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商法的形成及背景分析-演讲致辞模板

中世纪商法的形成及背景分析摘要：中世纪商法的形成，为近现代西方商法的发展奠定实践的基石，并影响着其发展的轨迹。

然对促进其形成的因素，历来学者会以不同的出发点予以述及。

在述引伯尔曼的评析因素后，分别从战争的影响、文化的原有积淀、强势文明的威慑力及标榜力、文明征服中的交叠性渗透及潜在的影响、规则体系的非封闭性特征等几方面分析商法在中世纪形成的综合背景。

关键词：中世纪商法因素文明背景文献标识码：A西方商法体系的形成及其对现今社会的影响交易与商务往来之结果，遂启交易行为与商业关系发达之端，此种交易行为及商业关系与普遍日常生活之往来与关系，固不相同，其（与--摘补）乡村生活及农业生活上之往来与关系，尤复有异。

规律商人及其行为与关系之规则，即以之包括于普通法律或一般共同法律之中，固无不可，但此种规则在不少方面，仍与规律非商人之法律行为与关系之规则，究不尽同；商法终归构成普通法中之一特别部门，即退一步言，至少与普通法可以分别，而成为一种特别法。

()从孟罗·斯密所言对商法的特别性渐有明晰，再从伯尔曼的论述中对商法自身的专门特征会有明确理解。

商法支配着在特定地方（集市、市场和海港）的特定的一群人（商人）；它也支配城市和城镇中的各种商业关系。

虽然它与城市发和教会法的特别紧密，但它有别于教会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王室法。

商法与当时其他主要的法律体系一样，也具有客观、普遍、互惠、参与裁判制、整体以及发展的特性。

这六个特性不仅说明它与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紧密相连，而且还为它自身的专门特征提供了一个索引。

（）在理解商法的特别性和其自身的专门特征的基础上，对于商法的形成的分析就要来的相对较好陈述些。

至商法所以逐渐有成为一特别体系之趋势者，尚有一特别理由。

缘乎商务之为物，对于各地法律之歧义及因此所产生之法律抵触，向来即不能相容，良以商业之活动非局部的活动，不受地方或区域之限制，而系不分畛域，超越国际界限之活动。

因此，商业永远在努力于普遍规则之安全，海上商业，尤其如此，无时不以更大之努力，以求实现此目的。

其理想之目标，乃一种全世界普遍通行之法律，而由各国特别商事法院以执行之。

()人们可以想象，11世纪晚期、12世纪和13世纪欧洲各大学中博学的罗马法学家是能够从罗马法的文献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商法体系的，就像他们从那些文献中创立出一种新的市民法体系一样。

人们也可以想象，在那些大学中的教会法学家以及他们在教皇法庭和主教法庭中的同行们也可以完成同样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各种教会社团已经大量从事商业活动这一事实，就更是如此。

然而，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他们组织国际集市和国际市场，组建商事法院，并在雨后春笋般出现于整个西欧的新的城市社区中建立商业事务所。

（）两位学者的阐述使得商法形成的初因及其最初的主要创立力量明晰地呈现出来。

关于商人发展的商法的汇集和传播则是伴随着西欧当时的贸易发展和延伸渐次波及整个区域。

此间商法的实践者（商人）、研究商法的学者、商事法院的裁判者、自治城市的政治共同体等的作用是需给予足够重视。

正是由于他们的实践、研究、适用、颁行等活动使得商法的传播和汇集成为一必然趋势，并最终走向统一。

商法在中世纪形成时期基本上是沿着两条线并行的，尽管有时（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不同步。

这两条线就是海商法和支配陆地贸易的法律体系。

尽管后来随着商法的统一，两者渐渐有所融合，但仍然能从法典中隐现曾经的分离。

《阿马尔菲表》、《维斯比法》、《奥莱龙法》、《海事法典》（）在中世纪不同时期的编撰、颁行，及在相关区域所表现出的权威力量是商法形成过程中的汇集、传播、统一或者说划一的有效验证。

由于商法的实践、发展及开放等特性使得商法对后来西欧的贸易的调整力是日渐加强，乃至影响到现在的全球性贸易活动。

中世纪后期商法统一化的历程是明显的，但从法典的一统性角度来说商法的统一是在商事活动的使用层面上，并未达到法典的一统，而是在不同的法典中存在相同的规则。

随着西方近代化的进程的轰轰轮响及民族国家的勃然兴起，商法的这一特点在西方各国的体现尤为明显。

在各自继承原有的商法的基础上形成了主要的两大体系：大陆法系商法（法国体系、德国体系、日本商法）、英美法系商法（英国商法、美国商法）。

当然由于一些国家采取了民商一体就不做归纳了。

大陆法系商法法国体系，以《法国商法典》为代表的体系。

是在路易十四时期制定的《商事敕令》和《海事敕令》的基础上，经过富有创造性的编纂整理而成的。

其特征：第一，它是近现代商法的始祖。

是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商法典。

第二，他开创了民商分离的立法先例。

并因此而将私法的立法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第三，改商人法为商事行为法。

即，围绕商事关系的确定，采用单纯意义的客观主义标准。

属于这一商法法系的国家有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埃及、土耳其等。

以及受葡萄牙商法影响的中、南美洲诸国如阿根廷、乌拉圭、墨西哥及秘鲁等。

()、()德国体系，以《德国商法典》（1900年生效）为代表的体系。

其成为典范的特征：第一，该部法典的制定，曾经历过长时间的理论酝酿与立法实践探索，并因此而使其所采用的立法技术客观上甚为精到。

第二，该部法典以奉行新主观标准而为突出之见长，遂而有效地扼制住了在商事关系的确认方面既已出现的“政治泛化”倾向。

第三，新主观主义标准的采用，使德国的商法典既获得无与伦比之稳定性，又使其社会影响远大于法国商法典。

()世界各国，直接或间接以德国商法典为模式，而仿效编制或修订本国商法典，或制定商使法规的，主要有：瑞典、奥地利、挪威、丹麦等。

()日本商法，日本商法经历了旧商法与新商法的变迁。

尤以1899年的新商法典具有典范性。

其原因在于，该法典所具有特色及该法典得以产生的思想与文化基础变化。

()它在继承日本传统商事习惯的基础上，主要效仿1897年制定的德国商法典，同时还吸收了法国商法、英国商法的部分内容。

()英美法系商法商法则被认为是英美法中的精华。

属于这一商法体系的，除英国和美国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以及愿英属殖民地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地商法。

