三者独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歌舞艺术，具有更为细腻生动的艺术表现力，因而是音乐艺术讲入更高发展层次的一种形态。
秦汉史与西方汉学
秦汉史与西方汉学中国史学与伊斯兰史学、欧洲史学并列为世界三大史学。
考虑到伊斯兰史学和欧洲史学在起源的阶段有交汇共生的关系，并不象它们在宗教上那样渊源有自、各自独立发展，因而考察中国史学与欧洲史学之间的接触就成为很有吸引力的问题。
西方汉学源于欧洲史学，而且与中国史学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因而从西方汉学入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增多比较的机会的办法。
从另一种角度看，搞清楚汉学介入中国问题的角度和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学者不能忽视的任务。
本文试图揭示西方学者着力研究的与秦汉史有关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起源，另一个是把从欧洲史研究产生的概念“封建制”用到中国古代史以后，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一）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一直被欧美学者视为中国古代文化最宝贵的部分，欧洲大陆上最初举办的考试即取得医生资格的考试就是仿效中国考试制度进行的。
汉学家追根溯源，发现启用职业官僚取代封臣的那个时刻最重要，可以当作一个起点。
最早由此入手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汉学教授顾立雅（H.G.Creel），他认为申不害已失传的著作提出的政治思想给官僚制度提供了思想资源，但在欧美汉学界难以得到认同，不过他用相关成果写的《中国官僚制度的开始：县的起源》一文，却赢得广泛承认。
该文刊载于美国最著名的汉学杂志“亚洲研究”，后被编入该杂志纪念创刊30周年的论文集，[1] 由此可见它在汉学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
从顾立雅的论文可以看到申不害政治哲学与官僚制度之间的几点联系：1、申不害认识到一位君主不可能了解和处理其领土上的全部事务，因而必须把工作划分为几种类型，分别任用官员，各司其职；2、申不害还认为，不能靠非理智的办法如传统的做法或家族法令进行治理，也不能像商鞅那样强调强权和酷刑，更不能用让民众陷入恐惧的办法维持统治；3、除了任用、监督、考察官员以外，还要把领土划分成面积大致相等的行政区，由中央政府派官僚进行管理，官员的职权范围有明确的规定。
官员和封地里封臣的不同之处在首创和采取行动方面，顾立雅此刻明确指出：一位封臣在领地里可以做禁令以外的任何事，而一位官员则不能做职权范围外的任何事。
秦汉史四本论著各自特点
秦汉史四本论著各自特点四本著作分别为：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四卷·秦汉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英】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这四本历史著作由于作者不同，时期不同，国别不同等原因，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在通读四本书之后，遂分别归纳其特点。
林剑鸣：《秦汉史》首先介绍一下作者。
林剑鸣（1935-1997）著名秦汉史专家。
1949年6月进入华北大学学习，1957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1961年10月至1972年在西北政法学院任助教。
1972年至1988年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1988年12月调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法律史研究所所长。
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林先生自70年代初致力於秦汉史研究，著有《秦史稿》、《秦汉史》、《简牍概述》、《秦国发展史》、《秦汉社会文明》、《汉武帝》、《法与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第一卷（主编）等。
1997年1月25日，先生不幸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通读全书，可以看出林版的综合了当时秦汉史研究的一般性结论，并且书前附有出土文物彩图和各时期的形势图，图文并茂，最大特点是可以用作入门读物或是当教材使用。
更适合入门读者阅读。
体例和编法方面，林版对秦汉社会的历史演进轨迹进行了细致的探讨。
此书具有博大的涵盖包容性，不仅将几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集于一体，而且大量吸收国外学者的精辟理论，是一部集大成式的断代史著作。
本书在每章之后对一些学术性问题进行详尽的注释，这些注释融资料、考证和作者见解于一体，读者不仅可以看到考订的原始资料，而且可以了解其他学者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另外，作者运用简牍等考古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问题进行探讨分析，给长期不被重视的社会文明史以突出地位，对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和社会风气作详细描述，将潜伏于民间的“小文化系统”和上层的“大文化系统”提到了同一高度。
秦汉史研究
秦汉史研究一、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行了广泛而艰苦的探讨﹐从经济史﹑社会通史﹑思想史﹑民族史等方面构成了一个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史论集》﹑《吕振羽史论选集》﹑《中国历史讲稿》等四、吕思勉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思勉读史札记》等。
五、林剑鸣自70年代初致力於秦汉史研究，著有《秦史稿》、《秦汉史》、《简牍概述》、《秦国发展史》、《秦汉社会文明》、《汉武帝》、《法与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第一卷(主编)等六、林甘泉中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古代经济史学家和秦汉史学家。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从事秦汉史、土地制度史、经济史、史学理论的研究。
曾参加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撰写工作，是第二、三册主要执笔人。
著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论稿》、《林甘泉文集》，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历史大辞典·秦汉史》、《中国大百科七、安作璋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名历史学家。
1951年齐鲁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
曾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从事中国古代史、秦汉史、山东地方史、齐鲁文化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创始人之一，被誉为秦汉史大家。
