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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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伦敦规划

大伦敦规划

大伦敦规划大伦敦是英国首都伦敦的组成部分,是欧洲最大的都市区之一。

它以其发达的经济、文化和教育资源而闻名于世。

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需求,大伦敦进行了一系列规划,以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的繁荣。

大伦敦的规划主要包括城市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三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发展规划。

伦敦市政府制定了2036年的伦敦规划,旨在增加居住和工作空间,改进交通和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的可持续性和生活质量。

规划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建设新的住宅区、改善交通网络、保护城市的历史遗址和绿地等。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促进城市的发展,并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大伦敦的基础设施建设涉及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

规划中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交通网络的措施,如修建新的高速公路、铁路和地铁线路,以便人们更便捷地出行。

此外,规划还提出了发展清洁能源和改善通信网络的计划,以满足人们对能源和通信的需求。

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措施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最后是环境保护规划。

大伦敦认识到保护环境对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伦敦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以减少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和保护自然资源。

规划中提出了减少机动车使用、增加公共交通工具和自行车的使用、提供更多的绿地和公园等措施。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保护自然环境。

总而言之,大伦敦的规划旨在使城市更加宜居、宜商、宜游。

通过城市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大伦敦将成为一个更加现代化、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这将为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同时保护环境和保持城市的全球竞争力。

德国空间规划法[整理版]

德国空间规划法[整理版]

德国空间规划法德国《空间规划法》(Raumordnungsgesetz,简称ROG)制定于1965年,并于1965年4月22日正式生效。

1991年7月25日,联邦议会对该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订,新法自1993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

1997年,联邦议会对该法再次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新法自1998年1月1日起实施。

德国的《空间规划法》不仅是一部规范平面空间的“国土规划法”,而是一部立体的空间规划法,它尤其对德国的空间的不同功能划分作了战略性的规定,因此该法也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宏观调控法”和生态环境保护法的有效组成部分。

第一节一般规定第1条空间规划的任务与指导思想(1) 必须通过综合性的、系统性以及各种层次的空间秩序规划以及对具有重要的空间意义的计划及措施的协调和措施来发展、规范并确保联邦德国的全部空间及其局部空间。

为此,1.必须协调对空间的不同需求并平衡规划有关的各种冲突;2.对各种的空间功能和空间利用必须预先考虑。

(2)在履行本条1款的任务时,应坚持空间发展的可持续(nachhaltige Raumentwicklung)指导思想,即社会与经济对空间的需求应符合空间的生态功能,并且应形成长期的大空间范围内的平衡秩序。

为此必须1.确保共同体内部的人格的自由发展及其对下一代的责任;2.保护和改善自然的生存基础;3.保障经济发展的立足地条件;4.对空间利用的可能性应长期留有余地;5.强化空间部分的多样性特色;6.塑造一切空间部分的同价值的生活关系;7.空间之间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应当通过建立德国各分立的空间的统一性来平衡;8.创造欧洲共同体和大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生活的空间条件。

(3)空间部分的发展、规范与确保应当符合整个空间的要求;整个空间的发展、规范与保障应当考虑到部分空间的要求(相互兼顾原则)。

第2条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1)应当按照本法第1条2款的空间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适用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介绍之二概要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介绍之二概要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介绍之二
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编制过程介绍
从程序上,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规划需要经过欧盟委员会通过、部长会议通过、欧洲议会通过等三个过程;从编制过程上可以分为(1)协商阶段,主要解决与空间信息基础设施有关的需求、已有相关规划标准规范、人员队伍情况等;(2)起草阶段,根据有关情况,在统一规划下分工作组对规划的不同内容起草规划初稿,并对相关的协议、实例进行测试;(3)论证阶段,就规划内容和组织实施方式进行范围广泛的论证,包括对相关专家的咨询、对有关的部门进行征求意见,以及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委员会投票等(欧盟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立法程序过程如下图所示)。

从形式上看,欧洲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的建立经过了很长的阶段,并且到现在也没有完成相应审批过程,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正是由于其立法过程十分漫长,才保证了立法过程中充分考虑欧盟各方的利益及需求,是规划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这种在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规划及法令的建设过程中严格各阶段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协商阶段起草阶段论证阶段
图欧盟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规划立法过程图
(国家地理空间信息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供稿)。

德国国土空间规划2

德国国土空间规划2

第二章 发展历程和背景 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分为东、西两德,两德都很 重视区域(国土空间)规划,尤其是联邦德国自1945年开始着手 编制各个州、县的区域规划。
•1950年联邦德国议院通过了《联邦德国国土规划法》 •1965年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土规划法》,规定了国土整治的任 务、目的和原则,提出“联邦领土在空间结构上应得到普遍的发展”,规 定要制定州的国土空间整治规划,在主管国土空间整治的联邦部中建立规 划委员会,州主管国土空间整治的部门都必须向联邦主管国土空间整治的 部长汇报州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的情况和意见,联邦政府和州有义务相互提 供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区域规划需要的信息,联邦政府每年向联邦议院提 交一份联邦范围内国土空间发展规划的基本情况(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报 告。
第二个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时期德国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发展对国土空间和资源环境的扰动作用减弱,空间结构也相对稳定,国土 空间规划基本沿用传统的发展理念、研究方法和实施范围。
第三个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两德统一、欧盟组建、以及全球 化的不断深入,一系列新的、重大的国土空间开发问题不断涌现,促使德 国对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调整,规划理念和规划内容发生了重大变革。
第三章 基本理念和规划体系 规划体系 正式规划
联邦一级规划是对整个国家的国土开发进行战略性、方向性、 纲领性的框架设计,是“指向性框架”的规划,它关注的主要 问题和采用的规划手段是:
•概念性的总体布局框架; •类型划分、分类指导的规划手段,如划分增长型都市区、创新型区域、跨国都市区 等; •确定“集聚—疏散”、“优化—扶持”目标和政策导向,如在原东德培育增长极; •功能性的国土空间管制,如划定自然环境保护区和人文风貌开发区; •政府可调控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制定环境和土地利用的空间准则; •刚性规定与弹性规定的结合,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布局和居民点空间结构的安排方 面等。

