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双重性_基于华为_联想和海尔实践的理论探索_武亚军

摘要：从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匹配观点出发，以战略的产业组织、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理论为依据，本文探讨了中国转型发展时期的制度与产业的复杂动态特征及传统文化特质的战略影响，提出了本土新兴成长型企业需具备战略复杂—简练双重性的理论观点。

在此基础上，分析和归纳了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复杂性的5个基本维度和战略简练性的两类元规则及其作用，并以华为、联想和海尔案例加以论证和阐释，分析了其面临的战略挑战。

文章倡导迈向一个解释中国本土新兴成长型企业战略行为的整合框架，并对其管理认知基础和应用含义进行了探讨。

最后，论文对进一步的研究和本土化战略理论发展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转型发展战略复杂性战略简练性双重性本土新兴企业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

———毛泽东（1937）将矛盾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合作协调关系。

使各种矛盾关系结成利益共同体，变矛盾为动力。

———任正非（1998c ）一、导言近10年来，随着新兴经济在全球竞争中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中国本土企业的战略模式及绩效引起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的重视（Peng ，2001；Davies &Walters,2004；Tan &Tan ，2005；武亚军等，2005；曾鸣、威廉姆斯，2008）。

特别引人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行为与西方发达经济中的企业是否有所不同？如果是的话，它们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和文化因素有何关系？中国优秀的本土新兴企业能否应对来自世界级企业的战略挑战？正是朝着回答这些重要问题的目标，我们进行了这项研究，并在这篇文章中报告初步的研究结果。

在转型经济研究中，国际学者主要从资源基础观（Sinha ，2005）、制度基础理论（Peng &Health,1996；Khanna &Palepu ，1997；Peng ，2001，2003）、组织经济学（Peng ，2004）、战略领导（Tsui et al.，2004）、环境—组织共同演化（Tan &Tan ，2005）等视角对中国企业的战略问题进行研究，并呼吁把制度理论、组织经济学（特别是交易费用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加以综合（Hoskisson et al.，2000；Wright et al.，2005；Meyer &Peng ，2005）。

事实上，近期一些研究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例如，彭维刚（Peng ，2001）指出，中国转型经济中的财富创造型企业需要同时采取探索性竞争战略、非正式关系网络和边界模糊策略①，以应付市场竞争与制度空缺并存的转型环境特征；李明芳等人则利用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理论探讨了中国企业多元化战略及其绩效（Li &Wong ，2003）；Davies 和Walters 则综合利用资源依赖、动态战略匹配理论对中国转型环境、企业战略和业绩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并且推论转型环境中的中国企业战略与波特式竞争战略模式并不相同（Davies &Walters,2004）。

我们的研究则沿此方向更进一步，即试图把资源基础观、制度基础理论和动态战略观等理论视角有效综合起来，以分析中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双重性：基于华为、联想和海尔实践的理论探索□武亚军120--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行为及模式。

本文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竞争性行业中的本土新兴企业，即在改革开放后成立、在竞争性行业中经过了数十年快速增长、目前已经在国内市场具有竞争优势并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地位的本土企业，其典型代表是电子行业的联想、华为、海尔3家企业。

这3家企业在相对竞争性环境下进行了长期的较快增长并有效地提升了竞争能力（成立20年以上，连续10年以上年均30%以上的销售额增长率，并占有行业前三位的市场份额，是中国500强企业前50名中仅有的3家非国有控股企业），它们代表了中国本土企业战略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中国本土新兴企业战略研究的首选对象。

其基本情况见附录一。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下的企业战略集中在市场范围与竞争优势等少量核心维度就可以了，而中国转型发展经济中复杂和动态的制度环境、新兴企业的能力局限和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使得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战略必须考虑更多的挑战，它们需要应对一系列转型期特定的制度、产业和文化因素，如产权及治理的转变、发展型政府和制度/政策的不完备等，这使得本土企业的战略维度更为“复杂”。

同时，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的巨大动态性及传统文化因素要求本土企业战略具有“简练性”特征，它有助于企业在一些简单的战略规则的约束下进行快速适应和变革。

因此，在综合组织经济学、制度基础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动态战略观等多种理论视角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本文了提出一个本土企业成长的战略复杂—简练双重性的“五角型”综合框架（图1），用以反映本土新兴企业对制度转型期的复杂战略情境的应对及动态适应。

我们相信优秀的本土新兴企业不仅能发展独特的市场竞争能力以整合企业内部能力，它们也能很好地将转型期制度环境的应对和利用能力整合进来，并且，它们能很好地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提升并强化组织能力的建设；同时，它们能形成一些简单有效的战略规则，从而使企业融入一组用以明确方向但又不限制其发展的铁律框架内。

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这样的复杂—简练双重性战略型塑了本土新兴企业的国内市场竞争力，并且为其取得一定的国际竞争地位奠定了基础。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的产业、制度及文化特征对企业战略的影响；第三部分集中探讨了转型中战略复杂性的5个基本维度和内涵；第四部分讨论战略简练性的两类基本法则及其作用；第五部分是模型的引申，并提出了一个战略复杂—简练双重性的整合式框架；第六部分探讨了模型的应用；最后是结论和展望。