主要著作有:《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班固评传》、《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秦汉官制史稿》(合著)、《秦汉官吏法研究》(合著)、《学史集》、《秦始皇帝大传》(合著)、《刘邦评传》(合著，后增订为《汉高帝大传》)、《汉武帝大传》(合著)、《汉光武帝大传》(合著)等，其中6部由中华书局出版。
八、周天游硕士学位。
1982年3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博士生导师，先后任历史系古籍整理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教授、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和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原陕西历史博物馆馆长。
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
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来源：百度秦汉史吧作者：张春树一,时间,领域,方法漫长的秦汉历史是由秦(公元前221- 207年),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公元25- 220年)和新(公元9- 23年)三个朝代构成的,还包括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灭亡到公元前202年汉朝的兴起.一般来说,我们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作为秦汉时期①.东周(公元前770- 221年)之后的秦汉,是中国封建帝国历史(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的第一个阶段.东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从政治经济制度到军事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中国由分封制状态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这标志着古典中国,或者说上古中国的结束,封建帝国的崛起②.本文拟对197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秦汉史研究作一概述,着重谈三个方面:研究现状,主要成就和最新动态.限于篇幅,仅就主要观点略作述评,而不拘泥于具体细节③.二,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览自197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本文仅就这些成就做一概览.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其分为七个方面,每一方面列举一些代表性成果,以便后文评述之用.1,秦汉帝国的起源马克爱德华刘易斯:《早期中国的暴力制裁》奥伯尼,纽约, 1990年. 2,政治和法律结构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和纽约, 1980年.3,社会和经济状况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西雅图, 1972年.许焯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农业经济的形成》西雅图,1980年.4,思想和宗教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普林斯顿, 1977年.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前202-公元220)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 1982年.5,考古,艺术和区域文明毕梅雪:《汉代中国》瑞士, 1982年.斯蒂文P 塞奇:《古代四川和中国的统一》奥伯尼,纽约, 1992年. 洪武(音):《武梁祠:早期中国石刻画像的艺术观》斯坦福, 1989年. 6,疆土的拓展与帝国的扩张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策略》堪培拉,澳大利亚1984年.张春树:《中国汉朝的边疆及其拓展》安阿伯, 1994年.7,秦汉史籍的翻译约翰梅杰译:《汉初思想界的天地观念:〈淮南子〉的第三,四,五章》奥伯尼,纽约, 1993年.蒂莫特斯波科拉译:《〈新论〉及桓谭的其它作品》安阿伯, 1975年. 戴维克内克特格斯译:《〈文选〉卷一:〈两都赋〉》普林斯顿, 1982年.肯尼思J D 沃斯基译:《古代中国的医,巫和术士:方士传》纽约, 1983年.何四维:《秦法律残简: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的译注》雷登, 1985年.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雷登, 1979年.李学勤著,张光直译:《东周和秦代文明》纽黑文, 1982年.新近发现的资料和考古材料为研究秦汉帝国的起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启示,同时,传统的史料经过用新的分析比较法也得到了重新解释(李学勤和张光直, 1985)④.就政治和法律结构而言,对秦王朝体制的自然和历史根源的重新解释可以对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经典著作如卜德和王毓铨的著述有所补充⑤.战国时期大多数国家在政治,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可以看作是向君主专制的过渡,作为上帝在人间的偶像,君主拥有单一的,无可置疑的绝对权威.公共秩序的重建是围绕着君主进行的,它突出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以及全体社会成员都可加入军队(刘易斯, 1990)⑥.通过对1975年湖北云梦发现的秦代法律文书的翻译和分析,何四维对秦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做了重要阐述⑦.另外,这些新发掘的秦律也使汉代法律体系中许多有争议的观点和技术性细节得到了确认⑧.1980年,毕汉斯对汉代的行政组织也做了系统的研究.这一阶段看来是一个建立在新材料和新的突破性研究基础之上对整个秦汉时期政法结构做更深入研究的准备时期⑨.东周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特点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反映.因此,深入研究秦汉的社会和经济就成为理解中华帝国最根本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起源和构成的首要问题.瞿同祖于1972年出版的专著可以说是第一部从血亲关系,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层和豪门势家诸方面系统分析秦汉社会结构的著作bk.许焯云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里对秦汉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其结构模式进行了综合的,精细的研究,着重阐述了中华帝国社会发展和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和分析技术,因而在研究方法方面极具特点bl.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艺术品及考古材料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通过这些新材料,我们对古代中国的宗教,如教义,礼拜仪式和信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bm.