欧洲空间规划体系和福利制度以荷兰为例

欧洲空间规划体系和福利制度以荷兰为例

2、在实施空间规划过程中,注重社会参与和民主决策。通过广泛征集民意 和协调各方利益,确保空间规划充分反映社会需求和民生福祉,从而更好地体现 福利制度的普惠性。
3、倡导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荷兰的空间规划强调生态保护、资源节约 和环境友好,这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降低健康风险并创造宜居环境。此 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体现在荷兰的福利制度中,如政府鼓励绿色出行、节能 减排等政策。
空间规划体系
欧洲空间规划体系由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组成,包括欧盟、成员国和地方自 治政府。荷兰的空间规划体系也遵循这一架构,由中央政府和省政府以及市级政 府构成。在荷兰,空间规划分为战略性空间规划、地方性空间规划和区域性空间 规划。
战略性空间规划由中央政府负责,主要确定国家层面的空间发展战略和重大 项目布局;地方性空间规划由省政府和市政府联合制定,旨在满足当地的发展需 求;区域性空间规划则是在跨行政区的层面上,协调和平衡不同地区的发展利益。
结论
通过对4个典型村的案例分析,可以发现乡村空间规划管控的途径是多样的, 包括政策与规划协同管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文化保护与景观提升以及土地流 转与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等方面。然而,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政策与规划协同不够 紧密、基础设施规划和环保可持续性不足、文化保护和景观提升不够深入以及土 地流转和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的支持政策不够完善等。
一、江苏省乡村空间规划的背景
江苏省拥有丰富的乡村资源,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乡村地区的规划和管理 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乡村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严重,文化传承面临 威胁等。因此,加强乡村空间规划,优化乡村资源配置,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和文 化传承,是江苏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任务。
二、江苏省乡村空间规划的原则
国省乡村空间规划体系

欧洲城市群考察报告

欧洲城市群考察报告

一、欧洲国家城市群建设的基本情况1961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他的著作《城市群: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中第一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具体是指人口规模在2500 万以上和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250人的特大城市。

按其标准,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

该城市群从波士顿到华盛顿,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几个大城市为核心,涵盖40个10万人以上的中小城市。

该城市带面积占美国面积的1.5%,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20%,创造业产值占全美的70%,城市化水平达到90%以上,是世界最大的金融中心。

该城市群分布于五大湖沿岸,从芝加哥向东到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并向来延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

美国的“钢铁城”、“汽车城”都在这里。

也称东海道城市群,指从千叶向西,经过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神户的范围。

该城市群普通分为东京、大阪、名古屋三个城市圈。

这个区域面积占日本国土的6%,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1%,工业产值占全国的65%。

这一城市群实际上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莱因――鲁尔城市群、荷兰――比利时所构成。

主要城市有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安特卫普、布鲁塞尔、科隆等。

这个城市带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0座,总面积14.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600万。

由伦敦――利物浦一线的城市构成,其中包括世界纺织工业之都――曼彻斯特、纺织机械重镇――利兹、伯明翰、谢菲尔德等大城市,以及众多小城镇。

这是产业革命后英国主要生产基地。

面积为4.5万平方公里,人口3650万,是五大城市群中地域面积最小、发展最早、城市密度最大的城市群。

后来,戈特曼还提出了第六大都市圈,即中国的“长三角” 都市圈。

西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开始最早的地区,城市化水平高,城市数量多,密度大,均以多个城市集聚的形式形成城市群。

如英国的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城市群集中了英国4个主要大城市和10多个中小城市,是英国产业密集带和经济核心区;法国的巴黎――鲁昂――勒阿弗尔城市群是法国为了限制巴黎大都市区的扩展,改变原来向心会萃发展的城市结构,沿塞纳河下游在更大范围内规划布局工业和人口而形成的带状城市群;德国的莱因――鲁尔城市群是因工矿业发展而形成的多中心城市集聚区,在长116公里、宽67公里范围内会萃了波恩、科隆、杜塞尔多夫、埃森等20多个城市,其中50—100万人的大城市有5个;荷兰的兰斯塔德城市群是一个多中心马蹄形环状城市群,包括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海牙3个大城市,乌德支列、哈勒姆、莱登3个中等城市以及众多小城市,各城市之间的距离仅有10—20公里。

和中国相比,欧洲国家的城市布局有什么不同?

和中国相比,欧洲国家的城市布局有什么不同?

和中国相比,欧洲国家的城市布局有什么不同?欧洲国家的城市布局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这种差异主要在于欧洲国家对城市规划的思考和目标的重视程度不同。

下面列举了欧洲城市的规划特点和中国的不同之处。

一、欧洲城市规划更注重人文环境欧洲城市在规划时更加注重人文环境,这体现在城市规划工作者更重视城市建筑风格的保护与推广,力求使城市具有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历史遗迹。

同时,在街道规划、社区规划、公园绿化等方面也时刻关注市民的生活和生态环境。

这种注重人文环境的城市规划体现了欧洲人对于文化精神和都市生活质量的关注。

二、欧洲城市规划更加注重功能分区在欧洲国家的城市规划中,功能分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

城市规划工作者注重将街道的商业区、学区、政府区、居住区、产业区等进行分区,并且努力将其互相独立分开。

这种方式使得城市有了更加合理的布局,可以避免不同功能区域的干扰冲突。

同时,这也使得城市中物质和社会资本的利用更加合理,市民的居住和工作环境也更加舒适。

三、欧洲城市规划更加注重公共设施建设欧洲城市在规划时比较注重公共设施建设。

市政府通常会投入大量的资金来建造公立医院、学校、图书馆、娱乐设施等公共设施,这样一来,市民们就可以方便地获得更多的服务。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十分注重环保建设,城市中的垃圾处理、水资源浪费等都会引起当地政府的非常重视。

四、欧洲城市规划更加注重交通规划欧洲城市规划中的交通构想更为合理和适当。

市政府通常将地铁建设放在首位,并建设地面公共交通工具系统。

这样一来,市民们的出行成本得以降低,环境污染也得到了一定的控制。

此外,欧洲市政府也注重非机动车交通的建设,城市中通常会设立自行车专用道,并且建设可以供市民步行的人行道,这样一来,市民们可以更加自由安全地出行。

以上就是欧洲国家城市规划和中国的不同之处。

总之,欧洲的城市规划更加注重城市化的质量和文化内涵,注重人文环境、功能分区、公共设施建设和交通规划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国土空间多维评价方法

国土空间多维评价方法

国土空间多维评价方法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国土空间多维评价方法是指利用多种指标和多种方法对国土空间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们对优质生活的追求,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愈发重要。

传统的国土空间评价方法往往只考虑单一维度的因素,难以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国土空间的实际情况。

发展多维评价方法成为当今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领域的热点话题。

本文将介绍国土空间多维评价方法的概念、意义、发展现状以及发展趋势。

一、概念国土空间多维评价方法是指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各种数据、指标,从不同角度和多个维度对国土空间进行综合评价的方法。

这种方法将不同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评价体系,能够更全面、多角度地了解国土空间的现状和特点,为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意义1.全面评价国土空间。

国土空间不仅包括自然生态系统,还包括人类社会经济系统。

传统评价方法往往只关注某一方面的因素,无法全面评价国土空间的质量和功能。

多维评价方法有效地弥补了这一缺陷,能够全面、多维度地评价国土空间的质量、利用效益和可持续性。

2.科学指导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

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因素多。

多维评价方法能够提供更为科学和客观的评价结果,为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避免主观偏见和片面观点的影响,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3.促进国土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

国土空间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国土空间资源,是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多维评价方法能够帮助识别国土空间资源的优势和短板,指导国土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为国土空间建设和发展提供可持续性保障。

三、发展现状目前,国土空间多维评价方法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广泛应用和研究。

国外发达国家在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多维评价方法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

