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英语医学Unit1-3-7-9课文翻译

学术英语unit1,unit3,unit4,unit9课文翻译 Unit 1 Text A
神经过载与千头万绪的医生
患者经常抱怨自己的医生不会聆听他们的诉说。

虽然可能会有那么几个医生确实充耳不闻，但是大多数医生通情达理，还是能够感同身受的人。

我就纳闷为什么即使这些医生似乎成为批评的牺牲品。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的成因是不是就是医生所受的神经过载。

有时我感觉像变戏法，大脑千头万绪，事无巨细，不能挂一漏万。

如果病人冷不丁提个要求，即使所提要求十分中肯，也会让我那内心脆弱的平衡乱作一团，就像井然有序同时演出三台节目的大马戏场
突然间崩塌了一样。

有一天，我算过一次常规就诊过程中我脑子里有多少想法在翻腾，试图据此弄清楚为了完满完成一项工作，一个医生的脑海机灵转动，需
要处理多少个细节。

奥索里奥夫人 56 岁，是我的病人。

她有点超重。

她的糖尿病和高血压一直控制良好，恰到好处。

她的胆固醇偏高，但并没有服用任何药物。

她锻炼不够多，最后一次 DEXA 骨密度检测显示她的骨质变得有点疏松。

尽管她一直没有爽约，按时看病，并能按时做血液化验，但是她形容自己的生活还有压力。

总的说来，她健康良好，在医疗实践中很可能被描述为一个普通患者，并非过于复杂。

以下是整个 20 分钟看病的过程中我脑海中闪过的念头。

她做了血液化验，这是好事。

血糖好点了。

胆固醇不是很好。

可能需要考虑开始服用他汀类药物。

她的肝酶正常吗？
她的体重有点增加。

我需要和她谈谈每天吃五种蔬果、每天步行 30 分钟的事。

糖尿病：她早上的血糖水平和晚上的比对结果如何？她最近是否和营养师谈过？她是否看过眼科医生？足科医生呢？
她的血压还好，但不是很好。

我是不是应该再加一种降血压的药？药片多了是否让她困惑？更好地控制血压的益处和她可能什么药都不吃带来的风险孰重孰轻？
骨密度 DEXA 扫描显示她的骨质有点疏松。

我是否应该让她服用二磷酸盐，因为这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而我现在又要给她加一种药丸，而这种药需要详细说明。

也许留到下一次再说吧？
她家里的情况怎么样呢？她现在是否有常见的生活压力？亦或她有可能有抑郁症或焦虑症？有没有时间让她做个抑郁问卷调查呢？
健康保养：她最后一次乳房 X 光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子宫颈抹片呢？ 50 岁之后是否做过结肠镜检查？过去 10 年间她是否注射过破伤风加强疫苗？她是否符合接种肺炎疫苗的条件？
奥索里奥夫人打断了我的思路，告诉我过去的几个月里她一直背痛。

从她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她此次就诊最要紧的事。

但事实是，她让我如火如荼的思绪戛然而止（当时我正在考虑她的血糖问题，继而又有了一个念头，准备和她讨论饮食和锻炼的事，这时又跳出了另一个想法，要和她探讨是否开始服用他汀类药物）。

我的本能反应是举手，阻止她打断我的思路。

这并不是说我不想听她一定要说的话，而是我千头万绪，在到点前需要解决所这些问题，这种感受使我处于中度恐慌状态。

万一我顾此失彼，落下一个怎么办？当我在处理一件关切时另外一个念头转瞬即逝怎么办？正是为了不让任何想法遁逃，我试图尽可能快地打字输入，而我每次转向电脑书写时，我和奥索里奥太太没有目光接触。

我不希望我的病人认为计算机要比她更重要，但我不得不一直伸长脖子，盯着屏幕，找寻她的实验室结果、查看她的乳房 X 线检查报告、记录她的各种病情的进展、处方各种检测、给她补开处方等等。

此时，她从包里翻出一张表格：不知道什么原因，她的保险公司需要这个表格。

这是个单纯但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请求，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压垮骆驼背的那根稻草，因为我小心翼翼保持的这种毫不设防的平衡会被完全打乱，让我乱了方寸。