同时,经过对原有史料的审核,我们对有关中国宗教和哲学的一些传统主题也有了新的看法bn.部分新看法已经体现在对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学,哲学著作的译本所做的学术水平很高的注释之中bo.根据这些新的资料和考古发现,学者们对汉代早期(公元前202- 90年)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也做了新的探索bp.近几十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为研究秦汉的区域文明,艺术,科学和技术等问题开辟了新的领域,大量的中文专著和新成果的翻译向西方学者展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秦汉史研究的新天地bq.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查了大量的区域文化及秦汉时期"中心——周边"的政治经济关系(塞奇, 1992)br.另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方面是用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文化,思想,艺术和社会政治领域(毕梅雪,洪武, 1989年)bs.秦汉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中华帝国的军事拓展,扩张,以及这种扩张如何导致帝国的领土边疆,文化边界和世界秩序观念的形成.近来学术界已在研究汉人扩张的历史渊源,思想基础和军事进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bt.一些最早和最重要的中文史籍已被译成英文,并用新的理论进行了分析ck.我们简略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已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在此的回顾是不全面的,但从大的范围来看,我们所列举的著述无论在方法,翻译,理解,还是对新材料的大胆而灵巧的运用方面都极具创见,对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这些成就仍不能与中文和日文的研究成果相媲美.但是,二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秦汉史的研究仍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并拓宽了研究方法和手段.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20年,西方学术界对秦汉史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突破性的进展.注释：①漫长的汉代还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汉:(或西汉)公元前202至公元8年;后汉:(或东汉)公元25至220年,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性,请参见张春树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4,N o. 2的文章第501页.②详细论述请参见张春树著:《中国的成长:中国前现代史的几个主要论题》(英格利伍德,克利夫斯,新泽西, 1975)第3- 12页:《中国历史的分期》.③有关中国和日本学者对秦汉史研究的概述请参见张春树《八十年来汉简的发展与研究》,载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 1989)第417- 440页.《秦汉史与秦汉简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于《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1992)第173- 177页.有关1971年前秦汉史研究的西文书目参见张春树的《前现代的中国:文献介绍》(安阿伯, 1971)第91- 98页.也请参见许焯云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文献注释》(台北, 1982)第52- 57页,杨联皗的《汉学研究及评论》(台北, 1982).所有概述性的著作都没有包括在本文的范围内,我们不想在如此短的一篇文章中列举或涵盖秦汉史研究的所有主要论著,读者可参阅约翰K 费尔本克的《中国:新的历史》(坎布里奇,麻省, 1992)第446- 447页.④张春树已对李学勤的书作过评论,见《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4,N o. 2,第500- 501页.⑤参见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雷登, 1938;香港, 1967年再版),王毓铨:《前汉中央政府略述》,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V o l.ˇ(1949)第132- 187页.⑥对刘易斯该书的评论,参见张春树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V o l. 49,N o. 4(1990. 11)的文章,第905- 906页.⑦另参见罗比 D S 杰特斯的《对秦律的一些注释:何四维译秦律残简的略述》,载于《早期中国》11- 12(1985-1987)第243- 275页;卡瑞那 C D 米克罗德和杰斯特的《秦律的形式:〈封诊式〉译注》,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V o1.41,N o. 1(1981. 6)第111- 168页;J K 克罗的《对秦汉法律的注释》,载于W.L.埃德马和E 泽克所编的《秦汉中国的思想和法律:题献给何四维先生八十华诞的文集》(雷登, 1990)第63- 78页.⑧有关汉代法律请参见何四维翻译的《汉律残简》(雷登, 1955).J K 克罗的《汉律注释》,载于《通报》V o l.L I,N o. 2 3(1964)第125- 139页.⑨有关后汉时期参见B J 曼斯维尔特贝克的《汉代的灭亡》,载于《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秦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220) (剑桥,伦敦, 1986)第317- 376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的《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澳大利亚, 1976),有关专制的政治思想方面请参见胡平悌(音)的《中国的国家政权:独裁主义的根源的探讨》,提交欧文"社会历史和理论研讨会"的论文, 1988. 4.第16- 44页;本杰明 E 沃拉克的《早期中华帝国的废黜及随后的处理》,载于《亚洲历史杂志》V o l. 21,N o. 2(1987)第48- 67页;凯瑞T 格斯昌的《中国专制主义的再认识:秦及早期汉帝国的君主制和对它的批评》,(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3).bk对瞿同祖该书的评述,请见张春树《汉代的中国家庭》载于《早期中国》V o l. 2(1975)第65- 70页.bl有关秦汉的经济和社会,请参见张春树的《汉代中国的边疆与帝国》(安阿伯, 1994,第一章).bm除了以上所列"思想与宗教"部分的著作,还可参见安尼拜瑞欧的《中国的神话简介》(巴尔的摩, 1993);戴密微的《汉至隋的哲学与宗教》(《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第808- 845页).