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化与培植党的合法性基础_李玉林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收稿日期:2006-05-25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化与培植党的合法性基础李玉林,段艳华(华中师范大学,湖北 武汉,430079)摘 要: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必然拥有民众对其价值、制度和政绩的高度认同。

当前,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宏观政治生态环境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这些变化从各方面给党的合法性基础带来了诸多挑战。

为应对挑战,中国共产党合乎逻辑的应从各方面培植其合法性基础: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0型权威;提高绩效张力效应,获得新的/特定支持0。

关键词:转型;小康社会;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培植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681(2006)05-0046-03合法性基础是现代政治系统赖以存续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

作为现代政治系统运转轴心的政党,其统治效能不仅仅在于其掌握的强力手段,更重要的是以统治绩效和一套特定的政治理念说服社会成员,取得后者的信任和支持。

中共十六大指出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要机遇期。

中国共产党运行的宏观政治生态环境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因而,如何培植党的合法性基础,保持党的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便是一个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政党合法性基础的宏观分析政党追求合法性,旨在通过民众的支持率来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政党目标。

根据现代政党理论,构建执政党合法性基础主要是通过民众对政党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绩效认同来完成的。

具体说来,价值认同是指民众对执政党倡导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

这是执政党赢得合法性的思想基础。

因为民众对现成制度的认识,对政党纲领的理解,都是从执政党提供的价值理念中获得的。

一个执政党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对民众灌输自己的价值观。

当一个执政党的价值观念被民众抛弃的时候,合法性危机也就产生了。

其次,制度认同,一方面是指民众对现成社会制度的接受;另一方面也指政治主体对权力的获得和行使符合制度的规范。

就第一方面看,民众对现成社会制度的认同保证了政治主体执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

如果一个社会制度不为该国的民众所认同,而政党又在这一社会制度中动作,那么,政党本身就缺乏合法性基础。

第二方面,是民众对政治主体获取权力和运用权力合乎规则的认同。

现代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体制的最大区别是权力来源的不同。

现代民主社会,政治主体的合法性主要是遵循宪法规定的规则。

其标志就是政治权力主体和政治权力的运作严格受到宪法和相关法律的约束,一旦违反宪法或法律即意味着它的政治合法性的丧失。

再次,绩效认同,这是指一个执政党通过宪法规定的制度获得了执政权力,这是具备合法性的重要要素。

但从政治实践的过程来看,获得权力认同的执政党并不一定有很强的合法性。

只有当权力与政绩结合起来,才能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

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宪法、制度还不完善,所以政绩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政绩的合法性在第三波新兴民主化国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0[1](P312)综上所述,执政党对合法性的诉求只有建立在民众对其价值制度和政绩的高度认同基础上才能实现,忽视任何一方,都会带来合法性危机。

二、社会转型对培植党的合法性基础提出的挑战当前,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政治生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这一系列因社会转型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与政治生态之间的冲突性张力,给培植党的合法性基础带来诸多难题。

(一)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与政治意识导向力的弱化,使党的价值认同面临挑战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引发经济基础的变化并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变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私有企业的长期存在,使得一批游离于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阶层或利益群体,表现出他们自己独特利益追求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取向,社会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一元化#46#的格局被打破。

意识形态的互动更多地表现为妥协渗透、和谐共处的特点,社会意识形态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

此外,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从/单位人0到/社会人0的角色转换,经济利益成为党员干部和普通民众价值判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职业流动性强,党组织正常的思想教育、组织管理较难覆盖到这部分人,非主流意识形态就很容易突破他们的思想防线。

不仅如此,小康社会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趋势表现在党员队伍中,就是诸多的党员私营企业主、党员外商代理、党员个体户以及拥有大量私人资本的党员的不断出现。

这些人由于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政治思想、价值观念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党的思想统一。

另一方面,/社会人0到/网民0的角色转换,出现了真实社区与虚拟社区并存的社区结构新特点。

使人们的社会参与感、归属感和被需要感产生了新变化,加之/社会人0角色的多元化,都对党的价值认同带来挑战。

(二)社会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对现有政治体制的诉求,使党的制度认同面临挑战。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优化产业结构,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等。

这样的结果使不同社会成员、不同社会群体、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甚至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逐渐突出起来,造成社会阶层分化不断加剧。

社会利益格局较之过去一元化特点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各阶层在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原因而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使得财富聚集与个人的知识、技能有呈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

