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真实_路遥小说的接受学探析

被遮蔽的真实———路遥小说的接受学探析■梁振华吴楠与当代其他著作量惊人的小说家相比，路遥在他二十来年创作生涯中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只有屈指可数的《路遥文集》五卷，不足二百万字。

然而，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却给路遥带来巨大声誉。

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①中显示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呈逐渐攀升之势，其影响力还会延续于未来，惠及着将来的读者，“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

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读者的接受史，文学的本质与读者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读者成为把握文学本质的钥匙。

同时，读者被置于作为事件的阅读活动中，在含蓄、模糊之处寻找本文词语之后的未言之意。

这种意味是一种内在蕴涵，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但是，由于这些未言之物进入了读者的想象世界，本文的所言之物便得到了有机的延伸，呈现出极其丰富生动的样态。

所以，伊瑟尔认为，“意义并不产生于印刷页的字行之中，而是来自于本文与读者间相互作用的生成”②。

基于此，从读者包括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即文学评论者的接受视角，分析他们在阅读深受读者欢迎的路遥作品的心理体验、感受与反应，揭示路遥小说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变化，也就成为了可能。

一、路遥的读者意识文学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中，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中。

这三个环节构成的全部活动过程，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缺少任何一环，文学都不能存在，没有创作，文学就无从产生；没有作品，文学就失去物质载体；没有阅读，文学的潜在可能性就永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无法实现其现实性。

就文学存在方式而论，文学活动三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读者。

因为作家创作活动完成以后，作品就脱离了作者而独立了，但独立并不是文学作品的真实存在，惟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并在阅读的时间流程中，文学作品方获得现实的生命。

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为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

在现代社会里，纯粹以写作自娱的人即使不能说已经绝迹，至少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总希望有他自己的读者群，有他自己作品的接受者、崇拜者，而且总是希冀他的读者群日益扩大，而绝非相反。

这样，他就不能不关注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接受心理、爱好、理想、要求及其每一变化，心中不可能不钻进一个“潜在的读者”，在同读者视界的交融中，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视界，“他必须探究读者真正关心的普遍价值。

……他必须非常谦逊地寻找方法，以便使读者接受他对那些主题的见解。

……他必须懂得怎样将他那往往以舍弃了自我的个人象征组成的远见卓识转化为基本上是公共的东西”③，以适应读者的需要。

即使退一步说，作家确是无意考虑读者的存在，那他也不可能把自我彻底摒弃，因为他必然是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

路遥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极其强烈的作家，坚决抛弃了那种高蹈的个人主义、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也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自动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感保持着距离。

路遥是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人民作家，从未丧失过“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大众，密切地关注他们的生活境况和内心感受。

他心中“潜在的读者”是那些艰辛地生活着劳动着的广大农村人，那些在人生的坎坷路途中艰难挣扎的青年人，那些想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艰苦奋斗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苦闷的农村知识青年。

他曾经说：“作为正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

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

”④在路遥看来，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与冲突，前途与命运，应该永远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

否则，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只是顺应了某种艺术风潮而搏得少数人的叫好非但并不被广大读者理睬，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这会让路遥痛苦不堪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

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

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摒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

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

”⑤《人生》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路遥更是收到成千上百封热血青年的来信，他没有被暂时的成功冲昏头脑洋洋自得起来，而是认真谨慎地分析起各个信件，“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⑥表现出路遥清醒的读者意识。

“读者阅读中存在着一种习惯倾向，这是由读者的世界观、文化素养、审美趣味、鉴赏能力等期待视界的构成要素所交汇成的一种惯性力量。

一种内化为其心理机制的文化习惯，一种经个体选择后的传统文化在其心理上的积淀。

它以不经意的、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习惯方式支配着阅读过程中读者阅读中的定向、选择和同化，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不假思索中进行的”。

⑦经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影响，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制性推行，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

因此，路遥坚持认为现实主义在中国没有过时，“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还没有达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那样的高度，以至于作家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路径；另一方面，路遥认为，检验一种文学手法是否过时时，“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

新时期以来，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在我国文坛风起云涌，“现代派”“先锋派”小说不断地在自我复制中批量生产，起初，大众读者在不明真相时抱着猎奇的阅读心理进行文本阅读，然而很快他们发现这种淡化情节玩弄技巧的创作让他们如坠雾里，不知所言为何物，带来的只有阅读的厌烦感；因而，不自觉地又转入重情节重细节的现实主义作品。