杜敬轲的《汉代谶语讳书的历史概论》(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1966);E 泽克的《汉代的佛教与西方宗教》载于《秦汉中国的思想与法律》第158- 182页;以及博尔茨对该文的评述,见《远东》杂志35:1 2(1992)第212- 215页. bn卜德, 1977;罗伯特克雷默《儒家各派的发展》(《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第747- 765页);保尔J 林的《老子的〈道德经〉和王弼注释的翻译》(安阿伯, 1977);米歇尔K 巴尼特《汉代哲学家扬雄:纷乱年代对统一的呼吁》(博士论文,乔治城大学, 1983);安尼 E 本克的《无名者的论说》(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6).bo参见约翰S 梅杰,蒂莫特斯波科拉,戴维克内克特格斯和肯尼思沃斯基的有关译著.毫无疑问,他们的译文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使得研究中国问题的汉语不太精通的学生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有可能了解中国最伟大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及的译作只是所有重要译作中极少的一部分.bp见张春树《汉代的边疆与帝国》第一章.bq特别请参见李学勤和张光直1985年的著述,王仲殊和张光直1982年的著述.巴瑞 B 贝克利的《楚史研究的最近进展》载于《早期中国》11- 12(1985- 1987)第371- 379页.br斯蒂文塞奇的书可参阅张春树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V o l. 53,N o. 3(1994. 8)上的评述.bs另请参见肯尼思沃斯基的《对一或二的赞歌:早期中国的音乐及艺术观》(安阿伯, 1982);马丁J 鲍尔斯《早期中国的艺术及其在政治方面的表达》(纽黑文, 1991);鲁惟一《通向天堂之路》(伦敦, 1973);埃德蒙卡彭和威廉麦克奎蒂的《疲惫的王子》(伦敦, 1973);普拉兹蒂塞斯蒂文1982年著述的英译请见杰妮特西里格曼的译本《汉朝》(纽约, 1992);张春树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8,N o. 3(1993.6)上的文章评论了鲍尔斯的书,并对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在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几个重要的方法问题做了评价.bt请见张春树1994年的著述,雷夫德克雷斯皮尔1984年的著述,以及潘特里斯 E 蒂罗斯的《班固,匈奴与〈汉书〉94》(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8);更广泛的内容请参见阿瑟威尔德伦的《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剑桥,英国, 1990);托马斯J 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坎布里奇,麻省, 1989);小弗兰克 A 凯尔曼和约翰K 费尔巴克编辑的《中国人的战争方式》(坎布里奇,麻省, 1974).ck见何四维1979年的论著及张春树的《汉代前期与匈奴间的战争与和平》(安阿伯, 1979);E 蒂罗斯的《对一个时代的确切指南:班固和〈汉书〉第94卷中的羌族》.《早期中国》9- 16(1983- 1985)第184- 203页.李俊清解亚红节译自《中国史学》(日本中国史学会编)第4卷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4期。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美国的汉学研究大致可以追溯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时候的汉学研究大多是来华商人、传教士、外交官员等对中国社会的记述，尚未形成体系。
与西欧传统汉学注重将古文字、古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不同的是，美国的汉学研究在发展伊始，便初显其“现实性”关照，即“欧洲汉学家们对中国的研究，比较多考察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美国的中国观察家们，因为时代背景的关系，偏重于对现实的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考察，兼及历史和文化。
”尽管如此，从目击实录的早期汉学逐渐发展为一门系统而独立的专门学科——美国现代中国学，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持久的发展过程。
根据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朱政惠教授的观点，可将这一发展过程分为4个阶段：18世纪晚期—19世纪中期是美国早期传教士汉学兴起时期；19世纪中期—20世纪早期是美国专业汉学的形成时期。
20世纪早期—二战的爆发，是美国传统汉学向近现代中国学的过渡与转型时期；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现代中国学研究正式兴起并快速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的中国研究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为了更好地总结归纳出美国汉学向中国学转型发展中的特征，在此先就美国早期汉学的发展与演变做一简要的爬梳。
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发端中国和美国最早的接触始于1784年，当美籍“中国皇后”商船开往中国的同时，中美交流的历史也随之开启了。
而远航中国不仅使美国发现了在中国的商机，收获了丰沛的利润，与此同时打开了美国人认识中国新的大门。
在这段历史中，“最早从美国出发来到中国大陆并有完整观察记录的是一位名叫山茂召的商人”。
作为首位来华的商人，山茂召将自己对中国所观察到的一切记录在日记当中，后被收录整理形成《山茂召日记》，“《山茂召日记》被认为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国土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所见所闻的记录，是早期美国人对中国社会及其民众的最初印象的记录。
”因此，可以说美国对中国最早的关注几乎是与中美之间的贸易交往所同时进行的，因而也为日后的汉学研究增添了一份实用主义的色彩。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欧美汉学研究是指西方学者对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哲学、文学等领域进行研究的学术活动。
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德国传教士马迪等人对中国的研究。
随着西方对中国兴趣的增加，欧美汉学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
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在19世纪初，随着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等方面，以满足西方政府和商人的需求。
随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欧美汉学研究逐渐扩展到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欧美汉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与互动。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材料和研究机会。