欧洲国家通过开展国土空间多维评价,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体系,有效提高了国土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的质量。

总结国内外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现状

总结国内外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现状
“均衡性”是国土整治的核心目标;设立专门机构,成立新的行政区域;
国土整治的核心内涵是要以综合的观点研究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由总体规划指导各项建设,强调地区间、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建立最佳的人口产业布局。“均衡化”的目标包括产业、城市、区域、人与自然等方面的均衡。
荷兰
空间发展
规划
1940年代开始,至2000已编制5份空间规划报告;2003年拟定了第6次名为“创造发展空间”的国家空间计划。
国家空间规划纲要→省区域规划→市域结构规划
“多核心网络开发”模式;具有明显的土地利用规划性质;等级化规划体系、新概念、新方法;
“创造发展空间”的重点在于国土景观结构的改造,自然保商区的保存,永续农业的发展以及乡村地区的开发。荷兰本土的12个省都在国家空间计划的指导下编制空间规划,荷兰空间规划的重点在于功能其将国土划分为都会区、都市扩张区、主要的国家及区域基础建设区、工业区、各种类型农业区、休闲区、自然保育区,主要水源及水体区等9类区域,具有明显的土地利用规划性质。
空间管制体系→国土开发整治→主体功能区规划
因地制宜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国土空间规划,在我国目前起到了国土空间规划作用,是战略性、基础性、约束性的规划。
总结国内外国土空间规划的发展现状
国内外主要国家国土空间规划发展现状总结表
国别
名称
发展历程
规划体系
特点
补充
德国
空间秩序(发展)规划
20世纪初开始,1965年制订空间规划(Raumplanung)法,1998制定新的空间规划法案,将可持续性作为最高原则,目标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大区域的稳健空间;2005年修订《联邦空间规划报告》。
中国
主体功能区规划
1970年代开始逐渐认识到坏境问题的严重性,政府开始尝试建立起现代的空间管治体系;1981年,我国提出国土开发整治的任务,具体内容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大规模改造自然工程的论证、建设布局、基础设施布局和环境治理;2005年底,“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将“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作为我国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于2007年开始编制国家级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年,国务院原则通过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并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标志着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正式实施。

荷兰空间规划及对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荷兰空间规划及对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摘要:荷兰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悠久,特点鲜明,在欧洲乃至世界独树一帜,其规划思想和追求的生态理念对世界规划界产生深远影响。

荷兰人多地少,人均用地极为紧张,如何利用国土空间规划有效利用土地资源是国家发展诉求,这与我国国情相似,因此荷兰国土空间规划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为此,文章从荷兰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入手,对历次规划的内容和目标作了梳理和分析,并对规划的实施协调机制和保障政策作了介绍和思考,最后提出我国可以从规划理念、规划模式、规划体制和系统、规划的公众参与等方面参考和借鉴荷兰经验,从而完善和优化国土空间规划。

关键词:背景与历程程序与系统协调与政策启示荷兰中图分类号:F06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6—018—03引言规范空间开发秩序,优化空间开发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阶段国土空间开发追求的理念,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出台正是追求这一理念的体现。

但目前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规划模式导致了我国国土规划中忽略以生态为基础的整体性规划思想。

因此,亟需总结国外先进国家和地区规划的经验教训,建立和完善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寻求国土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平衡,实现国土开发环境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界上国土空间规划成功典范,荷兰在国土规划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通过对其国土空间规划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生态性规划思想的学习和借鉴,对于人均用地极为紧张而又必须在有限的土地资源中利用国土空间规划系统创造宜居环境的我国而言,无疑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一、荷兰概况与其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分析荷兰位于欧洲西部,国土总面积为41864平方公里,地形平坦且水患较多,居民80%居住在人口2万以上的都市化地区,由于国土面积狭小,人口密度超过400人/平方公里,是世界上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国家之一。

为了解决国土面积狭小和人口分布过分集中的问题,荷兰政府很早就十分重视国土空间整治与规划工作。

法国巴黎规划

法国巴黎规划

法国巴黎规划标题:法国巴黎规划引言概述:法国巴黎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其独特的文化和建造吸引了无数游客。

然而,这座城市的规划也是其魅力之一。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介绍法国巴黎的规划情况。

一、城市布局1.1 历史发展:巴黎的城市布局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市中心是塞纳河上的小岛——圣路易岛。

随着城市的发展,巴黎逐渐向外扩展,形成为了今天的城市格局。

1.2 主要区域:巴黎主要分为左岸和右岸,左岸以文艺气息浓厚的拉丁区著称,右岸则是商业和政治中心。

1.3 绿化规划:巴黎市内有大量公园和花园,如卢森堡花园、图林根公园等,这些绿地不仅美化了城市,也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的场所。

二、建造规划2.1 古老建造:巴黎的建造风格多样,有古老的教堂、宫殿,如巴黎圣母院、凡尔赛宫等。

2.2 现代建造:近年来,巴黎也在大力发展现代建造,如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拉德芳斯艺术中心等。

2.3 保护与发展:巴黎注重保护历史建造,同时也在发展现代建造,保持了城市的独特魅力。

三、交通规划3.1 地铁系统:巴黎地铁系统发达,覆盖了整个城市及周边地区,方便市民和游客出行。

3.2 自行车共享:巴黎推行自行车共享计划,鼓励市民骑行,减少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

3.3 未来规划:巴黎计划建设更多的自行车道和步行街,减少汽车使用,提倡低碳出行。

四、文化规划4.1 博物馆和艺术馆:巴黎拥有众多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如卢浮宫、奥赛博物馆等,展示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4.2 艺术节和活动:巴黎每年举办各种艺术节和文化活动,吸引了全球的艺术爱好者和文化探索者。

4.3 文化保护:巴黎致力于保护和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通过各种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

五、未来规划5.1 可持续发展:巴黎制定了可持续发展规划,包括减少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

5.2 城市更新:巴黎计划进行城市更新,改善老旧建造和基础设施,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

5.3 国际交流:巴黎与其他国家和城市保持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城市的发展和规划。

丹麦的国土空间规划及启示

丹麦的国土空间规划及启示

丹麦的国土空间规划及启示摘要:丹麦作为一个北欧国家,面积狭小,人口密度较高,资源有限,但其空间规划比较完善。

本文介绍了丹麦空间规划的背景,简要叙述了其空间规划法和相应的法律制度,详细阐述了该国的空间规划层次,即国家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和局部规划,提出了对我国的空间规划的启示。

关键词:空间规划规划法法律制度规划体系国家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局部规划启示丹麦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土面积4.3万平方公里,人口547万,2005年国民生产总值约2585亿美元,人均CDP为4.7万美元,是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丹麦几乎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大的河流,土地面积相对狭小,但开辟了一条合理进行空间规划的成功途径。

