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远离法学

天才远离法学——中国法学人才素质问题探讨

发表时间：2009-11-20 14:58 阅读次数: 1805 所属分类：学术文集

天才远离法学

——中国法学人才素质问题探讨

何柏生

《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1期

[摘要]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法学领域很难招到一流人才，即天才。恢复招考三十多年来，众所周知的天才几乎没人进入法学领域。天才远离法学的原因是非常多的。重视天才，是因为从历史上看，许多天才的贡献是超一流的，起到了开拓者的作用，众多学科的鼻祖就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法学也可能招来天才，但这只可能是零星的点缀。法学界吸纳天才的事业任重道远，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收获,只能逐步实现。

[关键词]法学人才；天才；素质

一

朱苏力教授在自述中讲道，1977年高考，喜欢写诗的他在第一志愿中填报了北大中文系，但因考分低而没被中文系录取，发配到了法律系。[1]这说明一个现象：三十年前，文史哲专业在人才竞争中吸引力远胜法律专业。也就是说，法律专业招不到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人才瞧不起法律专业。其实，在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人才非但法律专业招不到，文史哲专业也招不到，因为优秀人才都念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箴言，跑到自然科学门内淘金去了。所以，文史哲专业招到的所谓优秀人才已经不是一流，而法律专业招到的人才也只能是三四流了。三十年前是如此，现在也变化不大。要说有变化的话，就是现在法律专业的录分线比文史哲专业的高一点，尽管如此，法律专业录取的学生就天赋来说依然是二流。不信，请看如下事例：

2004年，十三岁的鲍宇阳因在全国数学联赛中获湖北赛区一等奖，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录取。鲍宇阳只接受过8年正规教育，小学读了四年，初中读了一年，之后直接进入华中师大一附中理科实验班读高一。[2]比起常人来，鲍宇阳上大学的年龄够小的，但在神童的行列中，年龄已“偏大”。2005年，辽宁省盘锦市神童张炘炀10岁那年以505分的高考成绩被天津师范工程学院数学与

应用数学专业录取，成为当年全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三年后，大学三年级的张炘炀以总成绩334分考取北京工业大学硕士生，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硕士生。当然，张炘炀也不值得骄傲，因为早一年，有位只比他大一岁的名叫王大可的兰州孩子，考进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成为该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张炘炀虽然上研究生的年龄比王大可小一岁，可人家上的是北京大学呀！张炘炀小学读了两年，初中读了两年，高中只读了一个月；而王大可仅在学校读了一个月，干脆在家里自学。在父母亲的辅导下，大可6岁学完了小学数学，7岁学完了初中数学，8岁学完了高中数学。从9岁开始，用了四年时间，拿到了专科、本科文凭，然后考研，一举成功。

神童鲍宇阳、张炘炀、王大可无疑是天才，但这些天才却远离法学。据北大招生办人士吐露，每年都有四五个15岁以下的少年进北大，但却没人进法学院，全学的是理科。事实上，在中华大地上，从1977年恢复招考到现今，涌现的神童大学生不在少数，但这些神童几乎攻读的全是自然科学专业，社会科学领域内很难觅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比起自然科学各学科来，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门内天才稀少是不争的事实。

其实，再往前追溯，在20世纪上半叶乃至更前一段时间内，自然科学各学科并未囊括天才，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活跃着一大批天才，但遗憾的是，这些天才在选择专业时，同样远离法学。也就是说，在吸引天才的大战中，法学缺乏魅力，与文史哲这些传统学科相争，屡屡败北。