欧美汉学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单纯的描述和分析，逐渐发展为对中国问题的探讨和思考。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加剧，欧美汉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不断增加。
西方学者开始更加关注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等方面，努力深入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欧美汉学研究的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涉及到中国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等多个领域。
欧美汉学研究的现状可以说是充满活力和挑战。
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加剧，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需求越来越迫切，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
然而，欧美汉学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研究资金的不足等问题，需要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来解决。
总的来说，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都表明，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西方学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机会和研究视角。
欧美汉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中国，为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
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变，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本文将从改革开放前的秦汉史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上）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下）三个方面，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秦汉史研究。
在改革开放前，秦汉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由于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秦汉史研究被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
例如，对于秦始皇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暴君”为主，这种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于汉武帝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学术界往往将其简单地归为“英明领袖”，而忽略了他在位期间所采取的一些错误政策。
因此，改革开放前的秦汉史研究存在一些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变，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考古发现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证据。
例如，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的发掘，为研究秦朝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洛阳出土的文物也为研究东汉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些考古发现不仅丰富了秦汉史研究的素材，也提高了研究的精度和深度。
文献整理也为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加大了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力度，出版了大量校注、今译等形式的文献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同时，学术界也开始注重对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如《居延汉简》等，这些资料为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经济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思想史研究也成为了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过去，秦汉史研究多注重政治、制度等方面，而忽略了思想方面的研究。
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等方面。
例如，对于秦朝法家思想的研究、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秦汉时期思想文化的认识，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建国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
建国以来秦汉政治史的研究政治制度秦汉政治史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制度和农民战争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就是关于国体和政体的研究。
在这两个方面，史学界对封建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官制、爵制和法制进行了研究。
秦汉所谓封建的、统一的专制主义国家，它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侯外庐认为，它们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封建土地国有制。
他在《新建设》1959 年第4 期提出了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的看法。
后来经过修改，做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四卷的叙论补。
后来他在《韧的追求》中，概括了自己的看法，说：“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我在论及两汉社会时，曾经比较了欧洲和中国的封建社会的不同特点，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就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正根源于皇权垄断的土地所有制形成。
历代竞争以及历代君主直接利用宗教而无皇权教权之分的根源，都可以从这种经济基础上得到说明。
”林甘泉在《论秦汉专制主义经济基础》的论文中，对秦汉统一，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问题，提出了他的看法，主张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由于这种基本经济特点，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