一、丹麦空间规划背景1.空间规划所面临的挑战空间规划的目的是提高和保持城市和乡村地区的质量。

空间规划所面临的挑战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首先,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丹麦人口增长,生活水平提高,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大型住宅区建立在历史文化古城中心之外的郊区。

随着建筑产业化以及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人们的居住面积越来越大,商业性建设也随之空前增长。

这些郊区原计划含有住宅区、商业区、中心区和服务功能区,目前已占据了已开发的城市土地一半以上的面积。

其次,运输方式同时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私人汽车的数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货物通过卡车来运输。

过去的城市是通过铁路来连接,人们工作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而上述这些变化无疑改变了人们对城市的概念。

第二,丹麦人口最近20年中呈中等速度增长,建筑数量下降。

住宅建设量减半,主要是高密度的低层房屋和高层公寓。

而现今的丹麦城市政策是强调对老城区进行改造,提升城镇的空间和建筑质量。

农村政策和区域政策的目标是在城镇和乡村之问、在各个区域之间建立一种平衡。

服务行业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增加,这为城市改造提供了机会,同时可以将城市功能整合到同一个市区中。

基础设施的扩大,如公路、铁路、高压线、风力涡轮机和废水处理厂的扩建,改变了乡村的景观和土地利用状况。

均衡发展法国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均衡发展法国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均衡发展:法国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 杨 辰,贾姗姗,周 俭[摘 要]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法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包含空间规划的技术要求,还包含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文化传承等一系列指导政策和制度保障,涉及劳工部、农业部、建设部(装备部)、文化部、环保部等不同部委,贯穿国家、区域、市镇等多重尺度。

文章从发展历程、首都去中心化、乡村振兴、自然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四方面对法国国土空间规划的法制体系进行梳理,总结法国经验对中国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均衡发展;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法国[文章编号]1006-0022(2021)02-0077-07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引文格式]杨辰,贾姗姗,周俭.均衡发展:法国国土空间规划法制体系建设的历程与经验[J].规划师,2021(2):77-83.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and Experience of French Legal System of National T errito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Y ang Chen, Jia Shanshan, Zhou Jian[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 France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legal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tialplanning, which not only contains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spatial planning, but also a series of guiding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ultural heritage, etc., involving the Ministry of Labor,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Ministry of Equipment),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tc., through multiple scales including national, regional, and municipal.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rench legal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four aspects: development history, decentralization of the capital city,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n summarizes the inspirations of French experience for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in China.[Key words] Balanced development, National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planning, Legal system, French系列指导政策和制度保障,涉及劳工部、农业部、建设部(装备部)、文化部、环保部等不同部委,贯穿国家、区域、市镇等多重尺度。

欧洲的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欧洲的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

欧洲的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欧洲作为全球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大洲之一,其城市规划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关注。

城市规划是指对城市在空间布局、功能分区、建筑风格和环境绿化等方面进行合理规划和调整的过程,而可持续发展则强调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平衡。

一、历史发展欧洲的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

早在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就开始规划城市空间,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域,如居住区、商业区和宗教区。

这种规划的目的在于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需求。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城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城市规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19世纪,一些欧洲城市通过城市改造来应对这样的挑战,例如法国的奥斯曼改造法和英国的田园城市运动。

二、当今挑战然而,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在当今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是城市化与土地利用的问题。

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城市土地的利用变得愈发紧张,很多城市在扩张过程中无规划、无序增长,导致城市布局不合理。

其次是交通拥堵和污染问题。

城市中机动车数量的激增导致交通拥堵严重,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尾气排放和噪音污染,对空气和居民健康构成威胁。

最后是城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问题。

欧洲城市的能源消耗量大,排放量高,给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降低城市能源消耗,减少碳排放量,推动使用可再生能源。

三、解决办法为了应对上述挑战,欧洲各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进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

首先,加强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

各国鼓励城市制定详细的规划文件,明确城市的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

例如,英国和德国等国家出台了城市规划法,规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其次,发展可持续交通系统。

为了减少交通拥堵和污染,欧洲城市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同时,推广自行车和步行,减少机动车使用。

另外,提倡城市绿化和环境保护。

在城市规划中增加绿地和公园的建设,提高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此外,欧洲城市也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和废物回收利用,降低城市的环境污染。

欧洲和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策略的比较

欧洲和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策略的比较

欧洲和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发展策略的比较近年来,全球各地的城市都在经历快速的发展和变迁。

作为人类社会的核心,城市规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洲和中国作为两个不同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下的重要地区,在城市规划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策略和取向。

本文将比较欧洲和中国的城市规划,分析两者的异同之处。

一、欧洲的城市规划欧洲城市规划以其严谨性和长期性而闻名于世。

欧洲的城市规划注重历史保护和文化传承,许多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遗产。

因此,欧洲的城市规划强调保护历史建筑和古迹的完整性,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

欧洲的城市规划还注重提供高品质的公共空间。

城市广场、公园和步行街等被广泛运用,为居民提供了休闲、交流和互动的场所。

这些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城市的绿肺,更是文化、社交和经济活动的重要场所。

此外,欧洲的城市规划积极倡导可持续交通系统的建设。

努力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鼓励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非机动交通工具。

欧洲的许多城市建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包括地铁、电车和自行车道,以减少对私家车的依赖,同时减少环境污染。

二、中国的城市规划中国的城市规划可以被描述为快速而具有前瞻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城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

因此,中国的城市规划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管理。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的城市规划旨在吸引外商投资、支持创新创业,并提高城市的竞争力。

大量的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被建设起来,以推动城市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人口管理是中国城市规划的另一个重点。

中国的城市人口庞大,但资源相对有限。

因此,城市规划要求合理控制人口增长,调整城市布局,提供更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

同时,中国的城市规划也关注解决城市贫困问题,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三、欧洲和中国城市规划的比较欧洲和中国在城市规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但也有着一些共同点。

首先,欧洲和中国都重视保护自然环境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

虽然两者在文化和历史传承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意识到城市的可持续性和人居环境的重要性。

欧盟空间展望(ESDP)规划初探

欧盟空间展望(ESDP)规划初探

欧盟空间展望(ESDP)规划初探
梁天戈;李震岳
【期刊名称】《建筑与环境》
【年(卷),期】2012(006)003
【摘要】欧盟空间展望(ESDP)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空间规划,其新的空间规划理念、跨国规划实践、新的规划方法与制度等,在世界空间规划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
文通过对欧盟空间规划的各项内容进行解析,总结出欧盟空间规划的核心要求及其
政策保障制度,充分阐述了欧洲区域规划发展的多样性特征及政策协调在区域规划
中所起的作用.
【总页数】3页(P18-20)
【作者】梁天戈;李震岳
【作者单位】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海洋空间规划研究综述与展望✲ [J], 狄乾斌; 韩旭
2.中国生态空间类规划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 [J], 吴岩; 王忠杰; 杨玲; 吴雯
3.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生态空间规划方法初探
——以上海市金山区生态空间规划为例 [J], 庄佳微
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生态空间规划思想内核与技术框架初探 [J], 陈志端;陈鸿;郭晶鹏;吴若昊
5.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豫北黄河滩区乡村空间规划方法初探
——以新乡市原阳县太平镇梁寨、土寨、新吴庄村规划为例 [J], 王文俊;汤士东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世界主要国家国土空间开发模式及启示