我点点头，但示意我们需要先给她做身体检查。

我迅速梳理了一下一些要点，然后很快查验有没有危险信号可以说明她背痛不仅仅是普通的肌肉拉伤。

我回到电脑旁，输入了所有信息，把事情一件件快速地捋一遍，生怕千虑
一失，漏掉什么重要的情况。

我想把一切办的妥妥当当，不留任何死角，但是我要准确、完整进行记录，越是用心，我与病人实际进行互动的时间就越少。

我瞥了一眼钟表，知道我们远远超过了给我们规定的时间。

我起身把处方递给了奥索里奥夫人。

而她问道：
“那我的保险表格怎么办？它需要在星期五之前提交，否则我有可能会失去这个保险。

”我拍了拍额头；我把保险表格的事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事她刚刚问过，就在几分钟的事。

有些研究已经揭露了人类多任务的神话。

多任务概念是计算机领域发展起来，来解释微处理器同时完成两项工作的想法。

事实证明，微处理器实际上是线性的，实际上一次只能执行一个任务。

电脑给我们同时行动的错觉，根据是微处理器能够在一个复杂的综合算法中“安排”几个相互竞争的活动。

和微处理器一样，我们人类在完全相同的时间内不能真正集中注意两个想法。

我们人类只是在两个想法之间来回快速转换，通常情况下，在转换的过程中丢失了精准。

我们充其量能用这种方式应付区区几个想法而已。

我们要应付的头绪越多，我们越是力不从心，不能对那个想法考虑周全。

对我来说，这会酿成灾难。

今天我只是忘了一个保险表格。

但是，要是我忘了给她处方乳房 X 光检查怎么办？亦或是她要六种药而我只开五种怎么办？要是
她的药物中有一种药的副作用我忘了充分说明怎么办？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而我的焦虑也绵延不休。

到一天结束的时候，当我试着去回忆是否有遗漏时，我头昏脑涨。

奥索里奥太太有七个医疗问题需要考虑，每个问题至少需要五个独立的想法：这就是 35 个想法。

那天下午我看了 10 个病人：这就是 350 个想法。

那天早上，我指导 5 个住院医师，每个住院医师看 4 个病人，每个病人需要产生至少 10 个想法。

这又是 200 个想法。

这并不是说我们在一个工作日内应付不了 550 个想
法，但是这些想法中的每一个如果考虑不周，则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

即使 98％的时间里我能应对自如，没有应接不暇，仍有 10 个想法在整个过程中不知所踪。

这些不知所踪的想法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转化为一个灾难性的结局，
更别提可能还要吃官司。

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多数医生是称职的，是富有爱心的人。

但是医生要时刻注意的想法像漩涡一样，来势凶猛，让许多医生永远处于恐慌之中，生怕遗漏什么大事。

这让我们彻夜难眠。

提出的解决方案有许多，如利用计算机生成的提醒、配备个案干事、建立配套服务等。

对我来说，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时间。

如果每个病人我都有一小时，我会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

如果可以让我单线思考，一次考虑一个问题，而不是多线作战，无序乱想，我就不会害怕顾此失彼。

我猜这样的效率实际上会更高，因为我的
病人也许就不必频繁来就诊。

但现实的情况是没有人会给每个病人这黄金般的一小时，让我给他们看病。

我的选择似乎归结为马马虎虎少应付几个想法，并接受降低每一个想法的精准度，放弃事无巨细全面记录，要不然就要常常承受
因神经过载而导致的头痛。

这些都是执业医师每天面对每一位患者时的选择。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靠临床判断确定轻重缓急，排定优先顺序，权衡利弊后接受折衷，在任何妥协中这不可避免。

我们要集中精力关顾那些权重最大的医疗问题，而那些权重较轻的问题则顾及不了，只能听之任之，希望这些不起眼的小问题后面并没有隐藏严重大事。

有些计算机通过配备多个微处理器的方式确实已经实现了真正的多任务处理的目标。

在实践中，这就像多了一个大脑，功能独立，的确能够实现一心多用。

除非移植领域取得巨大进步，这种“添心置脑”的奇迹希望渺茫。

有些情况下，有个专注、出色的临床搭档，如一对一的护士，就如同有了第二个大脑，不过大多数医疗预算不会如此大方，允许这样配备人员。

既然这样，我们似乎还不得不继续这种艰难行为，在心理走钢丝，几十件临床事务在大脑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唯恐在关键档口掉链子。