其中，英国和美国商法无疑是这一法系中最具有代表性地商法。

()英国商法，乃是普通法和衡平法中有关商事的习惯法、判例法，与后来的商事单行成文法并存，而形成的法律规范体系。

()但是，其商法的第一渊源，也是最主要的渊源，依然事商事判例法。

()美国商法，其商法也是以英国的普通法为基础。

在现代，一般人们谈起美国商法时，从狭义上是指已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适用的《美国统一商法典》；从广义上解释，对于什么是商法则众说纷纭。

在美国，商法是指那些与商人相关的法律。

()当今的贸易体系是以西方的贸易机制为主体框架搭成的，所以原来调整西方贸易活动的法律体系必然成为现今贸易活动的规则的核心。

并有向统一的趋势发展。

()从WTO的许多规则中都能看出原有的商法痕迹。

为了融入已经形成的贸易体系，非西方国家和区域必然要受到以西方为主体的贸易规则的规范，当然也会受到规则的合理保护。

中国历经多年才迈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就是非西方国家融入现今贸易体系的例证，同时彰现了这一过程的艰难性。

但是鉴于商法的开放、发展特性，相信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对全球各种文化所形成的、能为人所认同的规则予以包纳。

形成商法诸因素之析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一西方商法的源头说法难一，如孟罗·斯密所述“据近代少数学者之意见，商法之历史系始于公元前20XX余年之巴比伦。

当时巴比伦法律中关于商业方面之法规，极为发达，此史实昭然，毋庸或疑也。

……自来有人认为：此巴比伦商法曾有巴比伦商人输入腓尼基及地中海诸国。

但此种推定，颇难成立，因为此推定完全根据巴比伦与地中海诸国制度之相似一点，作为其论断之前提。

……关于地中海商法之发展，吾人在研究希腊法，尤其在研究雅典法时，始觉“脚踏实地”。

盖希腊法与雅典法中，不仅可发现种种适合商业需要之制度与规则，且可见有不少之证据，证明当时确有通行于地中海各地之普通商法的存在。

”（）源头之溯还待后来能够新发现的考古物证、文献予以深研细究，但对于其的完整形成则基本上是在中世纪普遍认同。

中世纪是西方历史中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而商法确在这一历史时期得以形成。

鉴于此，对于商法形成的诸多因素有不同之析述，尤以伯尔曼在《法律于革命》宏著中做出了明晰的表述具有标志性。

伯尔曼从人口统计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对西方商法形成作了分析。

通过对中世纪人口的变化分析，得出人口的增长使农业生产迅速扩展，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急剧的增大和增加，促进了新的职业商人阶级的出现和壮大。

商法的形成就是应商人阶级的需要而适时之必然。

在对城市贸易和乡村贸易并重分析的基础上，推出因贸易活动的操作、管理、归置等技术的诉求势必使得商法不仅形成而且多向性延伸。

不仅严格意义上的销售活动归商法调控，而且商业交易的其他方面，包括运输、保险和资金筹措等也归其调控。

同时由于调控的需要和商业实践的变化，使得商法的法律技术设计不断创新，如流通汇票应用和有限责任合伙的产生等等。

为了与一般的观点区别，分析资本主义在中世纪的兴起，从政治因素方面提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上是相容的，而且是完全相互依赖的。

认为封建-农业价值同资本主义-商业价值根本上是一致的，并且能够达到合法的妥协。

即商法能够也必然在封建主义的条件下产生和形成，而不是反之。

分析了教会改革的诸多方面后，针对通行的观点：把教会认为是中世纪倒退势力的源泉，表述出自己的看法：教会不仅相信使商业活动与一种基督徒的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还认为商人的经济活动也能成为通往拯救的一条途径；教会也认为商法应该反映教会法并不与教会法矛盾，尽管商人们并不总是同意这种观点；但商人仍然将其行为置于一种以上帝的意志为基础的规范之下。

“一种声称要把商人的灵魂引向拯救的社会经济道德得以产生。

这种道德体现在法律之中。

法律是商业活动和灵魂拯救之间的一座桥梁。

”即教会是商法形成的促进因素之一，而不是简单的将其划入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障碍。

而兼具政治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十字军东征和殖民运动促进了远距离的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扩展了商法的范围。

（）伯尔曼的精析把商法的形成诸因以一种立体的架构展现出来，使得各因素成为商法形成的共因，而不是重此轻彼，可谓是一忠于历史，深析历史的经典表述。

二如果没有精深的历史学和法学功底而试图作相同的分析，势必构成东施效颦。

但又有古语：后生无畏，或者说年轻无畏，无知无畏。

现欲班门弄斧，试图以一个初学者的视角和东方人的思维来对中世纪商法形成的因素作些浅析。

同时为有别于伯尔曼所分析的结果，当然并不是对其分析结果的不认同，而是在承认其所述的基础上从另外的方面来做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