世界主要国家国土空间开发模式及启示
法国 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因此, 法国的国土空间规划一直将城市空间发展规 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通过调整城镇空间结构, 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包括: ①控制 巴黎等大城市的膨胀发展, 兴建卫星城或新城。在 1965 年制定的《大巴黎地区整治与城市规 划总体指导方案》中, 首次提出在巴黎周围城郊建立 5 座卫星城和 9 个副中心, 从而使市中 心向外伸至 35 公里[9]( 图 4) 。此外, 在里尔、里昂、马赛和卢旺等中心城市周围也分别建立卫 星城, 形成城市圈。②建立与巴黎相对应的“平衡大城市”。加速发展地区中心城市, 建立与巴 黎抗衡的大城市, 即“平衡大城市”, 调整全国城市空间结构, 改变旧有城市体系。1966 年政 府决定建立的 8 座“平衡大城市”, 即里昂、马赛、里尔、南锡、梅兹、南特、图卢兹和波尔多。他 们发挥了地区中心城市和地区首府的作用。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 一方面减轻了巴黎的发展 压力, 使巴黎不再是吸引人口和经济活动流向的唯一地区, 尤其自 70 年代起, 巴黎人口的增 长受到明显的遏制; 另一方面促进了人口和经济活动向地区中心城市的流动, 使这些城市逐 步成为地区经济中心, 发挥了地区首府的作用, 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
为了更好地实施国土整治规划, 1955 年国家在将原行政区划的 96 个省按照自然条件 和经济发展水平相接近的原则集中形成 22 个规划行动区。每个区包括 2- 5 个省。1982 年为 管理方便, 将这 22 个行动区转换成国家一级行政管理单位, 即大区, 也就是 1982 年元月颁 布的法律中所确定的未来发展地区。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行政单位, 拥有大量的权限, 特别 是在国土整治方面, 许多国土整治的项目都是在大区进行设计和实施[8]。1967 年为了协调国 土整治与地区行动署( DATAR) 和总体规划人员的关系, 将全国划分成 8 个国土整治研究区 域( ZEAT) 。这种大的划分在目前的国土规划中仍然有用。在欧盟空间规划中, ZEAT 对应的 是一级空间规划单元( NUTS1) 。 2.3.2 以城市为核心, 建设卫星城和地区“平衡大城市”

ESDP欧洲空间发展规划介绍

ESDP欧洲空间发展规划介绍

创新和知识扩散

各地平等获取信息对欧盟亦非常重要,特别是对 于交通可达性较差的地区,保证信息畅通对于这 些地区跟上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步伐非常有益。 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服务业的区位选择需要 创新体系、技术转移和劳动力培训机构,建议将 促进创新、职业教育和再培训、研究与技术发展 等与知识相关的政策广泛融入空间发展政策中, 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发展策略中。确保各地具备获 取知识的相关基础设施,将现代中小企业的社会 经济潜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制定刺激供求 的措施。通过区域机构促进企业间网络的发展和 创新的扩散,在落后地区建立创新中心。
围绕核心目标,体现“两个协调”

围绕“实现欧盟地区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目标,ESDP自始至终都体现了“两个协调”的 思想,很好地处理了发展、平衡和保护三者之间 的关系。既协调整个欧盟区域的空间平衡,又通 过均衡的空间结构协调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 的矛盾,将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协调、生态环境 整治、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均协调在一个统一的规 划框架内。
统筹空间发展与设施建设,持久有效地使用 基础设施

空间政策会影响人口和劳动力分布,进而影响交 通需求和交通方式的选择。公路和航空交通中日 益增加的人流、物流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单纯 新建、扩建基础设施不是最佳解决方案,应协调 空间发展政策、土地利用规划、交通和电信规划, 改善中小城镇的公共交通服务,有效使用现有基 础设施,避免低效率投资和重复建设。建设对环 境友好的交通系统,通过征收道路通行税、外部 交通费用内化等途径,减少交通压力过大的负面 影响。
ESDP的实施