范文澜认为，秦汉时代汉族已经形成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这是中国形成统一国家的根本原因。
他援引斯大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认为秦汉时代已经初步具有了民族的四个特征。
所谓“书同文”就是“共同语言”；“行同伦”就是“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车同轨”可以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这个特征；至于“共同地域”，那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关于侯说和林说的争议较多。
范说主要意图在于说明汉族的形成，似不能解释经济基础问题。
关于秦汉官制的研究论著比较多，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两本。
一本是安作璋、熊铁基合著的《秦汉官制史稿》，全书凡七十万字，分上下两册，上册叙述秦汉时期中央和地方官制的设置及变化，下册对秦汉时期官吏的选用、考课等制度进行考察。
秦汉历史简介
秦汉历史简介秦汉历史简介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
以下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秦汉历史介绍，希望能帮到你。
秦汉历史介绍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
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开始实行全面的统一。
然而由于缺乏历史经验，秦朝二世而亡。
在经过短暂的分裂之后，汉朝继之而起，并基本延续秦的制度，史称"汉承秦制"。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时期。
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奠基时期。
前221年秦灭其他六国后统一了中国主体部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定都咸阳(今西安附近)。
由于秦王嬴政自认“功盖三皇，德过五帝”，于是改用皇帝称号，自封始皇帝，人称秦始皇，传位后的皇帝称二世，直至千世万世。
他对国家进行了许多项改革，包括了中央集权的确立，取代了周朝的诸侯分封制;统一了文字，方便官方行文;统一度量衡，便于工程上的计算。
秦始皇还大力修筑驰道，并连接了战国时赵国、燕国和秦国的北面围城，筑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来自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的侵袭。
秦始皇推崇法治，重用法家的李斯作为丞相，并听其意见，下令焚书坑儒(有部分学者对这一行为是否确实存在有争议)，收缴天下兵器，役使七十万人修筑阿房宫以及自己的陵墓——包括兵马俑等。
部分史学家对以上事件存有怀疑，认为由于秦始皇的一系列激进改革得罪了贵族，平民无法适应，才在史书上留此一笔。
秦汉发展历史公元前221年秦灭其他六国后统一了中国主体部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定都咸阳(今西安附近)。
秦始皇赵政秦始皇赵政秦始皇赵政由于秦王赢政[1][2]自认“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改用皇帝称号，自封始皇帝，人称秦始皇，传位后的皇帝称二世、三世，直至千世万世。
他对国家进行了许多项改革，包括了中央集权的确立，取代了周朝的诸侯分封制;统一了文字，方便官方行文;统一度量衡，便于工程上的计算。
秦汉史(秦晖)
秦汉史(秦晖)一、秦汉史简述（秦制与周秦之变）二、周制介绍三、儒、道、墨、法四、儒道之争五、汉儒之变化六、“礼”的变化七、“有为”和“无为”之争八、西汉时经济政策九、汉代的社会管理十、汉代的吏治十一、汉代基层设置十二、中国古代行政设置（君权相权、分权集权）十三、汉魏之变1）儒里化趋势、以礼入法2）社会基层组织3）选拔人才4）货币使用秦汉史简述秦汉时代的研究基本依赖于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因为很少有野史或个人文集流传下来。
要作出新的研究主要取决于地下简牍的出土重视秦汉时代的原因：秦汉时代在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方面占有重要地位（China基本认同为“秦”的转音；汉民族也是在汉帝国时形成）（越南将华人分为华族、艾族（客家人）、明家族（明代移民））世界历史上的三大轴心文明：古希腊时代、印度列国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将汉代与古罗马帝国放在一起研究，是史学界一个热门的领域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谭嗣同自秦汉已废封建（古汉语用法，意指奴隶），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虽有封爵，只同虚衔；虽有章服，只等徽章----康有为（与谭嗣同的观点截然相反）毛泽东与康有为一样褒奖“秦制”，但康看到的秦制是“自由平等”，而毛看到的是“先进阶级专政”和“镇压反革命”。
毛与谭都把“秦制理解”为强权与暴力，但谭斥此暴力为“大盗”，而毛誉此暴力为“革命”和“镇反”，并自比“马克思加秦始皇”（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谭与康的判断是否是同一事件的两个方面？）周时有主人、附庸之分，而秦时臣民皆皇家奴，但有受宠与否之分（主人对附从或尚知爱惜，因附从属于己也。
而受宠奴之虐待其他奴也，有狐假虎威之横暴，无损及己物之顾惜，其虐或百倍）秦汉史----周制介绍孟子对周制的评价：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左传对周制的评价：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周的建构特点：血缘色彩浓，国人交往半径小周朝族群的重要因素：血缘纽带的结合，宗族亲情父权的伦理关系（周时天子之尊是伦理性的，不具有科层化的行政权力结构，天子对下面的诸侯不能随意任免）（韩非子认为：臣之于君也，非骨肉之亲也）伦理产生的原因（经济学上看）：信息对称、重复博弈（长期多次，参与者要考虑回报）周时士忠于聊大夫，聊大夫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天子。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美)张春树X一,时间,领域,方法漫长的秦汉历史是由秦(公元前221- 207年),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公元25- 220年)和新(公元9- 23年)三个朝代构成的,还包括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灭亡到公元前202年汉朝的兴起.一般来说,我们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作为秦汉时期①.东周(公元前770- 221年)之后的秦汉,是中国封建帝国历史(公元前221-公元1911年)的第一个阶段.东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从政治经济制度到军事文化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中国由分封制状态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帝国,这标志着古典中国,或者说上古中国的结束,封建帝国的崛起②.本文拟对197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的秦汉史研究作一概述,着重谈三个方面:研究现状,主要成就和最新动态.