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视角下的贫困问题及减贫策略

权利视角下的贫困问题及减贫策略【摘要】基于目前扶贫工作的目标日渐聚焦于贫困人口本身的新形势，本文提出资源禀赋—权利体系—福利状况的分析框架，认为解决贫困问题应当从提供发展的资源基础出发，完善各种资源权利，特别是通过完善公共产品及服务夯实贫困人口发展的根本，并通过疏通三者之间的各个环节，共同构建扶贫政策体系。

【关键词】贫困问题资源禀赋权利体系福利状况一、贫困问题的趋势与挑战：权利视角扶贫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扶贫所瞄准的对象日渐具体化，由过去瞄准贫困县进一步聚焦到瞄准贫困村的“整村推进”方式。

尽管如此，其依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

首先，随着劳动力流动性的逐渐增强，以往以地区为标靶的扶贫方式很难锁定扶贫对象。

劳动力的流动性凸显扶贫资金投资于“人”（人力资本）胜于投资于“地区”的重要性。

其次，随着大面积贫困人口聚集比例的下降，致使贫困因素趋于多元化，贫困人口的异质性对扶贫效果的影响越来越大。

诸如土地、家庭负担以及少数民族身份等家庭特质因素成为影响脱贫的特殊因素。

这使瞄准地区的扶贫政策缺乏针对性，贫困人口未能从扶贫开发中同等受益，扶贫效果大打折扣。

最后，目前着力推进的改善民生的社会保障等其他发展政策中大部分相关的贫困干预措施也都是基于家庭。

基于上述变化，世界银行发布题为《从贫困地区到贫困人群：中国扶贫议程的演进》的评估报告，建议在以地区为基础的传统扶贫战略中引入面向家庭的方法，将扶贫投资目标由地区转向人群（世界银行，2009）。

因此，可以预计未来扶贫工作的一个主要趋势是将扶贫目标逐渐聚焦在贫困人口身上来制定扶贫政策。

扶贫政策聚焦于贫困人口的另一背景是，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指引个体的经济决策，从而逐渐消解个体对社区和家庭的依附。

这种变化对人们合理地利用各种经济资源如劳动力、知识、土地等以谋取最大福利给予了充分的激励。

但是，需要明了的是，利用市场改善福利至少需要具备两大前提——起码的发展资源以及完善的市场权利。

在缺乏经济资源及其市场权利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仅无法改善反而使他们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市场机制是一个奖惩机制，遵循市场规律的行为将得到丰厚的经济奖励，相反则要付出经济代价甚至连生计也无法维持，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

市场化在为贫困人口提供发展机会的同时，也使其置身于充满不确定的市场风险之中。

因此，完善相关市场权利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内容，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建立社会保障等非市场权利，构筑一个社会安全网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上述变化将个体自主决策置于影响家庭贫困状况的突出位置，在此条件下，着力完善依附于个体的市场与非市场权利体系，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成为解决劳动力流动频繁的社会贫困问题更为根本的途径。

然而，以往的研究局限于市场权利或非市场权利其中的一个方面，将两者一并研究的，特别是探究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则更鲜见。

因此，从贫困人口的权利状况入手，以权利安排为纽带考察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资源、权利与贫困状况的理论关系关于权利的分类，阿玛蒂亚·森（2001）的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提出了几类公认的权利关系：以贸易为基础的权利、以生产为基础的权利、自己劳动的权利、继承和转移的权利。

阿玛蒂亚·森指出，在一个存在交换（与其他人的交换）和生产（与自然的交换）的经济中，权利集合取决于两个参数，即个人的资源禀赋和交换权利映射。

阿玛蒂亚·森认为交换权利映射取决于一个社会中的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特征以及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

一个人的境遇取决于下列三种情形：资源禀赋向量的变化，或交换权利映射的变化，或两者皆而有之。

当个体资源禀赋及其权利向商品权利传递的链条存在障碍时，权利转换失败会导致经济不平等问题。

阿玛蒂亚·森认为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与可行能力分配不平等之间存在“配对效应”，配对效应将进一步使收入不均扩大化。

其中可行能力与人们所拥有的权利状况密切相关。

按照权利方法，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表明造成饥荒的原因可能不是食物的总体短缺，而是获取食物的权利不平等分配。

处于社会底层的贫民由于相对收入的急剧下降而失去换取食物的权利，从而成为饥荒的主要受害者。

他的这一假说对世界范围内的反饥荒努力提出了挑战，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上述分析可以引申出影响贫困状况的两个要件：一是资源禀赋集合，即拥有资源的多寡；二是权利集合，即拥有各种资源的权利空间。