一方面,ESDP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并不要 求各成员国一定实施;另一方面,ESDP又 是一个指导性的方针,希望在各项政策的 实施过程中得以体现。因此,ESDP实施的 核心是合作,对跨国、国家、地方三个层 面采取不同的实施措施,鼓励三个层面之 间进行合作,也重视各层面内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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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A standardized procedure for 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 European habitats and provision of spatial dataR.G.H.BunceÆM.J.MetzgerÆR.H.G.JongmanÆJ.BrandtÆG.de BlustÆR.Elena-RosselloÆG.B.GroomÆL.HaladaÆG.HoferÆD.C.HowardÆP.Kova´rˇÆC.A.Mu¨cherÆE.Padoa-SchioppaÆD.PaelinxÆA.PaloÆM.Perez-SobaÆI.L.RamosÆP.RocheÆH.Ska˚nesÆT.WrbkaReceived:9November2006/Accepted:14October2007/Published online:9November2007Ó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2007Abstract Both science and policy require a practical,transmissible,and reproducible procedure for 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 of European habitats,which can produce statistics integrated at the landscape level.Over the last30years,landscape ecology has developed rapidly,and many studies nowR.G.H.Bunce(&)ÁR.H.G.JongmanÁC.A.Mu¨cherÁM.Perez-SobaAlterra Wageningen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Centre, P.O.Box47,Wageningen6700AA,The Netherlandse-mail:bob.bunce@wur.nlM.J.MetzgerEnvironmental Systems Analysis group,Wageningen University,Wageningen,The NetherlandsPresent Address:M.J.Metzger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CECS),School of Geo-Sciences,University of Edinburgh,Crew Building,Edinburgh EH93JN,UK J.BrandtÁD.Paelinx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Social and Spatial Change, Roskilde University,P.O.Box260,Roskilde4000, DenmarkG.de Blust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ure and Forest,Kliniekstraat25, Brussels1070,BelgiumR.Elena-RosselloDepartment of Forestry,Polytechnic Universityof Madrid,Madrid28040,SpainG.B.GroomDepartment of Wildlife Ecology and Biodiversity,NERI, Kalø,Grenaavej14,Roende8410,Denmark L.HaladaInstitute of Landscape Ecology,Slovak Academyof Sciences,Akademicka2,Nitra94901,Slovak RepublicG.HoferART Agroscope Reckenholz-Ta¨nikon,Swiss Federal Research Station,Zu¨rich8046, SwitzerlandD.C.HowardCentre for Ecology and Hydrology,Library Avenue, Bailrigg,Lancaster LA14AP,UKP.Kova´rˇFaculty of Science,Charles University,Benatska2,Prague12801,Czech RepublicE.Padoa-SchioppaDepartment of Landscap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ilano-Bicocca,Piazza della Scienza1, Milan20126,ItalyA.PaloInstitute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Tartu,46Vanemuise Street,Tartu51014,EstoniaI.L.RamosCESUR,Avenida Rovisco Pais,Lisbon1049-001, PortugalLandscape Ecol(2008)23:11–25 DOI10.1007/s10980-007-9173-8require spatial data on habitats.Without rigorous rules,changes from baseline records cannot be separated reliably from background noise.A proce-dure is described that satisfies these requirements and can provide consistent data for Europe,to support a range of policy initiatives and scientific projects.The methodology is based on classical plant life forms, used in biogeography sinc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on their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with the primary environmental gradient.Further categories can there-fore be identified for other continents to assist large scale comparisons and modelling.The model has been validated statistically and the recording proce-dure tested in thefield throughout Europe.A total of 130General Habitat Categories(GHCs)is defined. These are enhanced by recording environmental,site and management qualifiers to enableflexible data-base interrogation.The same categories are applied to areal,linear and point features to assist recording and subsequent interpretation at the landscape level.The distribution and change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parameters,such as connectivity and fragmentation, can then be derived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terpreted. Keywords Field recordingÁStratified samplingÁBiodiversityÁMonitoringÁSurveillanceÁRaunkiaer plant life formsÁGeneral habitat categoriesIntroductionWhen recording habitats and biodiversity at the landscape level,the difficulty has always been in reconciling the observed complexity of points,lines and patches with recognisable categories that can be consistently and repeatedly recorded in thefield and then converted into national and regional estimates.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link the detailed records to a strategic framework,as described by Sheail and Bunce(2003).Monitoring and surveillance also have to be integrated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with other data sources.The primary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describe a system that can lead to the production of a statistical profile of interdependent systems that make up European landscapes,and subsequently to enable the assessment of changes resulting from landscape ecological processes,such as fragmentation.The approach will enable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resources of the continent to be determined and, because it is based on plant life forms which are applicable throughout the world,further categories could therefore be developed for other continents.In thefinal plenary session at the2007IALE World Congress(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nd-scape Ecology),the assessment of change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elements at the strategic level was identified a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future research.Many regional studies and some national inventories are provided in Bunce et al.(2007),but none at a continental scale.Surprisingly,within the Congress,the Symposium on Monitoring did not identify any new methodologies,probably because of regular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IALE community.Policy makers and land managers increasingly demand hardfigures that detail the state of biodiver-sity and habitats,as well as the definition of historical trends.Arguments ov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n in driv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make the demand for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ever greater (Reid2005).Such statistics are not only important for local and national policies,but may also be used to evaluat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commitments (e.g.,the Goteborg Commitment by the European Union(EU)to halt biodiversity loss by2010). However,there is a lack of consistent data to meet these requirements,especially at the supra-national level.Currently,reporting is based on national programs,without accepted protocols.As a result there are no consistentfigures on habitats for Europe, because the available maps are derived from satellite imagery and are not at a sufficiently detailed level.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 are also many products at a strategic scale derived from satellite imagery,but usually with no link to in situ data.P.RocheUniversity Paul Cezanne,IMEP UMR6116CNRS, Europole de l’Arbois,B.P.80,13545Aix-en-Provence cedex4,Marseille,FranceH.Ska˚nesDepartment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Quaternary Geology,Stockholm University,Stockholm10691, SwedenT.WrbkaInstitute of Conservation Biology,Vegetation Ecology and Landscape Ecology,University of Vienna, Althanstrasse14,Vienna1090,AustriaRegional landscape ecological studies are more common;e.g.,Jones et al.(2001)provide a broad view of the relevance of assessing landscape ecolog-ical changes and give an example at the regional scale in the United Sates.They point out that,whilst there had been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methods for broad scale assessment,a critical limitation was thatfield based methods had proved to be inconsis-tent.However,new data on land cover change are now available;e.g.,the North American Landscape Characterisation program(NALC)contains an archive of Landsat Multispectral Scanner(MSS) images.Vogelman et al.(2001)also describe a comparable program.Taken together these two programs permit relativelyfine scale assessments of landscape change across large areas,but they are not integrated with habitat records.Also,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 /emap)is developing tools for monitoring,but there is no national coverage of habitats. In Australia,in various papers,Austin has explored a range of different sampling techniques and scales;e.g., Austin and Myers(1995);but has never applied them in a strategic,integrated project;although some of the conclusions were incorpor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esent procedure.Some Australian habitats have national coverage; e.g.,coastlines in the Coastal Water Mapping project(CWHM);but otherwise only regional specialist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e.g., New(2000).A commentary on the situation in Aus-tralia,as reported in(.au/ soe/2006/publications/commentararie),stated that currently there was im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state and trends in biodiversity at any scale.Relevantfigures were therefore derived from fragmented sources and expert opinion,as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similar assessments in Europe.Fundamental landscape ecological concepts,such as connectivity,isolation and dispersal,also require basic data on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habitats in landscapes.Changes in patterns can then be deter-mined and the processes of change defined and interpreted.For example,Petit et al.