由此产生神经过载，我们的神情继而让患者觉得我们心有旁骛，心不在焉，这可能被理解为我们没有用心聆听，或者对他们漠不关心。

当我的电脑发生过载，它以崩溃了之。

通常情况下，我在愤怒中重启电脑，愤怒是因为我丢失了所有的工作。

但是现在，我对我的电脑心生几份妒意。

电脑能够崩溃，然后会有一只可靠放心、无所不知的手按下重启按钮，电脑有这样的奢侈，而医生不允许有这种奢华。

我拉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乙酰氨基酚片的药瓶，开始弄掉儿童安全盖。

对此我能够真正掌控，仅此而已。

Unit 3 Text A
百分之七十的解决方案
我喜欢练习跆拳道，其一招一式精准潇洒，犹如翩翩起舞。

不过我尤其醉心于过招时的兴奋。

步入拳坛，躲闪、侧避、脚踢、临空飞起霹雳腿。

我酷爱参加各种循环比赛时，在点到为止的格斗中肾上腺素飙升的激情。

我参加过全国比赛，在泛美运动会预赛中赢得铜牌。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随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在医学院就读，完成了内科实习，生了一儿一女。

最后我成了带教全科医生，再后来又得了一种慢性病。

和众多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一样，我的问题出现二十年后才确诊：体力和精力下降，平衡出现问题，可怕的脸部阵痛，视力下降。

出现足下垂后，我最终被确诊罹患多发性硬化症。

导致免疫细胞攻击大脑原因何在？我的医生指出，导致多发性硬化症的危险
因素中，遗传因素只占 10%到 30%，其余是各种未知的环境因素。

他没有告诉我如何应对这些未知因素，仅仅开了降低复发的干扰素和共聚物-1。

他说复发越少，一来致残程度越底，二来再过十年，我还能如那时一样行走自如、工作有效、生活无妨，这种可能性会大增。

我立即开始药物注射。

随后四年只有一次复发：右臂短暂无力。

然而，我日趋虚弱，机能和活动耐力日益丧失。

我先是不能慢跑了，随后站立变得困难。

即便用了最新的药物治疗，最后步行和端坐也是累人之事，我要靠一张斜背轮椅。

随着时间流逝，因病卧床不起不可避免，这越来越明显。

我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不管是对我们理念的热衷，亦或是拒绝悄无声息地步入死亡，这些动力让医生亲身试验已经存在数百年了。

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调节心态，接受现实，即虽然接受最佳治疗，但是残疾日剧，要么更为积极主动，自己应对健康状况。

我曾是个斗士，如今已身心疲惫。

不过，只要我能，我还想起身行走，即便区区几步。

我开始研究文献，一篇篇阅读 PubMed 上的文章，我心里明白当今临床治疗萌发于数年或数十年前的基础科学文献所撒的种子。

我希望能找到阻止我日益恶化残疾的魔弹。

一开始，我寻找多发性硬化症药物的最新动物实验文章。

最终，我意识到除非参与临床试验，否则不可能得到这类药物。

我转而开始研究各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相关文章，包括痴呆、帕金森症、亨廷顿舞蹈症和路·盖里格氏病。

由于线体衰竭是多发性硬化症致残的主要因素，我深入阅读长达四年的相关文献，温故基础科学中那些我已遗忘的内容：细胞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

我发现几篇基础科学文章正在验证各种营养物延缓动物神经退化的作用。

我将小鼠剂量换算为人体剂量，用维生素 B、ω-3 脂肪酸、α-硫辛酸、辅酶 Q 和左旋肉碱开始进行自我试验。

我在这些大脑营养物中逐步加入更多的维生素和补品。

谢天谢地，我的病情恶化得以放缓。

不过，恶化虽然变缓，但是恶化没有停止。

我的病情有了新的诊断，被归为继发性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这意味着还没有 FDA 批准的药物可以恢复我丧失的机能。

我步行变得更加困难，双手拄拐走几步也让我精疲力竭。

2007 年夏季情况又出现了转机。

我为爱荷华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审核一份研究方案时获悉神经肌肉电刺激疗法，当时我在心里嘀咕这是否对我会有帮助。