限于篇幅,仅就主要观点略作述评,而不拘泥于具体细节③.二,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览自1970年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秦汉史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本文仅就这些成就做一概览.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其分为七个方面,每一方面列举一些代表性成果,以便后文评述之用.1,秦汉帝国的起源马克爱德华刘易斯:《早期中国的暴力制裁》奥伯尼,纽约, 1990年.2,政治和法律结构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和纽约, 1980年.3,社会和经济状况瞿同祖:《汉代的社会结构》西雅图, 1972年.许焯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公元前206-公元220年)农业经济的形成》西雅图,1980年.4,思想和宗教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普林斯顿, 1977年.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前202-公元220)的信仰,神话和理性》伦敦, 1982年.5,考古,艺术和区域文明毕梅雪:《汉代中国》瑞士, 1982年.斯蒂文 P 塞奇:《古代四川和中国的统一》奥伯尼,纽约, 1992年.洪武(音):《武梁祠:早期中国石刻画像的艺术观》斯坦福, 1989年.6,疆土的拓展与帝国的扩张雷夫德克雷斯皮尼:《北部边疆:后汉帝国的政策和策略》堪培拉,澳大利亚1984年.张春树:《中国汉朝的边疆及其拓展》安阿伯, 1994年.7,秦汉史籍的翻译约翰梅杰译:《汉初思想界的天地观念:〈淮南子〉的第三,四,五章》奥伯尼,纽约, 1993年. 蒂莫特斯波科拉译:《〈新论〉及桓谭的其它作品》安阿伯, 1975年.戴维克内克特格斯译:《〈文选〉卷一:〈两都赋〉》普林斯顿, 1982年.肯尼思 J D 沃斯基译:《古代中国的医,巫和术士:方士传》纽约, 1983年.何四维:《秦法律残简: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公元前3世纪的秦法律和行政规定的译注》雷登, 1985年.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雷登, 1979年.李学勤著,张光直译:《东周和秦代文明》纽黑文, 1982年.新近发现的资料和考古材料为研究秦汉帝国的起源和建立提供了新的启示,同时,传统的史料经过用新的分析比较法也得到了重新解释(李学勤和张光直, 1985)④.就政治和法律结构而言,对秦王朝体制的自然和历史根源的重新解释可以对有关这方面的一些经典著作如卜德和王毓铨的著述有所补充⑤.战国时期大多数国家在政治,法律和社会领域的变革可以看作是向君主专制的过渡,作为上帝在人间的偶像,君主拥有单一的,无可置疑的绝对权威.公共秩序的重建是围绕着君主进行的,它突出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组合以及全体社会成员都可加入军队(刘易斯, 1990)⑥.通过对1975年湖北云梦发现的秦代法律文书的翻译和分析,何四维对秦的法律和行政体系做了重要阐述⑦.另外,这些新发掘的秦律也使汉代法律体系中许多有争议的观点和技术性细节得到了确认⑧.1980年,毕汉斯对汉代的行政组织也做了系统的研究.这一阶段看来是一个建立在新材料和新的突破性研究基础之上对整个秦汉时期政法结构做更深入研究的准备时期⑨.东周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的特点在秦汉时期也得到了反映.因此,深入研究秦汉的社会和经济就成为理解中华帝国最根本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起源和构成的首要问题.瞿同祖于1972年出版的专著可以说是第一部从血亲关系,婚姻,妇女地位,社会阶层和豪门势家诸方面系统分析秦汉社会结构的著作bk.许焯云在1980年出版的著作里对秦汉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其结构模式进行了综合的,精细的研究,着重阐述了中华帝国社会发展和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借鉴了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和分析技术,因而在研究方法方面极具特点bl.近年来新发现的资料,艺术品及考古材料为我们研究秦汉时期中国人的思想和宗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通过这些新材料,我们对古代中国的宗教,如教义,礼拜仪式和信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bm.同时,经过对原有史料的审核,我们对有关中国宗教和哲学的一些传统主题也有了新的看法bn.部分新看法已经体现在对那些重要的历史,文学,哲学著作的译本所做的学术水平很高的注释之中bo.根据这些新的资料和考古发现,学者们对汉代早期(公元前202- 90年)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也做了新的探索bp.近几十年来丰富的考古发现为研究秦汉的区域文明,艺术,科学和技术等问题开辟了新的领域,大量的中文专著和新成果的翻译向西方学者展示了一个令人激动的秦汉史研究的新天地bq.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查了大量的区域文化及秦汉时期"中心——周边"的政治经济关系(塞奇, 1992)br.另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方面是用量化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文化,思想,艺术和社会政治领域(毕梅雪,洪武, 1989年)bs.秦汉史研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中华帝国的军事拓展,扩张,以及这种扩张如何导致帝国的领土边疆,文化边界和世界秩序观念的形成.近来学术界已在研究汉人扩张的历史渊源,思想基础和军事进程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bt.一些最早和最重要的中文史籍已被译成英文,并用新的理论进行了分析ck.我们简略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已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在此的回顾是不全面的,但从大的范围来看,我们所列举的著述无论在方法,翻译,理解,还是对新材料的大胆而灵巧的运用方面都极具创见,对学术发展作出了贡献,尽管这些成就仍不能与中文和日文的研究成果相媲美.但是,二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秦汉史的研究仍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果,并拓宽了研究方法和手段.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新发现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已经取得的重要成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20年,西方学术界对秦汉史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突破性的进展.注释：①漫长的汉代还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汉:(或西汉)公元前202至公元8年;后汉:(或东汉)公元25至220年,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背景和重要性,请参见张春树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4,N o. 2的文章第501页.