(2004)used spatial data from habitats recorded in the UK Countryside Survey(Haines-Young et al.2000)to assess changes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parameters, such as the adjacency of woodland elements.The definition of the landscap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particular area,or sample unit,also needs information about the habitats present, e.g.,in landscape fragments,as well as associated species. Such information can enable the landscape ecology of an entire region to be understood,e.g.,the long term studies of Bocage landscapes of Brittany (France)by Baudry(e.g.,Baudry et al.2000). Specific landscape ecological elements such as linear and point features may also be described(Hermy and De Blust1997).Alternatively,data may be recorded from a series of samples and then used to build up landscape ecological descriptions based on statisti-cally derived landscape units(Bunce et al. 1993).Whatever the objectives of a specific study might be,standardized categories would enable the results to be transferable.International modelling exercises would similarly benefit from common cat-egories and protocols.Althoughfield recording has been central to ecology and landscape ecology since their inception,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sistent recording procedures for monitoring habitats within landscape elements.Fur-thermore,the majority of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 on vegetation(e.g.,Braun-Blanquet1932)is not designed for long-term monitoring,although the individual records can be repeated,if the sites are re-locatable(e.g.,Grabherr et al.1994).Kirby et al. (2003)showed that consistent recording is essential for long-term monitoring of woodland vegetation. The data on point features collected thirty years before(using the standardized procedure of Bunce and Shaw1973)was sufficiently accurate to detect changes in habitats,such as forest glades.However, studies of vegetation change are rarely integrated at the landscape level,although Sheail and Bunce (2003)describe how the principles of standardized recording and statistical sampling of vegetation were extended to the landscape level.Landscape ecologists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results to spatial planning but have had limited imp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conservation policies,as described by Bunce and Jongman(2007).Many conservation agencies neither appreciate the need to sample landscape complexity nor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component elements.Con-servation managers are also not familiar with standardized methods of recording and sampling,or the statistical procedures,and are inevitably usuallyconcerned only with local issues.The present meth-odology was designed to provide categories that are at a level of detail for consistent recording of habitats, which can be linked to other measures of biodiver-sity.However,it is recognized that a major program of work would be needed to carry out integration with existing mon standards could also provide the basis for stimulating scientific enquiry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dscape ecological units in entire landscapes.Whils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system concept was originally mainly based on vegetation,it is now widely recognized that habitats should be defined independently.This is partly because,in terms of significance for animal populations,vegetation struc-ture is often more important than vegetation classes(cf Fox et al.2003),but also because some widely recognized habitats are not directly linked to tradi-tional vegetation associations(Rodwell et al.2002). In the1980s,habitat mapping progressively became a separate exercise from vegetation recording,because strategic conservation surveys could be carried out more rapidly and cost-efficiently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vegetation experts.For example,Agger and Brandt(1988)monitored changes in small landscape patches(biotopes)on intensively farmed land,without using plant communities.In an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side Survey in Great Britain(GB)Firbank et al.(2003)indicate that, although the project in1978initially concentrated on vegetation,by2000the reporting of status and change was integrated with habitats in landscape units, because these are more convenient for reporting and more readily understandable by policy makers.Nev-ertheless,whilst detailed vegetation records are not required for monitoring habitat extent,such data are essential in determining habitat quality and condition;i.e.,conservation status(Haines-Young et al.2000). Over the same period landscape ecologists were developing techniques for analysing changes in patterns,often utilizing detailed habitat maps but using different systems of classification and scale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objectives and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For example,Bunce et al.(1993)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omposition of linear features and the surrounding land in GB and showed that in lowland landscapes the majority of biodiversity was restricted to such elements,whereas in the uplands it was dispersed more widely.The initial objective of the BioHab project was to develop a framework for 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 of European habitats,using existing classifications. However,it did not prove possible to develop adequatefield rules for these classifications that were sufficiently consistent for recording change.Accord-ingly,the project team combined basic scientific knowledge from the literature,practical knowledge from previousfield experience,and trial surveys across Europe to develop General Habitat Categories (GHCs)based on plant life forms.The present paperfirstly summarizes the concep-tual principles behind European habitat monitoring and the creation of consistent habitat categories. Secondly,the recording procedure is described, explaining the rules needed forfield survey.Finally,field testing,and policy relevance are discussed. Conceptual principles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It isfirst useful to summarize several conceptual principles relevant for the present study,starting with the definitions adopted of two frequently used terms, surveillance and monitoring,because they are often used elsewhere in different ways.Surveillance is the act of surveying,i.e.the recording of features at a specific location in one time frame,i.e.,taking stock. In contrast,monitoring involves repeated observation on a time-line such that change can be detected,i.e., assessing both stock and change.For small areas(e.g.,some nature reserves)it may be possible to survey the entire site,but in most cases the assessment of biodiversity or habitats must be based on samples.One of the main factors in decid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samples is that habitats often occur in patches of different sizes in contrasting landscapes.Sampling procedures must not be com-promised by spatial heterogeneity or complexity.As sampling effort(i.e.,the time taken to record information)is usuallyfixed,a choice has to be made between recording many small sample units or a smaller number of larger units.As discussed by Bunce et al.(1996)it costs more per unit area to sample many small units,although they may give statistically more precise estimates(Gallego2002). On the other hand,Brandt et al.(2002)argue thatlarger sample units provide a more systematic inclusion of variations due to management.As there is no optimal sample unit size for all the habitats and landscapes at a continental scale;due to variation at landscape,patch and management scales;a1km square is a workable compromise,matching ease of survey,data content,and obtaining an adequate number of sample units for estimates of statistical probability.For some complex landscapes; e.g., Northern Ireland;sampling units of0.25km square may be more appropriate(Cooper and McCann2002) and for aerial photographs larger units may be needed (Olschofsky et al.2006).Using a standard size enables the direct comparisons to be made of relative heterogeneity.The1km square unit also enables internal spatial modelling of habitat patches and is suitable for scenario testing(Bunce et al.1993).The methodolog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statistical inference requires samples(e.g.,1km squares)to be drawn randomly from a defined population(e.g.,Europe).Samples can be drawn from strata derived from the partitioning of the land surface by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limatic and topo-graphic data from1km squares.The samples can then be analyzed to generate statistical estimates of the extent of required parameters for the region concerned.Bunce et al.(1996)described32classes for GB and Metzger et al.(2005)84strata for Europe.The former have been used for estimating habitat areas in the Countryside Survey of GB and the latter are appropriate for Europe(Jongman et al. 2006).The majority offield habitat mapping projects involve surveillance and are not intended to monitor change.Monitoring requires more stringent proce-dures to ensure that differences recorded represent real change and not distortions due to differences between observers or recording technique,as described by Brandt et al.(2002).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details of the design of the monitoring procedure is given by Bunce et al.