我搜索 PubMed，找到 212 篇文章，三篇针对大脑麻痹，两篇针对中风，其余的有关运动员，但没有一篇是针对多发性硬化症的。

不过我心里还在想神经肌肉电刺激是否能让我再行走一两年。

我请求理疗医生让我试一个疗程。

他告诉我电刺激疗法（他称之为 e-stim）不是多发性硬化症的批准疗法；该疗法令人疼痛，让大部分运动员疲惫不堪。

虽然这种治疗可以刺激肌肉生长，但无法保证我的大脑能对这些新生肌肉发号施令。

这些可能是死的、无用的肌肉甚至可能是累赘，让我现有的蹒跚步伐更加困难。

不过，我的理疗医生真让我试了一个疗程。

他是对的，真疼，非常疼。

让我吃惊的是，治疗结束时，我没有疲惫不堪。

确实，也许是电刺激所释放的内啡肽作用，我已多年没有如此美妙的感觉。

我的理疗医生给我实施了电刺激结合日常锻炼的治疗方案。

我一开始电刺激治疗就有了重要领悟。

那营养呢？我是否摄入大脑需要的所有微量营养素？我再次阅读文献。

看到 Bourre 关于微量营养素对大脑功能和结构影响的回顾性研究，于是我在每日治疗中加入了含硫氨基酸、大型褐藻（富含碘）、白藜芦醇（富含类黄酮）和维生素 D。

这篇文章虽然非常优秀，但没有罗列大脑健康需要的所有物质。

我决定更加辩证地看待食物。

现在我每天以药物形式摄入维生素、矿物质和必要的脂肪酸，如果更多进食富含这些物质的食物，我可能会摄入还未识别的重要营养成分。

确认这些重要营养物的食物来源绝非易事。

医学文献中没有相关资料，我咨询的注册营养师也不清楚，查阅的食品科学文献也一无所获。

最终，我求助于Google 搜索，还真有帮助。

我对营养物质逐个查询，了解哪些食物含有我每天服用的微量营养素。

我的新食谱就成了九杯蔬菜和水果、食草动物肉和野生鱼。

我下决心采取最佳措施帮助大脑康复，于是我对环境因素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这些因素与那些原因不明的神经和心理症状相关。

有两个因素引人注目：食物过敏和毒物载量。

食物过敏可能在疾病确诊前数十年已经存在，会导致大量神经和心理症状，通常没有腹部病症，而且难以识别。

我的最佳选择是消除最常见的过敏源：面筋、乳制品和鸡蛋。

我也了解了毒物载量的知识：补过牙的人大脑内会积聚汞，爱荷华州私人井水中出现高浓度的除草剂阿特拉津，杀虫剂和神经退化有密切关系，单核苷酸多态性与硫和/或维生素 B 代谢的关系，毒素不能有效清除。

我在爱荷华农场长大，接触大量杀虫剂和除草剂，摄入大量汞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所认定的数万
种有毒物质。

我知道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确定我的脂肪和大脑内聚集了哪些毒素（如果
有的话）。

当我认定最好的方法是提升我的排毒能力后，我摄入了甲基化叶酸和维生素 B 以及更多的含硫氨基酸和纤维。

医生自我试验有时效果出乎意料。

我只想延缓病情恶化，未曾期望康复。

但是发生的情况不可思议，甚至难以想象，让我的家人、我的医生和我都目瞪口呆。

采取电刺激和强化营养治疗两个月后，我坐回普通椅子，没有疲乏不堪，多年来这还是第一次。

三个月时，我可以在医院的诊室之间行走。

五个月时，我可以走到医院。

到七个月时，我可以在住家周围骑车。

采取电刺激和强化营养治疗一年之后，我骑车能骑 18 英里。

第二年，我还在加拿大落基山脉骑马游玩呢。

藉此，我改变了行医方式。

我会注重告知患者如何优化营养，减少毒素载量，降低食物过敏风险。

所见的结果往往是病人血糖改善，血压下降和心绞痛治愈。

从我开始康复算三年了，我再次进行试验。

这次是真正的试验，是一项得到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研究计划。

我正在尝试把我的干预疗法用在其他继发性进行性多发性硬化症患者身上。

到目前为止，效果喜人。

在 2002 年《科学》杂志上，Willett 提到 70%到 90%的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和自身免疫疾病源于环境因素。