②详细论述请参见张春树著:《中国的成长:中国前现代史的几个主要论题》(英格利伍德,克利夫斯,新泽西, 1975)第3- 12页:《中国历史的分期》.③有关中国和日本学者对秦汉史研究的概述请参见张春树《八十年来汉简的发展与研究》,载于《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 1989)第417- 440页.《秦汉史与秦汉简牍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于《民国以来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1992)第173-177页.有关1971年前秦汉史研究的西文书目参见张春树的《前现代的中国:文献介绍》(安阿伯, 1971)第91- 98页.也请参见许焯云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文献注释》(台北, 1982)第52- 57页,杨联皗的《汉学研究及评论》(台北, 1982).所有概述性的著作都没有包括在本文的范围内,我们不想在如此短的一篇文章中列举或涵盖秦汉史研究的所有主要论著,读者可参阅约翰 K 费尔本克的《中国:新的历史》(坎布里奇,麻省, 1992)第446- 447页.④张春树已对李学勤的书作过评论,见《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4,N o. 2,第500- 501页.⑤参见卜德:《中国的第一个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雷登, 1938;香港, 1967年再版),王毓铨:《前汉中央政府略述》,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V o l.ˇ(1949)第132- 187页.⑥对刘易斯该书的评论,参见张春树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V o l. 49,N o. 4(1990. 11)的文章,第905- 906页.⑦另参见罗比 D S 杰特斯的《对秦律的一些注释:何四维译秦律残简的略述》,载于《早期中国》11- 12(1985-1987)第243- 275页;卡瑞那 C D 米克罗德和杰斯特的《秦律的形式:〈封诊式〉译注》,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V o1.41,N o. 1(1981. 6)第111- 168页;J K 克罗的《对秦汉法律的注释》,载于W.L.埃德马和E 泽克所编的《秦汉中国的思想和法律:题献给何四维先生八十华诞的文集》(雷登, 1990)第63- 78页.⑧有关汉代法律请参见何四维翻译的《汉律残简》(雷登, 1955).J K 克罗的《汉律注释》,载于《通报》V o l.L I,N o. 2 3(1964)第125- 139页.⑨有关后汉时期参见B J 曼斯维尔特贝克的《汉代的灭亡》,载于《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秦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220) (剑桥,伦敦, 1986)第317- 376页;雷夫德克雷斯皮尼的《东汉抗议的预兆:襄楷呈给桓帝的奏议》(堪培拉,澳大利亚, 1976),有关专制的政治思想方面请参见胡平悌(音)的《中国的国家政权:独裁主义的根源的探讨》,提交欧文"社会历史和理论研讨会"的论文, 1988. 4.第16- 44页;本杰明 E 沃拉克的《早期中华帝国的废黜及随后的处理》,载于《亚洲历史杂志》V o l. 21,N o. 2(1987)第48- 67页;凯瑞 T 格斯昌的《中国专制主义的再认识:秦及早期汉帝国的君主制和对它的批评》,(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3).bk对瞿同祖该书的评述,请见张春树《汉代的中国家庭》载于《早期中国》V o l. 2(1975)第65- 70页.bl有关秦汉的经济和社会,请参见张春树的《汉代中国的边疆与帝国》(安阿伯, 1994,第一章). bm除了以上所列"思想与宗教"部分的著作,还可参见安尼拜瑞欧的《中国的神话简介》(巴尔的摩, 1993);戴密微的《汉至隋的哲学与宗教》(《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第808- 845页).杜敬轲的《汉代谶语讳书的历史概论》(博士论文,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1966);E 泽克的《汉代的佛教与西方宗教》载于《秦汉中国的思想与法律》第158- 182页;以及博尔茨对该文的评述,见《远东》杂志35:1 2(1992)第212- 215页.bn卜德, 1977;罗伯特克雷默《儒家各派的发展》(《剑桥中国史》第一卷第747- 765页);保尔J 林的《老子的〈道德经〉和王弼注释的翻译》(安阿伯, 1977);米歇尔 K 巴尼特《汉代哲学家扬雄:纷乱年代对统一的呼吁》(博士论文,乔治城大学, 1983);安尼 E 本克的《无名者的论说》(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6).bo参见约翰 S 梅杰,蒂莫特斯波科拉,戴维克内克特格斯和肯尼思沃斯基的有关译著.毫无疑问,他们的译文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使得研究中国问题的汉语不太精通的学生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有可能了解中国最伟大的著作.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提及的译作只是所有重要译作中极少的一部分.bp见张春树《汉代的边疆与帝国》第一章.bq特别请参见李学勤和张光直1985年的著述,王仲殊和张光直1982年的著述.巴瑞 B 贝克利的《楚史研究的最近进展》载于《早期中国》11- 12(1985- 1987)第371- 379页.br斯蒂文塞奇的书可参阅张春树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V o l. 53,N o. 3(1994. 8)上的评述.bs另请参见肯尼思沃斯基的《对一或二的赞歌:早期中国的音乐及艺术观》(安阿伯, 1982);马丁 J 鲍尔斯《早期中国的艺术及其在政治方面的表达》(纽黑文, 1991);鲁惟一《通向天堂之路》(伦敦, 1973);埃德蒙卡彭和威廉麦克奎蒂的《疲惫的王子》(伦敦, 1973);普拉兹蒂塞斯蒂文1982年著述的英译请见杰妮特西里格曼的译本《汉朝》(纽约, 1992);张春树发表于《美国历史评论》V o l. 98,N o. 3(1993. 6)上的文章评论了鲍尔斯的书,并对西方学术界近年来在中国艺术史研究方面几个重要的方法问题做了评价.bt请见张春树1994年的著述,雷夫德克雷斯皮尔1984年的著述,以及潘特里斯 E 蒂罗斯的《班固,匈奴与〈汉书〉94》(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安阿伯, 1988);更广泛的内容请参见阿瑟威尔德伦的《中国的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剑桥,英国, 1990);托马斯 J 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坎布里奇,麻省, 1989);小弗兰克 A 凯尔曼和约翰K 费尔巴克编辑的《中国人的战争方式》(坎布里奇,麻省, 1974).ck见何四维1979年的论著及张春树的《汉代前期与匈奴间的战争与和平》(安阿伯, 1979);E 蒂罗斯的《对一个时代的确切指南:班固和〈汉书〉第94卷中的羌族》.《早期中国》9- 16(1983- 1985)第184- 203页.李俊清解亚红节译自《中国史学》(日本中国史学会编)第4卷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