我们不妨细数一下当时公认的天才。

先看看怪杰辜鸿铭如何学外语。

凌叔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女作家，长期在海内外多所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教学。凌叔华是广东番禺人，父亲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官至直隶布政使。辜鸿铭是凌叔华父亲的朋友，常到凌家聊天吃饭。一天，辜鸿铭在凌家与一朋友打赌，说他能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朋友不信，辜鸿铭立马表演。凌叔华和他的堂兄盯着书，看辜鸿铭的表演。辜鸿铭果然摇头晃脑，拖着辫子，把上千行的《失乐园》一字不错地背出。[3]其实，了解辜鸿铭的人知道，背个《失乐园》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想当初，年少的辜鸿铭，随英人布朗夫妇去西方学习，其超绝的才华，把洋人着实震了一下。辜鸿铭学外语的诀窍是充分发挥背功的优势，学英语就背《莎士比亚全集》，学德语就背歌德的《浮士德》，学法语就背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就这样，在欧洲十一年，他精通了英、德、法、梵、拉丁、希腊等语言，而且，通过罕见的背功，学到了“原汁原味”的西方文化。由于辜鸿铭许多文章用外文发表在外国的刊物上，生前死后又没加热心的收集，显得辜鸿铭的著作很少。但辜鸿铭在国外的影响却很大。蔡元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而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辜鸿铭无疑是旷世天才，然而他在大学学的是文学和土木工程，以后也多从事文学、哲学写作和研究，远离法学。

再看看章疯子和黄疯子。黄疯子是章疯子的弟子。章疯子大名叫章太炎，黄疯子的大名叫黄侃。他们都是天才，都是国学大师。章疯子和黄疯子同住日本

一公寓楼上，但他们并不认识。章疯子住楼下，黄疯子住楼上。一天晚上，黄疯子内急，来不及上厕所，就从窗口来了个“飞流直下三千尺”。章疯子正夜读，嗅到一股臊味，便破口大骂。黄疯子不认错，对骂起来。都是英雄好汉，吵架也互报姓名。不报不知道，一报吓一跳。黄疯子遇到了国学大师，叩头便拜师。[4]两位疯子皆聪明绝伦。黄疯子一生背过不少书，诸如《昭明文选》、《说文解字》、《杜工部全集》、《李义山全集》。章疯子能背十三经。黄疯子在章疯子的教诲下，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国学大师。他们虽然身在日本，但却没像许多留日学生那样学法律。

能背十三经的还有陈寅恪。陈寅恪的天才还表现在他通晓十多种语言。当然，能背诵《史记》篇目中十之七八的梁启超，拥有“照相机式”记忆力的钱钟书，能背诵《红楼梦》的作家茅盾，等等，都称得上天才，但他们却对法律不感兴趣（当然在他们的文章中也有涉及，但远远谈不上对法律专业的爱好）。

在20世纪中国的法学家中，称得上天才的人也有。

王宠惠曾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精通英、德、日数种语言。1907年，王宠惠英译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在英国出版后很快获得好评，成为英美一些大学的教材。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其英文水平如此之高，没有几分语言天赋是难以达到的。

杨兆龙，曾获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通晓英、法、德、意、西、俄、捷、波八国语言，对大陆、英美两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诣。

但法学家中的这些天才根本无法与陈寅恪、钱钟书为代表的那一批一流天才相比。即就是精通外语，一个林语堂就盖过王宠惠，更不用说赵元任。林语堂曾留学美国、德国，用英语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畅销欧美；而文学作品对语言似乎要求更高。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他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之一，曾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美国东方学会主席。语言学虽是赵元任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在大学还兼授物理、逻辑、音乐、哲学等课程。著名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赵元任谱的曲。他不但精通中国许多方言，对外国方言的掌握也到了以假乱真的水平。二战后，他到德国柏林，操着柏林口音的德语与当地人闲聊。一位老人竟把它当作本地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行李员听着他的巴黎土语，把他当作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5]

相比而言，在西方，由于法学始终位居显学之列，吸引着不少天才。

国际法鼻祖格老秀斯是其中之一。格老秀斯自幼聪慧，人称“神童”。11岁进入莱顿大学学习，15岁在法国奥尔良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6岁随团出使法国，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誉为“荷兰的奇迹” 。格老秀斯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除法学外，还涉及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史学等领域。一位荷兰的法学家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