(2005)Across Europe,there is much experience in applying such methodology in the detection of change;e.g.,GB(Haines-Young et al.2000),North-ern Ireland(Cooper and McCann2002),Denmark (Agger and Brandt1988),and in interpreting changes from aerial photographs,e.g.,Sweden(Ska˚nes1996). Strict rules have been developed for updating the initial information,including procedures for correcting errors in the baseline data.Investigators are therefore able to use the results to detect and evaluate alterations in a landscape context, e.g., changes in patterns of linear features or whether new forestry is planted on semi-natural vegetation or on arable land(Petit et al.2001).Consistent habitat definitionMonitoring European habitats requires definitions that can be applied consistently in thefield across Europe(Brandt et al.2002).Habitats are defined as:‘‘An element of the land surface that can be consistently defined spatially in thefield in order to define the princip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organisms live’’(Bunce et al.2005).This definition includes water bodies and extends to the Mean High Water (MHW)at the coast.It therefore excludes marine systems.Existing European habitat classifications have been based on species,geographical location, vegetation classes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e.g., the EUNIS system,Davies and Moss2002).Whilst these classification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produce general descriptions of the occurrence of classes in protected areas,they are not appropriate for monitoring,because definitions of many of the terms used;e.g.,montane and sub-Mediterranean;are not provided.The present recording procedure therefore adopted plant life forms,as described by Raunkiaer(1934)as the basis of the habitat categories.It is widely recognized(e.g.,Woodward and Rochefort1991) that,at a continental level,biomes need to be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physiognomy and life forms of the dominant species,because individual species are too limited to encompass widely dispersed geographical locations.Ecological behaviour of species can also vary within their distribution and vicarious species further preclude the use of individual species.A given species may also show plasticity,because of environmental and local factors such as grazing,so the overall height of the whole unit is used a measure of its status at a given time.Further advantages of using life forms are that they provide direct links between in situ data and dynamic global vegetation models(e.g.,Sitch et al.2003),but also with the patterns present on satellite images because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vegetation structure.Plant life forms(Raunkiaer1934)are defined on the basis of the location of buds in the adverse season and separate grassland,shrub and forest species which can be used to develop rules for habitats that can be applied consistently in thefield.Within the shrub and forest categories a further breakdown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way the leaves of the plants are retained in the adverse growth season.Raunkiaer demonstrated that the life form spectra in different region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main environmental gradient from the equator to the arctic:they are therefore widely used in global change modeling as indicators for projecting vegetation change(e.g., Sitch et al.2003).Variousfloras were consulted,e.g.,Clapham et al. (1952),to determine at what level to treat life forms,as somefloras(e.g.,Oberdorfer et al.1990)give many categories.However,as Raunkiaer(1934)originally emphasized,a more detailed breakdown of life forms loses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environment.It was therefore decided to use16life forms(e.g., Herbaceous and Annual),andfive leaf retention divisions of shrubs and trees(e.g.,Summer Decidu-ous)derived from the original enumeration of Raunkiaer of seven leaf size categories,as shown in Table1.The plant height ranges were taken from appropriate literature(e.g.,Quetzal and Barbero 1982).The main problem however was with Grami-neae,Cyperaceae and Juncaceae,where many species have rhizomes,which are primarily for vegetative reproduction rather than for over-wintering.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betweenfloras in the attribution of life forms to species,as well as difficulties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actual position of the rhizomes in the field.It was therefore decided to group these three taxa together as‘Caespitose Hemi-cryptophytes’.Further details and examples of the species in the16life forms are given in Bunce et al.(2005).Land associated with built structures and infrastruc-ture(termed‘Urban’in a broad sense)and agricultural cropland(termed‘Crops’)cannot be defined solely in terms of life forms.However,for policy and practical reasons it is essential that such land is identified. Hence,‘Urban’and Crops’have been separated as ‘super categories’at thefirst level of the hierarchy,as shown in Fig.1,with the rules to identify them being provided by Bunce et al.(2005).However,within the ‘Crop’and‘Urban’categories,subsequent divisions are then based on life forms at the second level of Fig.1.In addition,the‘Sparsely Vegetated’super category is separated to cover land with vegetation cover below30%;e.g.,glacial moraines.A major problem of using theoretical habitat classifications for monitoring is the proliferation of classes;e.g.,Morillo Fernandez(2003)distinguished almost1,000classes and in EUNIS there are350 classes at level three.Within the BioHab,as shown in Fig.1,all possible feasible combinations of grouped pairs of life forms are included,to ensure complete coverage of Europe.The number is restricted by rules using percentages and prioritisation to exclude com-binations which would include more than two life forms.For‘Trees and Shrubs’leaf retention divisions are also included,but not all of these are present in all height categories;e.g.,there are no native Summer Deciduous trees overfive metres in height in Europe. This procedure is arbitrary,but reproducible,and has restricted the number of GHCs to130in the Pan-European region,excluding Turkey.Other life forms, e.g.,tall succulents,would have to be included for other continents.This restricted list acts as a 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 and enables decisions at the highest level to be made in thefield,or to be derived from extant data (e.g.,vegetation releve´es).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see below)is recorded in subsequent colum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ange at the landscape level.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GHC is based upon a series offive dichotomous divisions as shown in Fig.1.These determine the set of life forms tha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appropriate GHC.Thefirst decision concerns whether the element is‘Urban’,the second whether it is a‘Crop’,the third whether it is ‘Sparsely Vegetated’,the fourth whether it is‘Trees or Shrubs’,and thefifth whether it is‘Wetland’(Fig.1).As discussed below,rules have then been added for further divisions in all super categories and habitat categories,including percentage criteria. Additional qualifiersAdditional qualifiers are essential for further descrip-tion of the GHC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Lists of global(e.g.,per-centage cover),environmental(e.g.,soil moisture), site(e.g.,moraine)and management(e.g.,cattle grazing)qualifiers have been constructed.These qualifiers are recorde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GHC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variation between elements that may have the same GHC,as shown in Fig.2,but different associated characteristics.A matrix of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as con-structed for ease of recording,as described by Bunce et al.(2005),with moisture classes on the horizontal axis and soil factors on the vertical axis. Moisture classes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 across the range of European habitats were adapted from Pyatt (1999).The soil factors are based on indicator values originally developed by Ellenberg et al. (1992)for Central Europe,but these are not available for all regions,so local experience on the ecological amplitude of indicator species may be needed.The overall balance of species should be used,not individual indicator plants.For example, in the Pannonian region the presence of some individuals of Melica ciliata is insufficient to assign the term‘xeric’to the element.A provisional list of site qualifiers has been con-structed(Bunce et al.2005)and includes factors such as coastal attributes and rock types.Management qualifiers are grouped in convenient sections,e.g.,‘Forestry’and ‘Recreation’,and are designed to give information on potential causes of change.This list will need further refinement and validation in a Pan-Europeanfield survey.Whilst the management qualifiers are more difficult to record consistently,Kirby et al.(2005) showed that if sufficiently well defined habitat categories are provided,then change can be reliably determined. The recording procedureThe following section discusses the principal aspects of the recording process including practical mapping procedures.Standard data sheets and provisional lists of qualifiers are given in Bunce et al.(2005).Table1Life forms adopted for recording General Habitat Categories(GHCs),based on life forms as defined by Raunkiaer(1934) Herbaceous HER1.Submerged hydrophytes SHY Plants that grow beneath the water.This category includes marine species andfloating species which over-winter below the surface.2.Emergent hydrophytes EHY Plants that grow in aquatic conditions with the main plant above water.3.Helophytes HEL Plants that plants that grow in waterlogged conditions.4.Leafy hemi-cryptophytes LHE Broad leaved herbaceous species,sometimes termed forbs.5.Caespitose hemi-cryptophytes CHE Perennial monocotyledonous grasses and sedges.6.Therophytes THE Annual plants that survive the unfavorable season as seeds.7.Succulent chamaephytes SUC Plants with succulent leaves.8.Geophytes GEO Plants with buds below the soil surface.9.Cryptogams CRY Non-saxicolous bryophytes and lichens,including aquatic bryophytes,10.Herbaceous chamaephytes HCH Plants with non-succulent leaves and non-shrubby form.Shrubs and trees TRS11.Dwarf chamaephytes DCH Dwarf shrubs:below0.05m12.Shrubby chamaephytes SCH Under shrubs:0.05–0.3m13.Low phanerophytes LPH Low shrubs buds:0.30–0.6m.14.Mid phanerophytes MPH Mid shrubs buds:0.6–2.0m15.Tall phanerophytes TPH Tall shrubs buds:2.0–5.0m16.Forest phanerophytes FPH Trees:over5.0mLeaf retention divisions(to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TRS)Winter deciduous DECEvergreen EVRConiferous CONNon-leafy evergreen NLESummer deciduous and/or spiny cushion SPIThe leaf retention divisions are derived from the leaf size categories proposed by Raunkiaer.The definition of the wetland categories is provided by Bunce et al.(2005).The three letter codes are used forfield recording(see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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