运用“存量”与“流量”概念，可以将资源存量与权利空间结合起来分析其对贫困状况的影响。

资源集合反映资源存量的大小，存量的变动直接影响贫困状况。

权利集合通过资源转换的空间和渠道影响资源流量增减，进而影响贫困状况。

所以，资源存量少既是贫困（财富少）的原因，也是贫困（收入少）的结果。

因此，寻求消除贫困之策，必须从影响资源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入手。

对于资源禀赋，理论上包括物质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产等。

不同资产具有不同的性质，其可转换性不同因而与贫困形成了不同的联系。

第一，从物质资产看。

贫困的原因不只在于收入少，还在于缺乏获取收入的资产。

土地是最重要、最为基础的物质资产，它与其他资产之间的联系对农民收入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研究表明，土地等重要资产的初始分配不平等比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更大。

如土地拥有权的最初不平等与受教育程度的初始不平等叠加，对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有着强烈的反向作用。

如果资产的重新分配趋于平等，将有助于直接降低贫困程度。

此外，土地所有权的均衡分布不仅有助于提高平等程度，还有利于改进生产力和效率。

物质资本的投资还需要其他资本如房屋、牲畜、农业机械等的补充投资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除了拥有物质资产的多寡，市场为人们提供交易场所，是增加收入和资产增殖的重要机制。

繁荣的市场不仅增加人们获得收入的渠道，也增加资产流动的机会，从而有利于资产增殖。

如果物质资产的市场比较完善，那么拥有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应对风险。

这对改善贫困人口的状况是有益的。

第二，从人力资产看。

除了土地，人力资本是穷人所拥有的最大财富。

人力资本包含劳动能力、健康和教育。

首先，对穷人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是减少贫富差距、消除贫困的有效途径。

随着人口向更高生产率的非农产业转移的渠道逐渐拓宽，受教育程度成为获取这类非农就业机会的决定因素，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也成为城乡收入差距的深层原因。

同时，劳动力流动性的不断加强进一步凸显附着于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人力资本重要性的上升标志着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对技能回报、增强工作和技能获得的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土地和物质资本一样，公平的人力资本分配对于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至关重要。

其次，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们对社会福利的直接影响。

在激烈变动的市场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往往是文盲、残疾人、老年人和长期患病者。

对劳动者的安全保障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增强他们对环境变化的应变能力。

更好的教育和卫生保健服务则有助于他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

第三，从自然资产看。

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他们的生产活动，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非耕地等自然资源通过多方面对贫困人口产生影响，一方面是由于贫困人口对农业生产的依赖而更易受自然资源的影响。

在诸多致贫原因中，农业收入低位列第一。

中国农村一半以上的绝对贫困人口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中又有一半左右分布在山区。

因为大多数农村贫困人口以农业特别是种植业为生，而且主要集中分布在干旱缺水、土地贫瘠、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

另一方面，出于对生态等公共目标的考虑，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这极大地限制了贫困人口利用当地资源谋求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如“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限制开发区域事关国家农产品供给和生态安全，不适宜进行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限制开发将使区域内贫困人口维持生计更为困难。

从权利视角看，为了将分析的焦点放在政府扶贫政策重点的转变上，本文从资源和权利的获取性质，提出将权利分为市场权利和非市场权利。

所谓市场权利是指能够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权利，如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人力资本及其之间转换；所谓非市场权利是指不通过市场交易而是通过赋予获得的权利，本文主要指基于社会公平原则，而不是依据收入，由政府赋予每个公民所拥有的权利，如由政府提供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服务。

非市场权利的主要内容恰恰是新发展观所着力强调的，与民生密切关联的。

如对贫困人口很重要的人力资本与安全保障、社会公正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新发展观强调的内容密切相关。

处于贫困线之下的人群由于稀少的资源禀赋和微薄的收入不仅难以维持生计，而且还不断受到各种风险的侵蚀，极少有资源利用市场机制改善福利状况，摆脱贫困陷阱。

然而，健康和教育等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被推向市场，致使农村家庭的教育和健康支出负担对家庭收入的依赖加大。

由于缺乏基本公共服务，贫困家庭无法负担过高的教育支出，家庭收入的差异进一步演变为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人力资本一部分具有私人物品属性，一部分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平等获得教育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人的基本权利。

又如，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他们的生产活动，而且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自然资源与贫困的关系与边疆地区“富饶的贫困”的“资源诅咒”有关。

“资源诅咒”命题认为资源丰裕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

资源寻租和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等传导机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了损害。

从权利的属性来看，处于贫困线之下人群的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等不应通过以与个人收入挂钩的市场“交换”来获取，而应通过公平原则而“赋予”。

新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是人的能力的提升。

正是基于上述问题的考虑，新发展观特别强调除了收入、消费和财富等影响福利的传统内容之外，健康、教育以及应对各种风险的社会保障对于贫困人群福利的意义。

这些问题涉及影响生存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基本权利，不可能由扶贫层面的政策手段解决。

作为公共产品，提供基础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属于政府的职责。

三、基于资源禀赋、权利空间与福利的减贫思路研究认为通过三个方面的改善可以实现减轻和消除贫困：其一，丰富资产种类，增加资产存量；其二，增加利用、转移资产的机会和渠道；其三，完善社会化的安全保障网。

资产或财富等资源禀赋是发展的基础，一定的财富是维持生计的基础，更是获得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