基因与大多数慢性病没有干系，是环境所致。

我们应该停止责难基因，要关注个人可以控制的百分之七十。

这是应对医疗危机的正解。

Unit 7 Text A
艰难抉择还是由医生来做吧！
在接受完外科手术培训不久，我便和一位年轻的医生一起工作。

他是那种有感染力的人，不仅是因为他的临床经验，更是因为他对病人的专注。

他身躯健硕
有力，但他似乎从来不给病人居高临下的感觉，每当和病人说话时，他会出人意料地缩身下蹲，与病人平视。

他会认真地倾听病人叙述病痛的每一个细节，每次问诊结束之前，总会询问病人是否还有他没解释到的问题。

有一天下午，看到他在一个护士站，用健硕的胳膊比划着向一名护士抱怨一位病人的家属，我很惊奇。

这是位临终的病人，这位年轻的医生安排了和病人家属的病情通报会，商谈撤掉生命支持系统和药物治疗并着手开始临终关怀。

在整个过程中家属一直喋喋不休地问问题，但最终拒绝做任何决定，也不撤除任何治疗手段。

“我一直在和他们说，我们要么继续给他们的亲人造成痛苦，要么可以让他走的舒服一些，”他说的同时手仍然在比划。

“我告诉他们要么受罪，要么舒服，都要由他们做决定。

但最终他们没有做决定就径直出了房间。

”
医生和病人做医疗决定的方式在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多少代人以来，这些决定都是医生的专属范围；病人即便参与，在做最终选择时往往也没有什么话语权。

但是这种家长式的决策模式在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开始发生改变。

要求给病人授权的呼声在增长；医学伦理学家也开始清楚地阐述有关病人伦理关怀的原则。

临床医生们尤为拥护的一条宗旨是对患者个体的尊重。

这一伦理原则已被应用于病房、诊所和手术室的工作中，也导致了一种新的临床理念的出现,即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护。

但是，第二条伦理原则,即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权,与第一条密切关联，在医患关系上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自主权将意味着让病人自己
做决定。

而且，这一诠释也渐渐进入医学院校的课程，也被写入联邦法律中，因为法律规定在治疗方式的选择上医生必须与病人进行讨论。

在接下来的40年里，要培养年轻的医生(我也包括在内)，除非是急诊或者一些无足轻重的决定之外，我们要约束自己，不要越俎代庖，代替病人做任何决
定。

但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医生受到的约束太多对病人并不一定就那么好，甚至也许是不道德的。

虽然医生把让病人自己做决定等同于尊重病人，许多病人却并不这样看。

事实上，对大多数病人而言，那些让他们自己做的决定，似乎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他们自己想要的。

研究人员在芝加哥大学调查了8000多位住院病人。

当需要做医疗决定时，几
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希望医生提供几种选择并提出他们的意见。

但是大多数病人（三分之二）更希望让他们的医生根据自己的病情做最终的决定。

Farr
A.Curlin博士是一名芝加哥大学的医学助理教授，也是这项研究作者之一。

他说，“研究数据明确显示大多数病人并不愿意自己做这些决定。

”
很显然，在治疗选择显而易见时并非难题，但如果病人的最佳医疗手段不明确时则对病人及家属构成了挑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生把做决断的责任推给病人或其家属，就会雪上加霜，让本已紧张的事态更为糟糕。

Curlin博士说，“如果一名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师都感到如此没有把握，试想一下，病人及其家属会感到的焦虑和困惑该有多么严重啊！”
病人及其家属也经常意识不到，他们的医生也许正为自己的事忧心忡忡。

Curlin博士指出，“医生们也许在想，‘我是谁呀，我怎么能自作主张，知道我的
病人需要什么？’”医生也许不会直截了当明确自己的意见，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所做所为会超越伦理规范。

一些医生会隐藏自己意见，以一种隐晦的方式指导病人做决定。

虽然医生坚信自己是客观的和不带感情色彩的，但他们发出的多半都是利弊参半的信息。

例如，医生会告诉家属，是否从临终病人身上撤掉生命支持系统是他们的自主选择。

但是医生也会使用具有价值取向的语言来描述这些选项。

医生会把一个选项向亲属描述为“合情合理的”或者“舒服的”，而另外一个则是“有侵害性的”、“积极的”或“痛苦的”。

“这样，在我们交流的过程中便出现了一种很古怪的不诚实行为，” Curlin 博士说，“结果是，病人认为受到了操纵而终止交流并坚决拒绝做任何决定。

” 那么对医生而言，保护病人自主权，亦即以病人为中心的医护理念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让病人独自做决定，而在于尊重他们的意见并和他们共同负起责任。

在病人需要毫不隐瞒地知悉病情并寻求帮助之时，像我那位年轻的同事，诚然还有我自己在内的年轻医生就需要对下面的问题更加深思熟虑：病人是否希望与医生分享治疗信息、是否需要医生提供指导性意见、是否希望医生把做决定的责任移交给病人。

“我们必须停止在病人及其家属周围画一个圈，将其隔离，” Curlin博士继续说，“我们不要逼着他们走向孤独的境地，让他们背负自主权的负担。

相反，我们要跳进那个圈,他们并肩战斗，对抗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