一方面社会贫富悬殊在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不公平竞争而带来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结果。

这两个结果就成为利益群体社会冲突的基础,它会诱发阶层间的仇恨心理,从而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给我国政治发展带来较大的政治压力。

别外,这种社会结构变迁不是简单地从二元结构到多元结构的转变,在这一结构变迁的背后蕴含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内涵,那就是要求政治参与[2](P274)。

从我国利益群体角度来讲,他们在经济上的收获完全是得益于政府提供的自由经济活动权利,因此他们的基本的政治要求就是希望能至少让这些权利有所保障,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更希望扩大这些权利。

他们对自身权利的保护寄希望于政府。

他们一方面希望将自己的意愿通过某种渠道向政府传送,另一方面更希望自己的政治表达能为政府采纳。

利益群体的政治参与要求就成了小康社会潜在的或者说是隐性的政治压力。

这样,政党体系能否和怎样兼容不同的社会阶层?能否和怎样将许多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纳入到党的组织网络?就是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必须进一步回答的问题。

(三)民众期望中的责任无限与党的政绩有限之间的差距,使党的绩效认同面临挑战。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不仅取决于其价值体系的合法性,还体现在通过实实在在的政绩满足人们需要所获得的认同和支持。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快,各种利益群体的最大共同点就是把实现自己最大化利益的期望寄托在执政党或政府身上,党和政府似乎承担着无限责任,然而,事实上任何政党或政府也不可能始终如一地保持良好的政绩,受益群体或政策覆盖面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均匀,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要求都得到满足。

与此同时,我国公众往往又以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为参照系,但事实是我国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起步而难以迅速企及。

/结果,便在渴望和指望之间,需要的形成和需要的满足之间,或者说在渴望程度和生活水平之间造成了差距。

这一差距就造成社会颓丧和不满。

实际上,这种差距的程度就为衡量政治动乱提供了可信的指数。

0[3](P50)再者,虽然改革开放政策的巨大成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合法性收益,但是,由于改革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和问题。

例如贫富差距的扩大、失业的增加、治安的恶化、农民与基层政权的矛盾等等,依然是未来改革进程中威胁政绩的重大隐患,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和解决,就会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合法性基础,带来合法性危机。

三、培植党的合法性路径选择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由于各子目标建设之间的非共进性和非均衡性使党的合法性基础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其合法性基础依然存在,目前没有任何其他政党可以代替。

中国共产党必须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永远保持先进性,培植其合法性基础。

(一)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时代在前进,作为对物质能动反映的思想意识也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

经济学家诺斯曾指出:/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了的结果仍能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

0[4] (P58)可以说意识形态的灵活性是其发挥权威合法化作用的基础。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日深,人们对政治的神秘感也随之降低,原有的价值系统或受到重新审察,或遭否定和抛弃,并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视自己所处的政治系统。

因为一个系统中的主导意识形态如何能够完成自我更新,并对权威重新做出有效的系统阐述,不仅决定着意识形态本身的生命力,更关涉到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用改革的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通过实践的检验,剔除那些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出发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假马克思主义,剔除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的已经过时的观点和主张,及时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世界思想宝库是丰富多彩的,西方用以指导其政党实践的某些理论也是世界文化的优秀遗产,我们不能因为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就使那些本应属于#47#全人类共享的政治理论空间变得狭小,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各种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思想观点,使党始终在理论上高屋建瓴,把握世界大势。

另外,在进行价值创新与构建转型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时,必须注意充分挖掘民族主义的价值资源。

从国家政治层面上看,积极而健康的民族主义情感与理念是一种可以维系和巩固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共识的极为珍贵的、/天然0的政治资源,对社会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整合力,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因此,这就要求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以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理念中开发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的政治资源,这才有利于维持和巩固政治体系的权威合法性基础。

(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0的政治权威。

根据韦伯的观点,/法定)))理性型0权威/依赖于标准的规则的合法性的信任,同时也依赖于在这种规则下发出指令0。

所谓规则就是/人类用以约束自身的一组法则0,其合法性即意味着法则实施过程中的公正性与有效性,而指令即政策,其合法性不仅包括政策实施效果的有效性与无歧视性,还包括政策制定程序的正当性。

所以政策合法性离不开合法化制度所提供的有效保障,规则制度是更具根本性的东西。