路遥坚定不移走现实主义创作之路正契合了当时大众的阅读心理，给读者带来了接受快感。

因此，从读者的接受来探讨其小说在读者阅读中关注点的变化所引起的作品意义的变化是完全合理的。

二、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每一个读者或一定的读者群，当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时，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艺术敏感、审美能力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他们接受文学作品的程度和对作品的感受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接受心理与反应也就各不相同。

具有某种特殊知识与专业修养的读者，常常比较注意文学作品的某些价值侧面和属性，而忽视其他侧面。

马克思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⑧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学，但也适用于文学接受体验。

由此，本文试从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两方面的接受心理与体验探讨路遥的小说，以下先讨论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自一个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性质上都构成社会底基的层次的广大农村青年，当新时期的阳光普照这片贫瘠的土壤时，他们纷纷苏醒了。

这些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农村知识青年，他们望着晴朗的天空所看到的不是整体的伟大，而是个体自身的价值。

他们虽然不蔑视劳动，然而又不甘心再固守黄土地进行修理地球的劳作，他们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进行坚定执着地追求，似乎只有把自己的农民身份置换成记者、作家、局长等等，才体现了人的自身价值；向往于城市这个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的想象性舞台，他们开始了与城市青年同等的人生追求。

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在无法跨越的鸿沟面前，他们时而徘徊，时而遭受挫折，陷入了苦闷之中。

这种普遍性的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或排解的渠道。

路遥这一时期在文坛上许多作家尚沿着“伤痕”的思路，而“反思”造成“文革”悲剧的思想的社会根源的时候，独辟蹊径，写出了关注现实的农村青年命运和发展的小说《人生》、《痛苦》、《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种渠道的作用。

这些作品以其内含的深厚情感，赢得了当下农村知识青年的共鸣而倍受青睐，人们心中普遍蕴蓄的“焦虑”在对路遥小说的共鸣性阅读中得到了“审美性置换”以释放。

“读者总是从自己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界出发，能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只有那些同读者特定需要接近与相符的作品特性才会被读者发现并选中，进入读者的审美视界，从而转化为现实的文学价值。

”⑨路遥小说作为读者阅读的对象，之所以能为读者既定的期待视界所发现、认同和同化，是因为作品的构成要素与阅读主体的视界相通、相吻合，换言之，读者从作品中看到了他自己的视界，发现了他自己的本质力量，认出了他自己。

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是在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对象是人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

”⑩所以，有的评论家曾说：“当代青年为什么喜欢孙少安、孙少平，就是因为他们从这几个人物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弱点和他们的力量”。

輥輯訛在《人生》中，路遥敏锐地提到了青年人的“人生”问题，无疑深深契合了处于思想解放初期广大的知识青年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的心理。

他们和高加林一样，也是落榜或辍学后的生活强者，好学上进，吃苦耐劳，有良好的素质和卓越的才能，有抱负有理想，甚至长相也是出类拔萃的。

处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他们不可避免地有着相似的心理：羡慕城市人而又妒忌城市人，仇恨城市人而又热恋城市人；既执着地珍视着自己的出身，又竭力想从土地上挣扎出去。

这些读者中间，有幸运者脱离农籍如愿地进入城市。

然而，更多的是有同高加林一样的不幸遭遇的人，因为不正当的追求行为被揭发，最后重回大地母亲的怀抱，回归故乡，看到高加林在乡亲们的抚慰下精神重振必然联想到自己的奋斗历程，反思自己曾经的徘徊与挣扎，宣泄释放了心中长久郁结的对社会不公的愤恨，达到心理平衡而释怀。

弗洛伊德就认为，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将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性欲及其他自然冲动宣泄出来，转移到作品世界中去，从而达到某种精神上的平衡。

輥輰訛《人生》发表后，路遥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收到无数青年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建议路遥写续集，可知它契合了广大农村青年的阅读心理，反响巨大。

一位当年深受影响的读者曾说：“在二十年前，我还是个刚刚上高中的农村孩子，那时候的文学作品在农村见到的还比较少。

我千方百计弄来一本已经掉了封面的过期文学杂志，那本杂志的头题文章便是路遥先生的名作《人生》，顿时如获至宝，这本杂志在我的同学中互相传看着，最终不知去向。

但我清楚记得，我那时侯已经偷偷把自己比作《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并在同学中把心目中的刘巧珍、黄亚萍与女同学们画上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