二、理论基础国际学者主要从组织经济学、资源基础理论和制度基础理论3个理论视角对转型/新兴经济中的企业战略进行研究，其中针对本土企业战略研究的主要问题可概括如表1。

本研究在在理论视角上，采取将制度基础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组织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本文所说的制度基础理论是指建立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国家文化视角上的方法，而不涉及社会学视角上的制度理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遵照North （1990）、Peng （2006）的观点，把正式的政治体系、法规称为制度，而把社会心理、认知等因素归为文化，并分别讨论转型中正式制度转变和深层文化因素对本土企业管理者和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

（一）转型期制度与产业环境的战略影响根据企业与环境关系的动态战略匹配观点（Za -jac et al.,2000），中国目前经历的巨大的经济转型和发展，要求中国企业必须扫描、检测和设计战略来应121--对一系列主要的制度环境特征及其变化（Peng，2003）。

这些特征包括：（1）向市场经济的持续转型②；（2）经济法律和规制的空缺或不完备；（3）各级政府部门在经济活动中仍旧发挥重要的作用（发展型政府）；（4）向世界的开放和加入WTO；（5）地理多样性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武亚军等，2005）。

从制度观点看，中国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的不完备和市场法律法规的缺失，将显著地影响企业战略行为，因为企业必须应对这些市场的低效率和制度空缺（Khanna&Palepu，1997）。

本土新兴企业在面对这些制度环境中的重要限制时，必须发展比市场竞争要求更多的能力，即不仅要发展新产品开发、营销和运营能力，还要发展非正式关系、特别是与政府官员的关系，采取所谓的“网络战略”（Peng&Health，1996；Peng，2003）或将一些外部市场功能内部化———如通过集团化创造内部资本市场、内部劳动力市场或内部产品市场（Li& Wong，2003）。

更重要的是，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继续在企业经营环境（如税收）和生产要素获取（如土地、资金/信贷等）方面施加关键影响。

政府官员会直接或间接地干预企业经营；政府的宏观控制进一步增加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而不同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目标并且相互交织，这些部门包括：中央政府、银行、地方政府、产业部门、不同的行政区（如开发区）和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经营需要辨别和平衡不同政府部门的资源、利益和影响。

因此，企业必须辨别不同政府部门的权力和影响，并且开发有效的方法来应对相应机构或部门，这构成了本土企业战略制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所谓“政治”策略（田志龙等，2003）。

与前面所辩识的制度环境局限及制度对策相结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转型期企业双重能力及动态优化命题：命题一：在向市场化转型环境下，中国的本土新兴企业一方面必须有效地建立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建立起应对外部制度环境不完备的制度管理能力———采取网络战略（包括与政府官员建立非正式关系）、建立内部市场或平衡不同的政府部门的影响等，并且，要使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制度管理能力与制度的转型保持动态匹配。

从产业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一系列特定的产业与竞争环境特征也将对新兴企业战略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因素包括：（1）庞大人口和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众多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2）新兴技术如IT 技术带来的新产品市场的涌现；（3）开放性行业内的广泛竞争。

事实上，除了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产业国有（控股）公司仍具备十分强大的市场地位以外，很多分散性行业的快速增长，给本土中小企业很多发展机会。

IT等新技术的产生对于中国的高技术企业来说，意味着很多新的创业机会或技术的跳跃式发展。

一个典型产业就是信息技术和通讯产品，很多中国企业抓住这个重要的产品市场发展新的消费产品，包括手机、USB设备、计算机硬件、软件和新信息设备。

然而，另一方面，加入WTO和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也使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它们不仅带来资本、技术和获取市场份额的野心，也带来新的竞争方式和管理体系。

因此，本土企业面临着复杂的竞争者集合，它们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竞争机制。

这引发越来越多的竞争，迫使中国本土新兴企业提高把握市场机会和提升竞争力的能力。

在这样复杂和变化的环境中，本土新兴企业要取得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审慎把握成长机会，反映在经营领域的选择上，即企业既需要关注外部市场带来的机会，也需要关注自己的内部竞争能力（Barney，1991），并且，要随着环境竞争的加剧而更重视内部竞争能力对机会利用的影响。

与发达经济有所区别，中国近20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和遭遇信息化浪潮使得中国新兴企业在面临的机遇、威胁和自身能力方面的变化速度都远快于西方发达经济，因此对企业经营领域的动态调整能力产生了更高的要求。

于是，我们有如下的转型期企业经营领域选择的双重视角及动态优化命题：命题二：中国转型发展环境下，本土新兴企业要保持持续增长必须合理选择经营领域，即既需要重视外部市场机会的吸引力，也要重视企业资源和竞争能力及其潜力，并且，要根据市场吸引力与竞争能力保持动态匹配的原则，在发展中不断优化经营领域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